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9日讯】张宝胜当时是个二十多岁的未婚男青年。他的父母亲是部队干部，随军南下时，把他留在老家辽宁某地（好像是抚顺），由亲戚照顾。他从小就有一种特殊的“本领”。不论家里的食物藏得多么严密，他总有办法找到和吃掉。当时的生活条件很差，食物老被偷吃，谁也受不了。所以，那位亲属就不要他了。年仅十二岁的他就只好一个人顶门立户，生活相当艰难。他就到附近的矿区去上班劳动。
他的特异功能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有一次，他把邮局的来信交给一位青年女工。女工在看信时，他就在旁边“说三七”：“啊哟，还叫你亲爱的呐！”那女孩子羞愧交加，就去找保卫科干部，说张宝胜偷拆了她的信。保卫科干部就把张宝胜找来，批评他不该偷拆别人的信。而张宝胜则辩解说，他并没有偷拆了她的信。保卫科干部问：“既然你没拆信，那么你是怎么知道信的内容的呢”？张宝胜说：“我是用鼻子闻出来的”。保卫科干部听到如此荒唐的回答，更生气了。他随手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递到张宝胜的鼻尖，说：“你闻吧，这里说了些什么？”张宝胜不慌不忙地说：这里讲的是“一对夫妻一个孩”的号召。其实那保卫科干部自己也没细看是什么文件。经过张宝胜这么一说，再看文件上讲的果然是这个内容。在场者无不惊叹不已。从此，张宝胜有特异功能的消息就传开了。
据说，海关总署曾多次请他去破获走私案。当时科学仪器还不很发达。他穿着便衣，站在边防海关人员旁边。过关者身上藏着任何违禁物品，都逃不过他的特异功能。因此，张宝胜为海关缉私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有一次他的缉私无意中得罪了一位县级领导，他用特异功能发现了一个入境者私带大量手表。而此人却是县领导的岳父。那个领导对他怀恨在心，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他出身不好，当过小偷云云，使他久久地背着黑锅。
后来，张宝胜的名声越来越大，引起了公安部的极大兴趣，他们特地把张宝胜请去“偷”银行。目的是倒要看看神偷手的功夫究竟可能达到什么程度。他们在桌子上放了一沓钞票。让张宝胜在夜间把它“偷”出来。张宝胜轻而易举地做到了。请注意，他是在银行外面做到这件事的。公安部一看连这也难不倒他，就加大了难度。他们在桌子的周围放置了两台红外线测试仪器，让红外线交叉地射向那沓钞票。许多人知道，红外线测试仪的简单原理是，只要有人来到附近，只要有热源，仪器就会把他记录下来，即使当时得手，事后也能找到作案者。因此这一回，就不那么容易了。张宝胜在银行外面转了两三个小时，终于完成了“任务”，而在红外线测试仪器上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令人难以置信！
贺明教授和张宝胜朝夕相处，对他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发现张宝胜确实有一系列异于常人的地方。比方说，张宝胜睡觉比一般人少，一天只睡五到六个小时。吃饭很少，爱吃水果。他不喜欢理发，他说一理发头就疼。当张宝胜睡着时，贺明好奇地摸模他的头发，发现张宝胜的头会随着手的触摸来回缓缓摆动，而头发则发出轻微的辟啪声，仿佛带电放火花似的。
对于张宝胜来说，什么耳朵认字，什么人体透视，都属于小儿科了。有一次，他应邀到叶剑英家做客，叶剑英亲自写了两个字，张宝胜虽然有点紧张，也还是用耳朵认了出来。叶剑英感到很满意。
至于在日常生活中，张宝胜给大家表演的特异功能更是不胜枚举，有时令人瞠目结舌。例如，一天大清早，贺明教授和张宝胜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图书馆去，贺明看一张当天的报纸，没有看完，就该走了，而按照规定，当天的报纸又不可以外借。两人只好走出图书馆。走了大约二三十米，张宝胜突然喊了一声：来了。说时迟那时快，他从贺明的后背刷的一声取出一张报纸，原来就是贺明刚才看的那张，有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图章为证。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有一次，张宝胜和贺明，还有一位姓朱的女编辑，三个人在街上走。张宝胜的手里突然出现了一张五元的人民币，手再一动，五元的人民币变成了十元的人民币，过了一会，又变成了一元的人民币，然后是两张，三张，四张。哪儿来的呢？张宝胜哈哈大笑，说是从那位女编辑的钱包里拿的。女编辑拿出钱包一检查，果然是她的钱。
贺明教授请张宝胜到电影院去看电影，时间还早，他们就在附近的书店里翻看书报。贺明教授专心致志地看一本书，张宝胜没有多少文化，只是翻看一些连环画，不久就腻烦了，催贺明走，可是贺明正看得起劲，不舍得走。张宝胜不耐烦了，就摸着那本书问贺明说：你是不是就愿意看这本书？贺明点点头。张宝胜把书放回书架，就和贺明一起走出书店。到电影院还有一段距离，而且要拐几个弯。进了电影院，找到座位坐下。不一会儿，张宝胜喊了一声：来了。只听到唰的一声，那本书掉在了贺明的头上。
