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铭:21世纪人类面临的威胁

--极端主义走向奴役之路

阮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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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月9日讯】罗马俱乐部的报告《私有化的局限》,开卷就是一个警号:“谨防极端”!指出今日人类面临的威胁是极端主义。报告指出:

“这个世界正因走向极端而遭受痛苦:

–在一个富足的社会里却一味让极端贫困持续;

–极端不平等引发仇恨和绝望;

–政治和宗教极端主义分子试图用暴力和恐怖袭击来‘拯救世界’;

–基于落后工艺的无节制增长正导致生态灾害。”

报告主要内容是通过世界各国公共建设的大量案例,证明缺乏政府管理和公民社会监督的私有化,导致对公众利益与生态环境的损害。但这个世界走向极端而遭受痛苦的因素,不止是私有化。全球化的迷失,恐怕是世界走向极端更重要的因素。

20世纪两个宁静革命

二十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人类创造了两项巨大的历史进步,即两个宁静革命。

第一个是宁静的民主革命。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从南欧开始,迅速扩展到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又回到欧洲,使柏林墙倒坍,庞大的苏联、东欧帝国瓦解,在全球大部分国家终结奴役制度,让全球大多数人民获得自由。与以往经历战争与暴力的革命不同,这次遍及全球的民主化没有流血,是宁静的民主革命。

第二个是宁静的科技革命。有趣的是,这场巨大的科技革命,起因于美国列根总统的“国家战略防御”(即“星球大战”)计划。但星球大战没有发生,为星球大战研发的军事科技转为民用起动的科技革命,使人类从现代工业社会宁静地跨进现代信息社会。

这两个宁静革命,奠定了全球化时代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按理说,在这样的基础上进入的全球化时代,应使民主和科技进步推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的均衡发展,使人类社会更自由、更平等,使每个自由人的生命力、创造力获得更充分的实现,构建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新世界。

“全球化”迷失方向

然而,现实中的“全球化”迷失了方向。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你本来想走进某一个房间,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你发现“全球化”的现实不是更自由、更平等,没有使人的生命力、创造力获得更充分的实现,也没有走向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新世界。

现实中的“全球化”,是全球劳工和中产阶级地位下降,少数豪门巨富与权势者寡占“全球化”的利益,形成贫富两极化的所谓“M型”社会。也就是罗马俱乐部报告指出的,“在一个富足的社会里却一味让极端贫困持续。”

在“全球化”现实中迅速崛起的中国是一个典范。由于大量自由国家的资本、资源、资讯、技术、人才挹注中国,同中国开放式新奴役制度下的不自由廉价劳工相结合,制造各种产品畅销全球市场,使中国的GDP增长全球第一。但据世界银行的分析报告,二○○一年至二○○三年间,中国经济每年以近百分之十高速增长,但中国十三亿人口中最贫穷的百分之十,实际收入下降了百分之二点四。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发现,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更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中国穷人已经不仅集中在经济不发达的农村,而且分布全国各地,不仅在农村地区,也在各发达地区的发达城市。城市的贫困群体,由于生活费用高,比农村的贫困群体更难过。

这就是说,全球化和科技革命带来的利益,被少数人占有,没有为多数人带来幸福,没有带来人与人、人与自然得以永续发展的环境。所以现实中的全球化,只是片面的,或者应称之为半开放、半封闭的“半全球化”:可以在全球通行无阻的,是跨国大企业、大财团的资金、资源、资讯、科技、专业人士以及政府官员、豪门显贵,也就是资本和权势者的全球化。绝大多数辛勤工作的劳工和中下阶层,并没有全球流动的自由,出国做苦工要筹措重金买通“蛇头”,冒着生命危险历尽千难万阻才能“非法偷渡”海外!

这不是自由、平等、开放的全球化,而是半自由、半奴役、半开放、半封闭,对少数人自由开放,对多数人奴役封闭的不平等的“半全球化”,造成权力与金钱愈来愈集中于少数人,使多数人陷于贫穷与无权地位。这就产生一个吊诡现象:科技革命与全球化,本来应当提升全人类的生命力与创造力,自由与平等,创新精神与流通效率,在全球扩展自由劳工制度,使奴役制度下的劳工摆脱奴役枷锁,获得自由、尊严与平等待遇。而现实中的全球化却让已经获得自由、平等、尊严的自由国家劳工失去自由、平等、尊严,套进不自由、不平等、失去尊严的枷锁。一九四○年代海耶克(Hayek,Friedrich A. Von)写过一本《走向奴役之路》,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是“走向奴役之路”。今天现实中的半吊子“全球化”,制造着贫富两个极端的“M型”社会,正是二十一世纪的走向奴役之路。

