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6日讯】50年尘埃落定。岁月无情，天宇澄澈，功罪彰显。半世纪前平地风波使神州枯槁、人心寒彻的“反右派”，这场伤损共和国元气的人为灾难，在当代史上滴血至今，成为中华民族永恒的痛。侥幸存活至今的受害者以百万计，无辜株连者以千万计，知情者亲历者良知未泯者以亿计，海内海外久闻此惨祸而郁愤于心、如鲠在喉者以数十亿计。苍颜白发，抚膺追思，桑榆既晚，殷望在兹。值此世纪交替，科学与理性的曙光渐次照亮大半个地球，联合国及多种国际组织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成为文明社会之共识，倾一抹亮色于神州大地。但科学发展观的真正源头和根本前提是科学历史观，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莫不导源于此，历史的延伸才有了现在和未来，对历史教训的吸取才有了社会正义和人类自身的提高。无论现实中的丑陋或既往的沉渣都必须揭示和清除。这是社会进步的本义，是科学历史观的真正内涵。建立在如此求真务实基础之上，科学发展观才不虚假，才能体现于施政的现实。“反右派”灾难的恶果50年来一直严重阻碍着中国历史进程，这是客观事实。唯有正视历史，负起历史责任，以行动重建诚信，复苏道义，召回民心，才可能引领人民共谋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和中华祖国的振兴不能在无源流的干涸河床上行舟。而人民，才是承载此舟使之得以航向国家兴旺的丰沛河水。
本文试谈两大问题。
第一、“反右派”运动的性质和直接后果。
著名学者胡平《一九五七．苦难的祭坛》一书中，以理性思考的冷峻、坦诚地指出了性质：“从现代法理上讲，反右运动实际上是一次由国家实施的犯罪，由国家有组织诬陷公民、侵害公民基本人权，直至非法拘禁滥用刑罚。‘改正’反右运动，首先就必须涉及国家罪错问题。但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国家罪错从来就是一个巨大的、‘理所当然’的空白，更不会有任何一位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历次罪错承担半点责任”。
那么，这场“由国家实施的犯罪”，残害了多少中国公民呢？
这里分两个层次。一是据《中国“左”祸》一书援引的官方数字，具有国家公职的在职人员被戴上右派帽子者全国共552,973人，截止1979年“改正”者552,877人，未予改正者96人，错划面为99.98%，而当时在职人员中被戴上所谓坏分子、阶级异已分子、历史反革命等等多种帽子的受害者还不在其内，其数目和改正情况不作公布。
二是“反右派”运动作为总名称，在全国的打击面，包括有无公职、各类身份、各种帽子被列为专政对像者，据2006年网上披露的数字，1958年5月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是3,178，470人。其中，右派集团22,071个，党员右派278,932人，高校教职员36,428人，高校学生20,745人。另有中右分子为1,437,562人不在上述总数之内。“中右”又叫“内控右派”，即被视为不顺眼的潜在中的右派，对他们是从轻发落，不予拘禁，暂留公职，只在黑档案里记上一笔，随时可以践踏之。至于那儿名御笔钦点的大右派，据说考虑到国内外影响，须留作样品，当时则以降几级工资“养起来”，让他们长期咀嚼被批斗凌辱的余味，以示宽大。22年后普遍改正时偏又不给这几名改正，真是揉捏羞辱到极致。“反右”的主要打击力是放在大面积即300多万名受害者身上。对于原来有公职者及大中学生右派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三种：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监禁。劳教和劳动监督名为“最高行政处分”，实则皆为专政对象，都是剥夺自由的拘禁，扣发工资及全部合法收入，强制劳动。对于社会各个阶层中非公职人员的受害者，则冠以各种名目的帽子，或监禁，或管制而成“群众专政”对象。人满为患的监狱也实在容纳不了。已入狱者则通过看守所这个中转站不断输往大中型劳改企业，这是全球最廉价的劳动力。“少杀、多捕、长判”的六字方针长期执行，尽人皆知。超负荷的体力摧残与精神凌辱的对象，从耄耋之年到十六、七岁的在校高中生，老幼参差，同时罹祸，仅从年龄悬殊之大，已足见其伤天害理。许多人熬不过来，工伤、工残、饿死、累死、病亡、自杀，不断发生，坟丘累累，有掘坑群葬者，冤魂堆叠。