有一次，他们俩到一家商店，想买几枚钮扣。可是顾客很多，营业员忙不过来，张宝胜等待很久，不耐烦了。就往柜台的玻璃上敲了两下，离开了商店。这时，贺明发现张宝胜手里已经有了五枚他想要买的那种钮扣。
还有一次，他们到蔬菜店去买黄瓜，也是顾客很多。张宝胜不愿意再等了，就和贺明一起出了商店。走出去不久，张宝胜手里突然出现了五根黄瓜。可是，他接不住这么多黄瓜，有一根掉在了地上，对面走过来的路人觉得好生奇怪。张宝胜赶紧把黄瓜捡起来递给贺明说：“你的黄瓜掉在地上了”。这才敷衍过去。
他们临时住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招待所里，有一天停电。张宝胜打开房门，身子在室内，用手从房门外一把就拿回来一支蜡烛，显然是刚刚熄灭不久的蜡烛。隔壁房间的同志知道张宝胜本领非凡，就请他也给整一支蜡烛，张宝胜再次打开房门，往房门外一捞，又捞回来一支蜡烛，也是刚刚熄灭不久的，送给了隔壁房间。
贺明教授陪同张宝胜来到一位国家科委副主任家做客。主人家里有一只捷克斯洛伐克友人赠送的洋娃娃，放在书架顶上，人够不着的高处。据说，老主任曾经请过多位高手试图把它“搬”走，结果都没有成功。这一次就请张宝胜显现身手。谈话结束，两人告辞出来。一路上，连步行和几次倒车，才回到北京师范大学的招待所。上楼梯时，张宝胜走在前面，贺明紧跟在后，张宝胜先进了房间，那只洋娃娃早已端坐在房间里了。据行家说这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而是古已有之的“小搬运。”
贺明教授曾经问过张宝胜：“小张，凭你的本领，事实上你想要什么都能得到。为什么不多为自己弄点钱呢？”张宝胜回答说：“人生在世，够用够花就行了，不可以起贪心。如果我产生了贪欲，我就会失去我的功能。”贺明夸奖他这种想法是很好的。
至于张宝胜的特异功能是怎么来的，他自己也不知道。反正他们家的其他人都没有这种功能，没有遗传基因，也没有高人指点。
关于张宝胜的特异功能还可以讲述很多很多，有的简直令人感到匪夷所思，非目击者根本难以置信，我当时记录了六十多项，其中有一半以上是贺明教授亲眼目睹的，另外三十项是他听说的。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叙述了。
这样的能人自然引起了上层领导的高度重视。钱学森曾经写信给中共中央，郑重地“以党性保证特异功能确有其事，不应该轻易否定”。不能因为有些现象暂时还无法用现有的科学知识解释，就持否定态度，甚至不承认其客观存在的真实性。根据钱学森的倡议，在北京成立了西山生命科学研究所。其中张宝胜是重要的成员之一。还有几位成员，本事也非常了得，不在这里多讲。我担心，在党和行政的高压下，这个研究所已经不复存在了。
上述事例说明一个问题：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东西不要轻易持绝对的否定态度。因为，非常简单的道理在于，如果你认为你自己已经掌握了全部真理，你就会有意无意的听不进不同意见。你就会先入为主地认为某种现象违反了某某科学原理，或者违反了哪个哪个革命导师的理论等等。这一来，在捍卫“马列主义理论的纯洁性”或者捍卫“物理学基本原理”的响亮口号下，你必然会作出支持一派，打击一派的愚蠢决定来。
我听说，有过这样的趣闻。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包括张宝胜）举行现场表演，邀请胡乔木参加观看，被胡乔木拒绝了。不但如此，他连自己的两个秘书也不让去。为什么呢？他说：“如果我们去了，就等于我们承认了特异功能的确实存在。”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又是什么样的心态？
另外一种现象则是，某些从事“科学打假”的人，参加了一两次，甚至几十次的特异功能的现场表演，都发现了“破绽”。于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果断地声称“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特异功能，凡是特异功能都是假的”。
且不说这种人的主观动机是否有沽名钓誉的成分，就说这种“一叶障目，不见树林”的思想方法，也是大成问题的。它丝毫也不利于对新生事物的研究，也不利于对原有科学理论的探索和改进。