贫富两极的M型社会

日本有一位“趋势专家”,名叫大前研一,最近出了一本书《M型社会》,在台湾十分畅销。这本书很有趣,书的主旨是论证贫富两个极端的“M型”社会在“全球化时代”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让趋向贫穷一端的中下阶层放弃提升自己地位的愿望以免失望;但作者又申明他的书“是为百分之八十的中下阶层写的”。

大前研一说:“认为你只要静静去做,就会加薪、升迁,这个大前提在全球化时代已经完全崩坍!因为中国以低廉工资为武器在后面急起直追!所以日本也必须降低成本,让社会发生质的变化,即所得阶层两极化,中产阶级消失,中下阶层平均所得与物价双双下滑。中产阶级下降到中下阶层的将一生在中下阶层,不再往上流动,日本的年功序列主义将彻底崩溃。”

如此说来,下降到“M型”社会中下阶层的中产阶级,不是前途无望了么?大前研一发明的安慰剂,是“分隔M型社会的两种消费方式,让中下阶层满足于价格便宜的低消费。”

大前研一说:“东京有两种商店,一种在东京市内高级住宅区‘自由之丘’的精品店(Interior Shop),卖意大利、北欧、日本制造的高价商品。另一种是‘百元商店’,如‘自然厨房’(Natural Kitchen)。”大前研一创造了一个“感觉中上阶层,价格下流阶层”的“新概念”,那就是:“拿着精品商店的样品到中国,要求依样画葫芦大量生产,卖一百日元,还有二十五日元利润。”大前研一形容这样的消费方式“价格便宜,感觉如在‘自由之丘’。”

大前研一的“M型”社会,是人类历史上奴隶社会的现代版。上层的奴隶主贵族永远在上层,下层的奴隶劳工永远在下层。这种现代奴役制度在中国已经形成。大前研一说的利用中国廉价劳工大量复制日本精品商品的样品,指的就是利用中国被奴役的“农民工”。“农民工”是中国开放式新奴役制度独创的一种身份,他们从贫穷农村到城市工厂、工地打工,不分昼夜建造高楼大厦,为全球厂商制造大量从廉价到昂贵的各种产品行销世界各国,为全球富豪和中国权贵创造巨大财富;而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子女,永远是被剥夺平等国民身份的“农民工”,也就是现代奴隶劳工。

中国现代奴役制度的廉价劳工

最近美国的“中国劳工观察”组织和“全美劳工委员会”公布一份报告,披露了这个圣诞节销售量高居美国娃娃市场百分之四十的玩具娃娃“布拉兹”(Blythe)是怎样生产的?报告说:中国制造一个布拉兹娃娃的工资是十七美分,是售价十五点八九美元的百分之一。中国工人一天工作时间是十三到十五小时,每周平均九十四小时,工人累得半死,每小时工资仅五十一美分。工人生病,不但病假无工资,一天病假倒扣三天工资。工人被强迫完成苛刻的定额,不完成定额不准下班。工人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十多名工人挤在一间无淋浴设备的小房间内。

报告还说:市场上有一种“中国价格”的说法,就是把价格越压越低。美国的大型连锁商店也参与施加价格压力。

这样的事实中国到处都是,对中国现代奴役制度来说不是什么秘密。区别只在于:美国的“中国劳工观察”组织和“全美劳工委员会”认为这种事实违背人权,应该改变;而日本“趋势专家”大前研一及其拥护者认为这在“M型”社会是天经地义,应当永远存在!

因此,大前研一的“M型”社会“新概念”可以概括为:在中国利用“取之不竭”的奴隶劳工(“农民工”)大量复制昔日先进国家精品商店的“样品”,满足全球中下阶层穷人的生活需求;在先进国家复制今日中国贫富两极分化、不平等、不自由的“M型”社会。这是因为,当大量中国廉价商品占领全球先进国家市场时,先进国家也就跟着中国进入劳工失业、工资下降、中产阶级消失,贫富悬殊,不自由、不平等的“M型”社会。

大前研一提出这样的“新概念”可以理解,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经是最善于模仿、复制先进国家“精品”的国家。美国的电脑,美国的汽车和机电产品,欧洲的名牌衣饰,日本都能精心模仿并以大量生产降低成本击败被模仿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此曾有批评,他说:“日本在物质上获得成功,是以损失其生命力和创造力为代价的。一个国家即使像日本那样成功地效法西方,它是除了在无从释放新的创造能量的基础上,仅仅扩大被模仿国机器生产的货物数量,其他便一无所获。”

