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采访报导）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出现了一个中产阶层。政府官员、企业主、公司经理、高级职员、医生、教师、律师，以及许多知识份子都成为这个阶层的一员。中国《新周刊》最近发表的“中国人压力报告”认为，中国的中产阶层所面临的工作、家庭和心理压力，远远比国外的中产阶级更大。
记者石山邀请到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和原陕西电视台记者现为自由撰稿人的马晓明，就中国人所面临的生活和社会压力进行讨论。
记者：请两位谈一下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压力。《新周刊》刊登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压力报告”。这个提法非常有意思，就是说虽然中国经济增长很快，大家收入也增长很快，但是他们认为中国中产阶级，我想他们主要是指白领，城市里的白领，现在面临社会、家庭、各方面压力非常大，不但超过西方国家，也超过所有发展中的国家。
孙教授，您曾经去过台湾、也去过香港，去过很多地方，您怎么看？
孙文广：我想中产阶级，中国的白领，确实有这个问题，就是他压力比较大一些。比如说在公司里任职的，虽然他的薪津上去了，但有些公司并不太稳定，大起大伏很大，那他在这样单位里就有些压力，如果他在公司被解雇了，或是公司倒闭了，他就面临生活上的困苦。
记者：马晓明先生，您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马晓明：我是这样看的，现在人们的收入水平比起20多年前当然要高了许多，人的生活也有程度不等的提高。但是接踵而来的是子女受教育的问题，还有医疗问题，购买住房、购买车等等，相应的增加，这实际上对白领来说，是新增加进来的压力。
记者：世界各国大概都是这样的情况，经济、社会整个变化速度比较快的时候，压力会变得大一些。在中国这方面也可能比较突出，是不是？孙教授。
孙文广：是的，这个社会突然地变动，我觉得有这样一些方面，一个是有一些企业暴发起来，现在有的企业上得很快，但垮得也很快，这都有很多的报导，就是大起大落。他买房买车就贷款，分期付款，他付这个款有很大的债务压力，房贷压力还有车贷的压力。
记者：现在中国也有说法叫房奴、车奴，就是说打工都是为房子打工。
孙文广：这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他上去的时间并不长，并不像台湾、香港工作相当稳定。
马晓明：我补充说一点，这是说到现在有许多越来越高的消费，比方说买车买房等等，他有一个什么因素呢？孙教授他刚才也说了，在自己力不从心的情况下他也要买。社会上有一种比照、攀比，所以这也是铐在自己身上的一条枷锁。
记者：正常的一个社会体制，好像有很多减压的机制，包括社会福利、全民教育、心理辅导、心理医师，在中国是不是比较缺乏这种减压的机制？
孙文广：在中国是这样，压力来自很多方面，比如刚才提到的房奴、车奴，还有教育也是这样。
减压机制在中国确实是少了，因为中产阶级也是最近几年形成的才十多年，过去是没有。在外地像台湾、香港，他有很多社交活动，这是可以减压的一种方式。在中国就缺少这种社交的活动。有的包二奶的，反过来更紧张，因为你得给她支出了。
记者：传统社会里减压最终的机制是宗教信仰，这方面可能在中国更缺失。
孙文广：那是的，把宗教迷信和封建迷信都连系在一起了，所以真正信宗教的，白领是比较少的。在台湾在香港，很多人都信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台湾信佛教、道教的比较多，精神有一种寄托，在教会里有些交往。
马晓明：我说社会上也有原因，自己能不能够给自己解除一些压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现在在相当一个阶层里，全部都汇入这种巨大的生活竞赛和生活比拼中去了。
孙文广：我有这么一点看法可能和这个题目有点距离，就是中产阶级里，刚才提到信仰，这个信仰可以缓解压力。另外要有一个社会的追求，或参与社会的一些有关维权活动的话，这个压力可能还可以舒解一些。利他主义的追求，压力相对的会小一些，因他把目标订在为社会。
记者：除了维权以外，也有很多其他方面，像环保…
马晓明：慈善、救济等等都为服务，它有很多内容的。现在这种体制就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如何多挣钱，如何改善自己的近况，如何住的房子更好一点，车子买的更高档一点，孩子送到什么样的学校等等。它把人民的注意力引导到这些方面，政府是有责任的。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