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2日讯】2006年初《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遭停刊，新闻传出后在台湾引发了一阵反应。相较于过去台湾传媒对于类似事件的回响，这次的舆情约略创了一点小的记录。
这就是说，假使从龙应台在《中国时报》等海内外华文报纸同步发表的批评文章（<请用文明来说服我>）起算（1月26日），至3月15日为止，台湾的四家主要报纸对这则消息的报导及相关评论，数量不少、呈现的意见光谱也相当多样。
《自由时报》有6 篇，是外电编译及外稿评论，没有任何一篇是记者撰写。《苹果日报》是10篇，除了一篇内稿，其余的作者身份与文稿性质与自由相同。以上两家报纸对于冰点事件的再现，倒也符合它们过去的表现。相比之下，比较不寻常的是《中国时报》与《联合报》。前者以最显着的篇幅处理，甚至派遣资深记者前往北京，在查禁与压制的负面事件中，带入了正面讯息。中时对于冰点的当事记者、外界的奥援、传媒自由度的有限增强、新技术强化传媒人冲破言论封锁的空间，大致抱持审慎的乐观基调。中时总共刊出了27篇文稿，并且全部在第四版或两岸（第十三）版，其中八、九成是中时记者的撰述。
联合在新闻版面也投入了7 篇，其中6篇是记者评论或报导，1篇是外稿。但最特殊的地方是，《联合副刊》另刊登了7篇评述文章（其中3篇文长，各刊两日），起于陈映真发表在2月19与20日的长文，与“龙应台女士<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的商榷”。最近一篇则是发表于3 月15日的文章，该文的讨论架构不是言论与新闻自由、不是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不是中国内部的三农或贫富差距与环境生态等等问题、也不是反美与否，该文是作者路况驰骋其“无穷想像”的场域。路况以自己所熟悉的学术资源，有下列说法，‘真的可以突破美国文化霸权的思想禁制与陈腔滥调，进行“非美式”观点的自由独立考… 大概只有法国的前卫思想家…’。接下来，路况表示，“但那毕竟…是书空咄咄的书斋玄想”，最后是路况心境的宣泄：‘放眼今日世界形势，似乎还是中国最具有走出一条“非美式”路线之潜能…开创新局。’
这是旁观者清吗？路况、或者更准确地说，忧心美国的主流经济生产模式及其相应生活方式终将不利于人类、终将不利于所有生命现象之存在的人，是在以一种局外人的说法、用语或期许，对于局内人、也就是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提出了一种局内人难以承受之重，因此徒然暴露了局外人的非分之想与不识实务吗？还是，局内人、局外人的分别，普世性与特殊性的差异，其实在时间这个最伟大的夷平者与创造者眼中，都只不过是一体的两面，都透露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命题的暧昧魅力与明确困境？
在关注并阅读了这段期间这些报纸的报导与评论后，台湾的读者假使能够进而阅读何清涟女士这本书，必定会有莫大的领悟。作者曾经是局内人，但目前不得不是局外人，她以相类于其知名著作<<现代化的陷阱>>的笔调与丰富素材，通过了亲身的经验筛选，以更系统化及更具有历史纵深的视野，导引我们认识中国的传媒。
究竟什么是中国传媒？假使仅从表面观之，存在着很多的局外人难以理解的地方。
比如，中国大陆从党、立法、司法与行政等部门，相继以各自的宣称或行动，乃至于立法，表明中国官方也在使用西方传媒的语言，或说中国官方也很重视传媒应有的重要职能：舆论监督。又如，起自2001年的无锡市，至2005年的深圳市，中国已经有20余个地方政府执行了预防职务犯罪的法规或行政命令，其中均明列舆论监督的地位。2004年2月，作为“反腐败”的一个环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出台了，它将“舆论监督”列入十种监督制度之一。2005年5月10日，广电总局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和中宣部《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实施办法》，对各下级单位发布了《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广播电视舆论监督工作的要求》。
但是，不争的事实是，虽然有关药品、食品、生态环境…等民生议题，以及对其他公共领域的人与事之监督，并不欠缺，惟如孙旭培教授所说，涉及“高层次”（对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舆论监督依然薄弱。再者，作为最权威的舆论监督节目，也就是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以及作为最知名的跨地区舆论监督平面传媒《南方周末》本世纪以来的批评力道，是在减弱而不是因为有了这些法规而增强。中国的舆论监督至今多属打苍蝇、不打老虎、打死老虎…，以致于许多人说，只要政治体制没有调整，舆论监督之说也就只是在说说之后，折损了这个概念应有的鼓舞与激励作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使得有心之人，望舆论监督这个术语而却步，不愿提及，而不是选择运用官方也得认可的概念，推进传媒的进步空间。