“反右”的被残害者究竟犯了何等滔天大罪呢？
现在仅以被领袖称为“全国右派之首”的“章罗联盟”一案为例，可作最典型的说明。中国民主同盟，这个最大的合法的“参政党”的两位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当时身为国家交通部和森林工业部长，是民主党派中尚未垂老昏聩的人物，在中共统战部连续多次座谈会一再敦请帮助党整风的盛情难却之下，乃表达下述两条建议：一是对建国短短五年内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导致的大批错案应由各级人大政协牵头，进行一次复查清理；二是政策实施方案的制定应作最必要的意见征集和专家论证，增强一些全面性、合理性，减少无谓的消耗。
如此善意但实际上很肤浅的建议，无论置之任何条件、任何历史时空之下去挑剔和评价，都无法从中找出争权夺利或篡权夺位的因子。这种建议的深度和质量，离领袖一再教诲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其实还差得很远，但不知触动了哪根神经，竟被目为分庭抗礼，而冠以“平反委员会”和“政治设计院”两大恶名，上敌我矛盾之纲，阶级斗争之线，章罗二人被划为极右分子，迫害凌辱压抑至死。同时，用断章取义曲解原话的手段使储安平、葛佩琦罹祸。著名的“爱国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国家粮食部长，其言论更轻微不足道，也同时被划为极右，后来被毒打致残含冤而死。他们连同好几位中国学界的名教授，都是御笔钦点的右派，都是“阳谋”引出来的“蛇”的代表。其余百万起右派案例，毋须枚举。
“反右派”20年后“改正”时，故意留下十万分之一做靶子，以证明“反右运动本身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了”这个说辞“有理”。且不说它于法于理于情都悖谬，而且首先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重要原理直接冲突。马克思说：“任何质量都通过数量来体现。数量和质量的统一叫做‘度’。任何科学只有当它能够运用数理方法来分解和证明自己时，它才成为真正的科学”。这个重要原理写进过无数本哲学教科书，使之成为普通常识。既然把99.98%的人都整错了，又怎样“分解和证明”“反右本身没有错”呢？硬要维持这个荒唐说辞，就得先从哲学上推翻马克思。
另一个模糊空间是“改正”与“平反”的政治定义，几十年来在宣传上和具体对待上存在着人为的混沌。如果是同义词，改正就是彻底平反，则应该以准确文字形诸于正式决议，同时作出相应经济赔偿，表明真正与严重的历史罪错告别。这就开启了政治文明的重要一扇窗扉，证明代表先进文化和代表人民根本利益不是谎言。如果改正不是平反，不该平反，则须以法理和事实为据，向全国全世界作出令人无可置辩的阐释。如果“改正”二字是企图淡化22年的残害，回避国家赔偿，忍心坐视受害者死、残、枯、竭、忍心坐视受害家庭已经陷入的特殊弱势群体的困境而无动于衷，则是在延长和加深这场政治迫害的恶果。有风凉话称，“国家赔偿法是后来才有的，不能据此给右派补偿”。那么人类的良知要问：划右派的“六条标准”不也是在大鸣大放之后，在“言者无罪”这个钓饵缩回去之后，才添加进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去的吗？这篇迟迟发表并删改得面目全非的东西，假装忘记了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原话，用事后安设的陷阱来残害公民，它有什么法理依据？宪法中又有哪一条允许用个人名义的文章来代替法律施加刑罚？