历史上这样的反面例子可多的是。说是一千年前，如果有人说地球是圆的，而且在转，会怎么样呢？他会被看成是疯子或者骗子。人们会雄辩地说：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如果地球是圆的话，那么生活在地球下半部的人们岂不都掉下去了？在当时，这听起来不也是相当振振有词的吗？就因为这么一点点“小事”，布鲁诺竟然被活活烧死在罗马的百花广场！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是荒唐已极，不可思议的事情，偏偏就曾发生在我们的星球上！人们记得四百年前，伽里略曾被迫写悔过书，违心地承认错误。然而，紧接着他把笔一扔，说出了一句名垂千古的话：“但是，它毕竟在转!”时间过去了四百多年，天主教会终于撤销了对伽里略的不公正的处理决定。这里用得上另一句至理名言：“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
再举个例子，许多人看过硬气功的表演。两个人把一支两头尖的钢矛插在自己的咽喉部位，相向顶过去，结果硬是把钢矛顶弯了。如果从普通物理学的角度看，这是根本不可思议的，人的肉体怎么能承受如此大的单位压强？直到现在，我也找不到科学的解释。但是，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却又不由得人不相信。
再比方说缩骨术，大家听说过吧？有人有异食癖，吃玻璃，吃金属，吃黄土，还有人专门喝汽油，喝农药，最近还有一位科学家论证隐身术是可能的！这些在报上都有报道，有的还附有照片，你说是真还是假？我在大学有个女同事，双手都带电，她碰什么电器，那个电器就坏。我在北京西山康复医院见到一位姓陈的中年气功师（可惜忘了他的名字），运用气功给患者治病。我们几个人亲眼目睹他在三米以外运用气功将一位患者从病床上水平地悬到空中，离床一米多，持续好几分钟，等等，等等。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诚信此言。
遇到这类事情，是像个不成熟的孩子似的急急忙忙予以否定，大加鞭挞呢？还是开动脑筋，刻苦钻研，集思广益，寻找答案呢？这显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其效果也截然不同。一个对科学发展起促进作用，一个对科学发展起阻挠甚至扼杀作用。
我对特异功能实在是门外汉。但是，仅就我所听到和所见到的，我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大有学问，太值得研究了。决不能把许多人行骗说成是所有人都在行骗，决不能把一次，两次，甚至十次，二十次的不成功就说成是某某现象就绝对不存在。就说“科学”的定义吧，有人给科学下的定义是一定要可以重复试验才能证实其确实存在，这一点本身就过于武断草率。因为这样的定义也仅仅是一些人在一定的有局限的条件下给定的。为什么就一口否定，某些高级的科学现象也可能是不能重复或者很难重复的呢？就拿张宝胜的某些“尖端”的特异功能来说吧，它们就需要良好的环境和放松的心情。二者缺一不可。你让他“变”出钞票来，或者“变”出蜡烛来，决不是说变就变的。一次不灵完全不能因此草率地冠以“骗子”的雅号。关键就在于他不是在变魔术！许多魔术师曾被邀请到现场参观他的表演。事后异口同声地表示：“他和我们的不一样，我们是耍魔术，他的可是真的！”
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是不是人类就掌握了所有的大自然的奥秘了呢？当然不是。我记得，当人们提到牛顿对科学的伟大贡献时，他曾经谦虚的说过，他像一个儿童，仅仅是在浩瀚的大海边上捡到几块贝壳罢了。二百年过去了。世界上有几个人有资格自比牛顿的呢？在这千变万化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上，我们尚未探知的大自然奥秘比比皆是，正是有赖全世界各国人民，首先是科学工作者们同心协力去探索，去发现，去开拓。而在这方面首要的条件是虚心再虚心，谨慎又谨慎。决不能对自己没有遇到的新事物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更不能把自己一时还不懂得的事物武断粗暴的打成“伪科学”或“邪门歪道”。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我对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了解得太少，也就是个中学生物理知识的水平吧。所以，当我从1963年的一本《红旗》杂志上读到一篇介绍《相对论》的文章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比方说，如果有人问，父亲比儿子年龄小，是否有这种可能？我想，即使今天，绝大多数人仍会觉得这是个荒唐的提问。这可不是什么“脑筋急转弯”。
答案却是，当人在宇宙飞船里以光速的十分之九的速度前进时，运动物体的长度会缩短一半。在地球上的人们生活了两天，而太空中生活的人却只过了一天。假如这位宇航员是25岁离开地球，在太空中度过25年，他应该是50岁。而他那5岁的儿子呢？在地球上已经度过了50年，现在该是55岁了。所以儿子的年龄反而比父亲大。当然，我叙述的是极其浅薄的结论而已。而且根据目前的科学水平，这仅仅具有理论意义，离付诸实践为时尚远。但这毕竟是指导今后实践的理论啊！