大格局既然是如此的诡异，那么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的“荒谬”事情，或是你鼓励、我压制的例子，也就见怪不怪。比如，2003年8月28日，“小小”的地方单位江西定南县政府，因为《人民日报》报导了它违法拆迁私人房屋的行为，竟然敢于“太岁头上”动土，将当日的中央一级刊物扣押，不准其在县内发行，事隔两天虽放行报纸，却硬是将该则报导撕下。2005年7月下旬，浙江与江苏这两个经济同样发达的省份，几乎同时对于舆论监督的要求，有所回应，只是方向刚好相反。江苏要求媒体必须事先将稿件交给被批评对象审阅，如果被批评对象未签署意见而传媒径自发稿，记者、编辑、值班主任，将受处罚。但浙江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及个人若以任何形式干扰舆论监督，就必须接受批评教育，也可能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到了9月中旬，另有新闻传出，指广东、河北等十七个省市联名，要求中央发文，禁止传媒异地监督，但新华网同时发表文章，应该是意图为中央舆论监督，加油打气。
若说中国的现况与趋势，游动于阳奉阴违的、限缩的、肤浅的，以及合理的、扩张的、深入的舆论监督之间；那么，中国传媒的现状与未来究竟如何定性，是个更大的问题。1949年之后，依其财政来源，我们或许可以说，中国传媒经历了三次大转型。第一次止于1957年。其后至1979年1月28日上海《解放日报》刊登广告之前，是第二次。目前这种将近定型但还没有完全定型者，不妨称之为第三个大的转型。中国政府在这段期间投入于传媒日常营运所需的资金，比例日渐减少（这里说的是日常营运，而不是整体资金构成，是因为中国广电总局从1983至2003年间，投入于广电基础设施…等等项目的资金，估计约是电视所有广告收入的2至4倍），这就使得传媒的性格不得不产生变化。虽然行政力量还是发挥关键作用，但利润竞争及其占有的强化，特别是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第143个会员（2001年12月11日）以降，这种思维与实作对于传媒的渗透日深，也是实情。这些力量最后会将中国传媒推向何方？环境如此险峻，浸淫其中的传媒人员，是将臣服于逐利的逻辑、受制于行政权力当中的不当箝制、是共谋于这两股力量，还是，官方仍有机会与能力，提出符合传媒工作者需要的传播政策，运用但也驾驭传媒市场、使利润竞争服膺于非利润的竞争而出现一种“协调式竞争”的传媒架构？
对于这组问题，本书提供了一些线索，但无法回答。曾经担任1998至2001年的《南方周刊》常务主编、现任香港大学中国传媒计划主任与上海大学研究员，于2005年12月受邀至台北市担任驻市作家的钱钢，在来台之前曾于9月底在美国发表讲演。他的讲词不啻是从另一个角度与这组问题，有所婉转的对话。钱钢提及，有人说当前的中国传媒是“虚假伪造、枯燥无聊、备受检查”（phony,boring and censored），他认为，“枯燥无聊”是言过其实，而“暴力、戏剧化、性诉求”也许抓住了部分图像，但他自己宁可选取的三个字眼是“控制、变化与混乱”（control,change and chaos）。
这样的“变化”会往哪个方向移动？“钱权的结合”、“能卖就是好新闻”，或“不受政府控制也不屈膝于商业”？关注中国及其传媒前景的人，仍然必须以各自认知的价值，通过稳健的态度，既有论述又有行动，为营造符合各自理念的情境，努力准备，使其提升而不是沉沦。
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主任 冯建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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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锁中国 — 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秘》一书，是何清涟在为中国人权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的基础上增修而成，全书25万字左右。由台湾黎明文化公司于2006年5月下旬出版，首印2000册已于7月初售完，第二次印刷的1000册亦已投放市场。
作者秉承其一贯的研究风格，以非常详实的资料，系统分析了中国政府如何从制度与法律上对媒体进行严密的控制，“国家安全”这一名义是如何被中国当局用来惩罚那些不听命的记者以及对中国现状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该书还以大量篇幅介绍了中国政府在控制新兴传播媒介网路上的各种“努力”。作者以其在海外的观察便利，分析了外国传媒为了进入中国传媒市场而放弃新闻自由的理念，自觉与中国政府合作的各种姿态。有关中国政府迫害本国记者以及对海外华文媒体的渗透，书中亦有大量分析。
有关中国传媒市场化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研究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这本书堪称第一。作者本人有长期在中国媒体工作的经验，这本书打破了世人对中国传媒市场化必然促进媒体自由化的迷思，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的严苛状态。可以说，本书为了解中国政治民主化为何困难重重提供了一把重要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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