还应该问：“文革”刚刚收敛的70年代末，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极度困难之时，就及时全额补发了各级领导干部受冲击期间被克扣的工资，当时又有什么国家赔偿法呢？同是违法克扣公民工资，同是民族灾难，同应善后补偿，为什么要顾此而弃彼，人为地加深社会的不公呢？人类良知还有权利问：“改正”之后一直回避实质性问题，又找不出稍为像样的遁辞来正面回答，老是用拖延手法捂盖子，不愿承担历史责任和道义责任，是否意味着还想保留以同类手段“由国家实施犯罪”这种法西斯特权呢？1997和1998年，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秦华孙代表中国政府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庄严签字，这是我国向世界郑重表明，承认并决心履行这两个体现人类主流意识、体现人权法理依据的重要国际公约，但为什么对“反右派”恶果这一大笔无法掩盖的历史欠账，讳莫如深呢？
第二，笔者认为，为了国家民族免遭同类灾难，为了“鉴昔导今”，唤醒理性，共补阙失，与时俱进，应该让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对“反右派”的形成原因、历史渊源和社会恶果至少有一个轮廓性认识。各门类学者应作专题探究。对其中几个实质性问题，愿略陈管见，求教于方家，求验于历史。
“反右”的历史渊源直接起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整个40年代，由当时的客观政治历史背景和主观方面的企划与实践构成。客观背景的主线是：中共作为以斯大林为核心的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即使1944年“国际”解散后也仍然是“老大哥”麾下的一个“兄弟党”，数十年中早已形成听命于莫斯科的惯性。30、40甚至50年代前期，莫斯科传输至延安的三大政治要领成为中共的圭臬：第一、片面的马克思主义，即阶级斗争和暴力镇压为纲的斯大林主义。第二、用国家力量宣传并推行的一个违背客观实际的荒唐判断，认为20世纪内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必然爆发，必然因垄断垂死而走向灭亡，国际共运必须完成世界革命，打了仗再建设。第三、专制型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思想禁锢，以维持和巩因政权。这三大要领，凝结而为领袖集权的总纲，体现于“光荣归于斯大林”这句呼声。这表明一个历史实际：斯大林既以法西斯纳粹为敌，又以法西斯纳粹为师。“为敌”是霸权利益之争，“为师”才是本质意义上的承续。
长征之前的瑞金时期直到建国，这20年中的中共领袖对“国际”和斯大林指示中的其他错误部分，都有清醒认识并作了有效抵制，否则无法取得全国政权。但是对上述三大政治要领不但不抵制，也不仅是照抄照搬，而是发扬光大。光荣归于领袖这句呼声绝不止是虚荣和风光，其实际价值是一切战功、一切权力归领袖。延安把它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把领袖权力从决策权和组织指挥权扩展到生杀予夺之权、扭曲人性之权。也就是把有制衡的民权变成无监督的集权。因此，我国早就应该完成的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不但至今没有完成，而且不允许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领袖以革命的名义完成了军事政治力量与集权专制的接轨，“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句精练表达实质性内容的领袖原话，标志着接轨的天衣无缝。前秘书李锐先生说：“这里的马克思指的是斯大林”。李锐维护了马克思的名声。
日本侵华，为领袖企划并实践他的“双线战略”提供了最佳历史机遇。这一战略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取得成功。
