【大纪元6月6日讯】在中国大陆，老百姓有一句经典的总结：“共产党的会多！”确实，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共最高层的会议，还是省市级会议、地县级会议；抑或是单位里的“学习会”、“总结会”，乃至各种场合的“动员会”、“见面会”等等，各种各样的会议每天都层出不穷，而且大大小小的会场里总是密密麻麻乌鸦鸦一片，使人觉得这个“国家”就是个“会议之国”，人们整天就是来开会的。你也会经常遇到带着矫情口吻的中下级官员抱怨道：“我们就是会多！”确实，中共这个政权正是靠开会来运转的。
然而，“共产党的会多”，其实只是个表面现象，其实质是因为共产党的“官多”，是“官多”造成了“会多”，而“官多”，正是共产党“独特”的统治“法术”。
我们知道，中共是个靠谎言和暴力维持政权的罪恶集团，它在具体控制人民的手段上就是采取了全方位监视的方式，党政机构及其派出人员遍布城乡、村镇、街道，乃至每一幢居民楼和临时性路边集市。即使时代已到了高度信息化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大陆的普通民众，不仅仍然不习惯在公众场合谈论时政，甚至在自己家中也不太敢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所谓隔墙有耳，祸从口出，小心为妙。这是一种普遍的心态。一则人们长久恐惧于中共的监控密网，二则中共严密的监控体系仍在高效运转着。
中共要实施严密监控，就必然需要大量的人力，这样也就必然形成了中共政权的一大特点就是——官多！无论是按数量还是按占人口的比例来计算，中共政权都属于古今中外罕见的“官国”。在这个“官国”里，各种官职满天飞，人们崇拜官职，并且习惯于见面互相称呼“官职”，什么“毛科”、“王局”、“巴主任”等等，即使在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称呼“老板”的多了，但“老板”的背后往往还是藏着顶“官帽”，通常私营企业的老板都得“捐款”弄个“政协委员”或 “人大代表”的“官帽”，这样，自己的“事业”才能在“官国”里有所发展。至于有些中共的官员喜欢别人称呼自己“老板”，并非是他不喜欢自己的“官职” 了，而是在他的意识里，“老板”不仅是“领导”，仍是“官儿”，而且还隐含了“大款”的时尚与气派。
在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则可谓无处不是“官地”，无地没有官员。最恶劣也最可怕的是，即使是大中小学校，从教授到校长，都是统一比照行政级别分配工资待遇的——其背后是忠于党的程度而非学术或教学水平。一九八九年前的北大校长、书记是正部级待遇，“六四”后一段时间降为副部级，后来又恢复为正部级。在北大，非教学的党政人员，如那些党委办、团委办、组织部、宣传部里的人员，其待遇尤其是政治地位往往要优于教师。虽然，按中共政策，教师也是干部（即“官儿”）编制，但与“官国”也即“党国”嫡系相比，自是矮人一等。不只是北大如此，大陆的高校、中学、小学，乃至任何中共的机关单位、厂矿企业也无不如此！这就是中共这个极端专制政权的控制手腕与统治术。一九九二年，有一位访问了北京大学的外国观察家感叹说：“北京大学是什么？它是中国政府的一部分！”从学校的共产党化、政权化、衙门化、等级化，我们就可知道中共这个从上到下无处不官的“官国”特征了。虽然最近十多年来，又加上了个“企业化”、“市场化”，但其“官国”的性质和特征并未根本改变。
据最近（二零零六年）中共官方媒体公布的“官民比”，即二十六个农民养活一个官员， 以大陆的实际人口十五亿计，则今天中国大陆的官员约有六千万之多，事实上，这还只是个表面上的官职上的统计数字，并不能真正反映出大陆的“官国”实情。在这个“官国”里，还有数量庞大的虽无“官职”，但却起到了“官用”——当官的作用的“积极分子”。这数量庞大的“积极分子”，基本上是由中共党团员甚至是少先队员所构成，他们与大大小小的中共官员一起成为亿万双时刻“睁”着的无所不在的“监视的眼睛”，实现了中共全方位监控社会、全天候监视人民的目的。中共常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其实它的用意就是鼓动人民之间甚至党员干部之间互相监视，并且向党密告。在中国大陆，之所以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基本的信任，其总根源正在于中共这种监视与鼓励密告甚至公开揭发的制度体系。