但日本昔日的模仿、复制致胜术,今天已无法同中国开放式新奴役制度下的廉价劳工相竞争。日本经济经过失落的十年(Lost Ten Years),已经超越汤因比批评的时代。日本经济学家樱井真(Makoto Sakurai)指出:今天的日本已是强调R&D(研究与发展),彻底实施产品差异化以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的国家。以丰田(Toyota)汽车为例,今年(二○○七)全球生产八百万辆,其中在日本国内保持稳定生产三百万辆。国内生产的这三百万辆,是以高价位、差异性高的产品为主。这是日本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新生,从“日本制造”(Made in Japan)提升到“日本创造”(Creativity of Japan)。

21世纪人类命运的选择

新上任的美国第一一○届国会,也提出与大前研一“新概念”不同的方向。美国历史上首位女议长裴洛西在新国会发表演说,宣布将提出一百小时立法议程,回应“要求变革”的美国选民,“优先启动”的项目是:

–提高最低工资。

–松绑联邦对干细胞研究的经费限制。

–降低大学生就学贷款率。

–终止对大石油公司的补贴并为替代能源研究提供奖励措施,等。

裴洛西说:“新国会将引导一个新的方向,一个为所有人民服务,加强中产阶级的新方向。”

于是我们看到了两种方向:一种是鼓励创新,重视学习和研究新知,加强中产阶级,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准。

一种是鼓励大量复制过去,压低劳工成本,制造贫富两个极端,为少数大资本集中财富,消灭中产阶级,降低多数人生活水准。

二十一世纪人类命运将取决于选择何种方向。

美国《时代》杂志在方向选择上,似乎徬徨不定于二者之间。去年年底选择二○○六年“封面风云人物”时,放弃了一度打算选择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最终选中了“在Web 2.0平台上自由驰骋”的一代新人“YOU”!《时代》杂志指出:透过新一代的Web 2.0平台,多数人将从少数人手中夺取大权,创建出一种全新型态的“数位民主”,爆发出无尽的生产力和创新力,不仅将改变世界,更改变了“改变世界的方式”,因此今天的风云人物非“你”(YOU)莫属!

但接着《时代》杂志又在二○○七年一月以“中国世纪”为“封面故事”,称中国已成为“新超强”,正处于“新王朝的开端”,使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世纪”。《时代》杂志还说:“美国因处理中东问题不当,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已大不如前,中国正好趁机填补权力真空,取代美国的区域霸主地位。在非洲及拉丁美洲,中国影响力也快速扩张中。”

《时代》杂志的第二种选择,正好符合中国新奴役制度扩张的全球战略。去年五月十一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前言《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发展前景的展望》宣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不仅顶住了苏东剧变的巨大冲击,而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走出低谷,逐步走向复兴。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必将被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全球化所替代。”

走向奴役还是走向自由?

这里必须指出,“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全球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学说,既非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亦非现代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实践,而是“邓小平理论”的假社会主义,即中国开放式新奴役制度。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是假,其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皆真。中国特色的假社会主义,是极端民族主义,是极端不平等主义(“农民工”、“M型”社会),是一党专政主义,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假如真有一天“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全球化”替代了“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那就是新世纪走向奴役之路,是人类历史的大悲剧。二十一世纪人类面对的,正是“中国世纪”的威胁。

二十一世纪“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全球化”与二十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全球民主化浪潮,代表两种对立的价值观:

走向奴役,还是走向自由?

走向压迫,还是走向平等?

走向仇恨与暴力,还是走向爱与和平?

走向生态灾难吞没全球,还是走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中国新奴役制度也讲“和谐社会”、“和谐世界”,那是权力者与奴才、霸主与屈从的“和谐”。

中国新奴役制度也讲“民主”,什么“民主是个好东西”,发表《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那是一党领导、一党专政、权力集中于“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好东西”!

这一切,统通都是用来欺骗世界、麻醉国民,以扩张其“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全球化”的权势。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再次处于走向奴役与走向自由的十字路口:

或者是世界纵容中国开放式新奴役制度的霸权扩张,让中国极端主义改变世界,这就是人类走向奴役之路。

或者是世界改变中国,结束中国的开放式新奴役制度,同时也救出自己,共同走向自由,使二十一世纪成为人类自由世纪,而不是“中国世纪”。

二○○七年一月十七日,台北红树林

转自《争鸣》2007年2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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