最近科学家研究发现物理学中一些基本常数诸如光速、将粒子锁在原子核内的强相互作用常数等，可能随时间变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常数。总之，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某些过去人们以为是天经地义的结论可能遇到挑战。看来，几位热心科学打假的先生们又有事可做啦！
还有一个浅近的例子。大家在中学学习的时候，都知道欧几里德平面几何学的基本原理，说是两条平行线永不相交，另外，三角形的内角之和等于180度。所有其它的定理都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果有个学生说，三角形的内角之和不等于180度，恐怕他在考试时肯定会不及格。但是，许多理工科的大学生都知道，地球是圆的。地球上任何两条平行线无限延长下去，肯定会相交在南极和北极。可见，两条平行线不但相交，而且有两个相交点。因此，三角形的内角之和也不等于180度。它可能大于180度，也可能小于180度。由此又引申出来两种“非欧几何学”。它们对于航海，航空等事业意义重大。对于大学数学专业的学生，它们都是必修课。
还有一个许多人已经熟悉的脑筋急转弯问题，问一加一等于几？小学生都知道答案应该是二。可是在二进位制的数学里答案却是“一零”。再比如说，前几年风靡一时的三维立体画曾经吸引了多少大人和小孩，它把人们带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不禁产生一种眼界豁然开朗的感觉。至于四维空间呢？四维以上的空间呢？许多人更会产生一种闻所未闻的感叹。只能说：信不信由你了！
通过以上的例子，只想说明一个问题：自己还没有研究透彻的东西，千万不要轻易否定。同样一个概念，放到了一个以前不知道或不熟悉的坐标系里，马上会出现全新的概念和结论。
下面我讲另一个话题，也是关于“伪科学”的。大家记得，哈尔滨有一个名叫王洪成的小伙子，据说,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祖孙三代没有出过文化人。他养过猪，学过木匠，当过兵，后来担任公共汽车驾驶员。
1992年，他声称发明了“水变油”的奇迹。一时间，媒体纷纷报道。据说至少有十二位省，部级干部分别在不同场合观看了他的现场表演，无不为之折服。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对他尤其重视，为他开辟了实验基地。他本人也沾沾自喜，自诩应该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金。他在全国范围内搞了高达数亿元的集资，打算大规模推广这个项目。短短几年，先后有300多家企业介入这一项目。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被公安部门逮捕了，被判了十年徒刑。罪名是诈骗！
问题就来了。究竟是不是诈骗，关键在于他发明的“水变油”究竟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他想推广这项发明，当然要集资，这根本和诈骗靠不上边。如果是假的，那么，那么多科研单位和省部级领导难道都是白痴？那么多科技工作者都上了王洪成这个魔术师的当了吗？
接着往下看。王洪成被捕了。但是这项事业还得进行下去啊！于是他的助手们到处奔走呼号，请求社会主持公道。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两次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严肃保证“水变油”的奇迹确有其事，是经过多次反复试验的，希望党中央收回成命（这就再次证明，决定抓王洪成并予以判刑的，不是法院，而是无所不管，领导一切的党）。其中一份报告的原件我见过。结果怎么样呢？据说，江泽民看了很不以为然。不仅不予采纳，反而说：“你们哈尔滨工业大学怎么也信这个”？结果不出所料，在下届补选科学院院士时，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党委书记（或许是校长，我记不清了）落选了。
这个话题本来可以结束了。可是，故事又有了新的进展。有一位姓徐的老将军，退休前是兰西军区的空军司令员，在抗美援朝时是我军第一批试飞员，堪称德高望重了吧！他在高干病房里看到了这个消息。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有什么希奇的？我们当年在朝鲜战场上一直是这么干的”。原来当时飞机燃料极其紧张，而仗又不能不打。怎么办？就把一份汽油分成三份，往里面加水，再加上一种粉末，就上天打仗去了。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是那么干的。可见，水变成的油不仅可以用来启动汽车，而且能够用作飞机上的燃料。要知道，上天的东西比地面上的机动车风险大的多，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但是人家照样敢用它，而且确实有效。由此可见，这也不是什么新东西，恐怕评不上什么诺贝尔科学奖。