“双线”的第一条线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联合抗日。领袖指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即让开大城市和铁路、干线公路，一方面让侵华日军挥戈直进，一方面让国民党后撤，于是形成极广阔的沦陷区，由中共占领广大农村，以16块根据地为依托，聚集起兵员百万。朱、彭、聂、左等大批将领真想抗日，也真想检验自己的攻坚实力，乃调集军力打了一大串漂亮仗，史称“百团大战”。在中外称颂中，却招致领袖极大怨恨。斥责的表面理由是说“引起日军三光政策的报复”，骨子里的原因则是此举暴露了实力，耗用了夺江山的资本。这段历史情结蓄积成领袖的一块心病，直到“文革”中残害生命已经垂危的彭大将军的时候，才由若干造反派组织以传单形式传抄解密，也就不算秘密了。这算在彭老总“早就在破坏伟大战略部署”的罪状上，真教人心寒齿冷。但是抗日乃民族自卫的义举，战场节节胜利，军事资本得到扩升，于是在军事一元化的战争背景下，领袖“双线战略”中的第二线也同步推进，这就是以我划线，翦灭异已，扑灭民主意识，制造个人迷信，确立集权专制。40年代之内，就在延安这块“圣地”，完成了四件标志性的重要史绩：
（1）借“整风”拉下民主意识强烈的总书记张闻天；
（2）借“抢救运动”首创大规模羞辱知识分子的先例，随后杀害了王实味；
（3）制定并通过了确立个人专断权的《党内历史决议》；
（4）召开“七大”，烘托领袖地位，巩固集权模式。这里要说明，领袖后来自己称，他并未下过杀害王实味的命令，笔者对此深信不疑，而且可以推断在“文革”中他也没有亲自下过整死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张志新、遇罗克这些人的命令。如果连该由第一线代理人操办的事也让一把手亲自来干，就实在是低估了大国领袖的政治张力。
在“双线同步”的过程中，第一条线的军事胜利卓有成效地掩盖和美化着第二条线的不义和卑劣。就本质而言，这是用集体的战血和胜利来消融除领袖以外的一切个人，消弭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共和国”远未实现，就在所有“为共和国奋斗”的革命者的头脑中，先把“共和国”的基本要素即保障民意的法治架构和人权理念洗荡一空，为服从专制腾出全部空间。这是对内部而言。内因决定性质和方向。
对外则是迥然不同的另一套表演。那时离全国政权这尊大鼎还远，公开场合唱的是最冠冕的民主高调让人传至中外，最有代表性的大约是两次。一是跟黄炎培老先生的谈话，领袖说他长期孜孜以求的愿望终于达到，“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能“跳出”“亡也忽焉”的“周期率”，“这就是民主。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二是“七大”政治报告，干脆以“论联合政府”为标题，大讲民主制衡和民权伸张，白纸黑字地写道：“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人还敢说‘训政’或‘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不应该废止和结束了”。
这些令人读来润肺的语言使人感到，跟着领袖就必定走进政治民主的理想国。现在掩卷凝思，难道瞧不出来这两篇民主高论恰恰是他发动“反右”时“引蛇出洞”的蓝本？对此类“阳谋”手段驾轻就熟而且数十年颇感自豪，这才是真实心态。