按理性的治国方略，官多一定是国家的大忌，易生各种弊端并降低效率等等，所以，古往今来，只要是个正常运转的国家政权，都尽可能精政简吏，使“官民比”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比例上，国家才可正常而健康地发展。但是，二十世纪中叶以投靠苏俄和使尽各种阴谋手段而窃取了中国大陆的中共政权，其“治国之策”却是具有特别的“独特性”。其“独特”之一就是官多——为了维持政权和稳定政权。中共确是以“多官之策”欲达到目的，并且它已经达到了目的——以“官多”使政权维持在“高效运转”中。于中共政权来说，官多，不只是可以达到立体的监控社会和全体人民，将一切它认为的“异端”和“不稳定”的苗头、因素及时发现并随时加以剪灭，官多，还起到了强化专制力度和制造恐怖气氛的作用，以让普通民众打消产生质疑和反抗的念头与行动，使广大被监视者甘受其奴役，从而保存其政权的稳定。
近些年，中共不断对外宣传什么“事业单位改制”、“三千万人告别‘国家干部身份’”云云。其实，这又是中共惯用的欺骗伎俩，是在制造假象！只要中共的党员人数不减少，只要中共年年在大力发展群众入党，中共就不是在真正“改制”，“官国”还是“官国”，“党国”还是“党国”！众所周知，在中共统治下，人们都要遵守一个中共的规则：要得到提拔先得入党。入了党就是党的人了，就是（专制）体制内的一分子（干部——官）了，就有了获取名利的途径了！当然，“入了党” 也就等于上了“贼船”，一旦有事（如镇压人民），“党员”们就必须“听从党的号令”“冲锋在前”了——这时又具有了军队的作用！否则，就要受到“党”的制裁！一九八九年“六四”中共高层实施屠杀人民之时，就向它的数千万党员发出了“动员令”。
“党员”算是“准官”，入了党也算是入了“官员”行列，戴上了“官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大中学校还是个私业主，都在“积极”入党的原因。也所以，中共一边在高喊“减少干部”，另一边又在大力吸收党员，使党员——“准官”人数保持年年增长，以使严密监控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统治系统继续“高效运转”。可知，中共的“变”还是为了它（极权专制统治的）“不变”来的。
在外人看来，中共的“官多”似乎已到了荒唐的地步。比如，这里我们以南方某地一家中共国营公司的厂办刊物来说明这个问题。厂刊《今天》是这家国营公司办的一份季刊，由企业的团委主办，发表职工“创作”的散文、言论、诗歌和科普文章。这份刊物十六开大小，不算封面，总共才四十个页码，也就等于海外常见的一期普通的报纸的厚度。但它竟设有“编委主任（一名）、主编（一名）、副主编（一名）、责任编辑（四名）、版面策划（两名）、终审（一名）”（见该刊二 00二年第四期目录页）。就是这样的一本薄薄的普通的内部厂刊，竟需多达十人来操办，其中三人是“官员”，其余者，于工厂来说，也都算是“宣传干部”。
这不是人浮于事吗？这确是人浮于事！但这份刊物是公司党委及宣传部门的喉舌，是中共在这家企业实施严密控制的直接体现，虽然厂刊的人多——官多了，但控制力也增强了，并可以使办刊人员之间互相监督（监视），以防止出现政治差错。你看，这不就把党的政策宣传工作和政治稳定工作做到了细处了吗？
为了政权的稳定，中共是不会在意人浮于事的，不会在乎什么资源浪费的。相反，它要的就是它控制下的人人都关心它的政治、政权的稳定，只要人力物力都能用到这上头，也就不是浪费而是“工作需要”了。所以，我们看到几十年里，总共不断高喊什么“精减机构”、“减少冗员”，实际却是机构不见少，官也越减越多。其实，这正是中共这个政权的狡猾和邪恶之处，一边欺骗人民，一边奴役人民。
中共这个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官少，它只能官多。官多，才可控制社会，监视人民，保持其政权的稳定；官少，政权就不稳。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面，而且是中共打着如意算盘的一面。其实，中共的“官多成灾”，已经使整个“官国”运转不堪重负，为了有足够的“润滑”资金，势必更加压榨百姓。官逼民反，官再多，也不能让中共摆脱最终覆灭的命运。
这正是：机关算尽够阴险，反算了卿卿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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