但是不管怎么说，“水变油”虽非奇迹，倒也确有其事啊！即使有许多尚且不够完善之处，那也仅仅是如何采取措施加以改进的问题呀！但是凭什么逮捕王洪成这个“发明人”呢？这就要涉及中国大陆的社会制度了。能人有了成绩，周围的红眼病就随之而来。一个小学文化的人，一下子变成了百万富翁，多少人不甘心啊！于是，百般挑剔者有之，竭力否定者有之，更有甚者，就是百般施压，企图逼迫他交出秘方来。遭到了断然拒绝以后，就软的不行来硬的。这才是逮捕他的真正原因。把他抓起来以后，又继续要挟他的妻子：只要交出秘方，马上放人。这一招又没有得逞，于是先给他扣上“伪科学”的帽子，“从政治上搞臭他”，再判以重刑，把他一棍子打死！
近年来，媒体大量报道了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和台湾的科学家们从粪便里和从稻草杆里提炼汽油的新技术。据报道：可以做为纤维转化酒精汽油的植物，有毫无经济价值的芒草、稻秆等农业废弃物以及甘薯、海藻等，这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大好事情？这对于某些少见多怪的大陆同胞来说，恐怕又成了天方夜谭般的神话。这就叫，不同的社会制度对科学采取的完全相反的态度；而科学家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其遭遇也迥然不同。那些境外的科学家如果出生在中国大陆，大概也只能步王某的后尘而已。写到这里，真想模仿何先生的一句名言说：“谁叫你倒霉出生在中国的呢？”
说到底，这要取决于党中央对这些现象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而从近年来的一系列具体问题的处理来看，现任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在这方面的态度是非常令人失望和担忧的。其实，这件事是非常容易弄清楚的。你们几个领导人在中国科学院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负责人的陪同下，亲自观察一下王洪成的现场表演，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最起码的逻辑问题在于，汽车油箱里装的究竟是油还是水呢？这样的汽车究竟能不能动起来呢?这不是非常容易查明的吗！
当前，能源危机席卷全球，中国大陆又是个耗费能源的大国。如果王洪成确实有绝招，能够哪怕是部分地解决能源问题，于国于民，功莫大焉，何乐而不为呢？至于人家千辛万苦搞出来的偏方，不愿意轻易奉献出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你不是重奖发明家，反而把人家抓进大牢，岂不令后来人寒心？
俗话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水变油”不像“点石成金”那么神秘和荒唐。（尽管现代科学技术早就可以在高温高压下把炭变成金刚钻。）国内外许多人都在研究。如果王洪成确实有“水变油”的绝招，却被国家制度予以扼杀，而时隔十四五年后的今天，许多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科研人员又各自以不同方式解决了这个急需解决的能源问题，那么到底给谁造成了损失了呢？由此可见，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偏见，无知和某些科技人员的心胸狭隘，妒贤嫉能——这些负面品质再加上毫无节制的权力就形成了一股极其可怕的扼杀科技进步的势力。
在这方面，前苏联有过许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科学院对一条狗和它的主人进行过一次有趣的正规试验。他们出动了四位科学院院士或候补院士。试验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个试验。两个院士带狗到一个陌生的房间，另外两人陪同驯狗人来到相距几十米远的另一房间。半小时后，他们汇齐。院士们牵狗回来说，到了房间，狗就趴在地板上。过了几分钟，它起身叫了六声，接着又趴在地板上。再过了几分钟，它又起身叫了七声。院士们又等了好一会，看看狗再也没有什么异常表现，就把它牵回来了。再说这边房间。进屋后，院士们在纸上写了个数字，交给驯狗人。驯狗人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闭着眼睛，作沉思状。现在人们打开纸条一看，是个13。驯狗人解释说，他被要求把信号传递给狗，让它按照要求叫多少声。但是，考虑到狗毕竟是低级动物，叫多了它可能数错，或许会不停地叫下去，所以他决定把数字13分成两次，让狗分别叫六声和七声。