革命提速，政权到手，口气就变了。客观原因固然是斯大林体制要求的“一边倒”，但从建国前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按捺不住的骄横恣肆来看，更主要的是登基的狂喜中明确显示的对集权专制的追逐，这才是压倒一切的统治理念。他忽然装作忘记了一贯自矜的广博学识，简单化地一笔抹煞两百年发达国家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法治政体和人权保障机制，否定了这个人类文明最重要成果的普适意义，堵断中国融入世界主流社会的一切可能性，把独裁宣布为唯一合法。文中尽管大量堆砌“人民”二字，但被全然抽空了实际内容的“人民”概念，只是一只令人发笑的空壳，恰如“文革”中的“群众”二字，什么恶行不能用它做幌子？对不起，这个“人民”概念沿用到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也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两代志士仁人呼号期盼中的民主和科学，1949年比1919年“5．4”运动时离中国更遥远了。革命胜利带来的是，胜利本身扭曲了革命者自已，甚至吃掉了革命者的儿女。
建国伊始，对并不起眼的一部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开始了政治棍子抽打文艺和学术的先例。紧接着是号召私拆和收缴公民信件，歪曲其内容制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领袖执笔以《人民日报》按语的名义直接给案件升级定性，不劳什么刑事确认和司法控辩。毕生为新中国呐喊的民主诗人胡风就踩着老同学王实味的血迹，以无期徒刑入狱，78位文友同案罹祸，一千多人无辜受株连，这就是闻名世界的共和国第一起文字狱。
试点既已成功，宣布“舆论一律”，思想禁锢发挥其全部能量，不到两年就开始了扩大打击面一万倍的“反右派”运动的发动和制造，其恶果就远非胡风案所能比拟。家业扩大了，专制必须提升到新高度了。
“反右派”遭受残害的公民总数等于当时的瑞士联邦全国总人口，美丽的波平如镜的日内瓦湖畔的联合国机构，吸纳着东方信息，感到了震颤。而这个被残害的人数又超过了当时丹麦的总人口。质朴善良的丹麦民族把童话之王安徒生贡献给了人类。这位每滴墨水都浸透人道精神的一代文豪，任他驰骋怎样的想像，也不可能设想超过他同胞总数的善良公民同时被拘禁被蹂躏22年的人祸会在这个星球上发生。这叫什么人间？
要完成这个大动作，要动用整个国家机器来实施这场犯罪，当然必须首先调动骨干力量协同操办。此中难道就没有一个诚实者感到了道德危机？没有一位肝胆之士挺身抵制？这里触及到一个深层次问题：其基干队伍和整个国家机器的组成人员究竟是个什么精神状态？首先，运动的打击面已事先规定为公职人员总数的10%，非公职领域比照此数去实施，以知识分子作为打击重点。这个比例是作为硬任务下达的歼敌总数，谁若对此疑惑或抵制，特别是对制造这起人祸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有异见，一夜之间就被列入右派名单。划右凑不够名额，则在不顺眼的分子、非亲信的人员、另一宗派的成员中去点名。再不够，对不起，“整风小组”的基层组长就有立场问题，就该由他自己凑数以填充右派队伍。如此恐怖的局面下，谁愿当出头的椽子？领袖本意正要净化阶级阵线，纯洁阶级队伍，点名让谁去劳教本来就是一件随意性极强的事，找个借口做罪名有什么难？“思想改造”的意思就是谁都有“原罪”啊。
笔者坚信当年的革命者无不是怀着“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奋斗”的纯洁愿望和崇高理想投奔而来。但是随着颠沛和“历练”，他们对奋斗目标的憧憬已经被虚化成为极空洞、极脆弱的柔性理念，怎么经得起专制主义强权的撞击？早先的初衷被说成是个人主义，服从专制才叫做阶级觉悟。人皆有之的自保意识和利已本能决定了他们必须折服于“中国国情”，后来又称“中国特色”。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有过如此经历：羞赧地、捶胸顿足地批判自己原先一切自由、民主、平等观念都是小资产阶级意识。这就叫做改造世界观，也就是改造生存方式。改造的方向是成为驯服工具和识时务的俊杰。一面高唱大公无私，一面被激发起心灵深处所有自私的因子。正如举起右手宣誓时，念的是一回事，想的是另一回事。
特别重要的是另一类人，秉性之中，原来就预埋着痞子的因素。他们不愿意瑟缩着过日子。他们的痞子因素被激活、培育、提高，更自觉地接受“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哲学，各自探索出诀窍，在“与人斗”的施暴过程中上升到残虐险狠的水平，并随即顺藤攀附，占据要津，随时揣度授意，扑向猎物。具体人的精神状态千差万别，但共性只有一个：盲从。盲从产生的恐怖力量，中国人领教最深。盲从所要扑灭的，首先就是对最基本的善恶是非的判断力。
有了如此忠顺的队伍，有了不断按比例从队伍中整肃异议分子的手段，有了思想禁锢状态下的威压式宣传灌输，还有什么政治运动会缺少奉行者、操办者？还有什么人间恶行做不出来？1954年刘少奇作了第一部宪法报告，宪法却保不了这位国家主席的命。“永远开除其党籍”时是中委全会一致通过；恢复他党籍时又是中委全会全票赞成。这个世纪笑话向世界展示的“党”形象，有点悲凉。党心党魂在哪里？
“反右派”暴露的是专制主义者由衷的恐惧：对斯大林暴行被揭露有可能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恐惧，对波兹南和布达佩斯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呼声的恐惧，对中共自己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从党章中剔除了领袖个人名义“思想”的提法的恐惧，这意味着阶级斗争永恒论的宣传缺乏了合法性，造神运动缩减了市场，自己有可能从超党的太祖太宗的地位跌落为普通党员。出于这种恐惧，他抓住“八大”决议出台不满一月、墨迹未干、还来不及宣传贯彻之时，一句话就推翻这个决议和整个会议精神。他尤其恐惧有独立思考能力者象鲁迅那样的深沉目光和锐利笔锋。1941年宣传上需要之时，他连用五个“最”字把鲁迅捧上了天，写进了《新民主主义论》，而到“反右”时节，对不起，又是领袖原话：“鲁迅要在今天，他或者彻底沉默，或者关在监狱里继续写”。这句名言使当时在场的黄宗英等人脸色霎白，知道鲁迅也被列入蛇类。
“反右派”之前，每一波造神运动总有军事胜利来圆场，来证明它造神有理，凯旋的气氛足以封堵任何的指责或怀疑。但从“反右派”开始一直不景气，刺刀遇上经济问题，缺少了冲喜的捷报，怎么办，只能靠吹嘘。全国大小党报一个劲大肆鼓吹“大跃进奇迹”，亩产几万斤粮食的“农业卫星”天天升空，砍光天然林大战钢铁的“工业元帅”处处升帐，中国已经“扫完全部文盲”，超英赶美。《皇帝的新衣》故事在第一人口大国不断上演，十亿人民同声赞美“新衣”而并不以为思维错乱。政治需要的浮夸虚报形成了半个世纪的巨大惯性。今天，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模式以更深入更执著的方式在中国官场延续，不断缔造出新官。
“反右派”以御笔亲书“引蛇出洞”和“阳谋”这个警句，宣告了中华美德之首的诚信彻底沦亡。尔虞我诈、背信弃义、告密有功、人人自危，以几何级数泛滥成灾，毒化民族心灵。今天倍觉这个苦果的荼毒之烈而且看不到消退的尽头。开国之君的言行秉性历来是顺民们万众追摹的范本。刘邦狡诈故西汉世风奸猾，刘秀诚笃而东汉信义高张。百姓的心态崇拜一把手，由此形成了民族劣根性。中国社会何时才走得出“反右派”的阴影？
“反右派”强有力地延伸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可悲的规律：从谭嗣同开始，社会每前进一小步，都要以中华民族最优秀儿女的鲜血为代价；而就在这每一小步的前进中，又都裹带着中国知识分子堆里充当帮凶和帮闲者的媚骨奴颜。这类鹰犬是“国家机器实施犯罪”的实体力量。50年来他们滔滔不绝地教训别人，正确的人常常被逼着做检讨，受迫害的人总是在不停地忏悔。这种是非善恶颠倒的局面，唯有在“反右派”运动彻底平反之后，全国上下才有条件协力同心以消除之。50年来多种社会弊端，都可以在“反右派”灾难中清楚地找到它们的源头。如果没有“反右派”，就不会有它的姊妹篇“文革”。
将来的历史学家能够秉笔直书，忠实记述“反右派”史实的时候，将不是以墨水、而是蘸着受害者的血、蘸着在专制凌虐下的屈辱民族的泪，写下最为锥心泣血的一章。
谨以此文，竭诚伴随有正义感的读者纯净真挚的一瓣心香，虔诚致祭于半世纪前“反右派”被残害者中没有熬到今天的无数冤魂之灵前，作沉痛的悼念。中国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