第二个试验。院士们把驯狗人带到一个他从来没有来过的楼房里，要求驯狗人不说话，让狗把放在第几层楼某个房间里的一本书取来。驯狗人注视着狗的眼睛长达一分钟，示意让狗走。可是狗不走，似乎是没有全懂。于是，驯狗人捧着狗的脸，又互相注视了一分多钟。这一回狗明白了。只见它飞快地跑出门去，上楼后，很快就用嘴叼回来一本大厚书，正是院士们所要求的电话簿。
第三个试验。同样内容的要求，可是让驯狗人呆在电梯里，让狗在电梯外面。结果，狗一点也“听”不懂主人的话了。
苏联科学院的解释是驯狗人与狗之间有电磁波在交流。一旦电磁波受到干扰，信号就无法传递了。
人们经常遇到“第六感觉”和“预感”等说法。还有人说做梦真灵。
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的死就是一个例子。有一对夫妻是杰克伦敦的好友。他们三人愉快地会面又分别。夫妇二人就出去开车溜跶。可是妻子情绪始终低落。丈夫问她怎么啦？她说：“我总觉得杰克伦敦要出事。”丈夫很纳闷。他说：“刚才分别时他不是好好的吗？”妻子还是闷闷不乐。丈夫说，好吧，咱们再回去看看。可是，当他们回到杰克伦敦家时，发现杰克伦敦已经自杀了。顺便说一句，这位女子原来就有特异功能。比方说，你坐在她对面画画，她就能说出你画的是什么，等等。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可惜我记不住了。
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十六世纪在意大利发生的事情。一个家住海滨城市的男孩，到内地亲戚家度假。一天下午，他正在街上和孩子们玩耍。突然他大声尖叫起来。他说：“我的父亲掉到水里去的，你们快救救他呀！他的草帽浮上来了，啊呀，又沉下去了”！说着就号啕痛哭起来。过了几天，消息传来，孩子的爸爸果然淹死了。时间就在孩子哭闹的那段时间。
这类例子还有许多。科学家们试图解释说：这是一种返祖现象。原始社会，通讯手段不发达，而人在大自然面前又非常脆弱。时刻有遇到猛兽或自然灾害的危险。一旦遇到不幸，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让自己最亲近的人知道这个不幸。实际上就是心灵感应，也就是通过电磁波。但是发射和接收这种电磁波的对象是有很强的选择性的。随着科技发展，人的这种本能就逐渐退化了。只是偶尔在少数人身上出现，人们见到这种返祖现象或返古现象反而大惊小怪起来。当然，这也仅仅是一种假设。
再说偏听偏信的教训。在生物界，斯大林对米丘林和李森科的学说推崇备至，而对摩尔根的遗传学说则百般打压，尤其可怕的是，他们对不同意他们观点的科学家和普通工作人员都采取政治迫害的手段：判刑，流放，甚至处决，如同家常便饭。后来，赫鲁晓夫当权，他对于所谓抽像派，先锋派等艺术流派横加指责，弄得一大批艺术家备受打击，长期抬不起头来。这充分说明用权力来压制科学技术领域的某些学说，或文学艺术领域的某些流派，有百害而无一利。后来，赫鲁晓夫发现他对于某一学派的学术观点支持错了或反对错了，曾在苏联科学院为自己辩解说：“我是党的总书记，我不可能样样精通。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我要听你们的。”这话也有点道理。
某些科技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相当缺乏自知之明。在“科学打假”方面起着非常恶劣的作用。这使我想起鲁迅讲过的一段话：“不要以为自己当了博士或者教授了，就可以对世间万事都指手画脚起来。”（大意如此）你学的那么一点点东西，说到底，只不过是在这个世界上无数科学领域里的一个学科里的一个小小的分支中，对某一个具体问题上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结果罢了，哪里有什么通晓一切的万能博士呢？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中医中药。俗话说：“偏方一帖，气死名医”。西医西药传播到中国来，仅仅是一百多年前的事，在这以前，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不就是依靠中医中药来医治疾病的吗？你说，两千年前的扁鹊怎么能看出齐国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呢？华陀不经化验怎么就能确定曹操需要动开颅手术呢？
中医中药对于我们中华民族能够生存到今天，实在是功莫大焉。但是，中医中药里面有许多东西至今也无法解释。因此，总有那么一些人变着法子要贬斥它，矮化它，否定它。总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在这些人看来，凡是我或我们目前无法解释的东西，就必定是错的。而这种思维方法一旦影响了掌权者，或者说，如果掌权者采取的是这种思维方法，那么，新型科学技术必然遭殃！(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