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7日报导】中国一胎化政策专题报导(四)（中央社记者张铭坤北京特稿）在北京生活一段时间的外国人或台湾人多会注意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北京街头尽管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但很少有孩童的踪影，尤其是在商业区，简直形同是“没有小朋友的世界”，不禁让人纳闷“北京小孩都跑那里去了呢？”
不过，当拿这个问题去问北京人，他们会说，“小孩很多啊！去幼儿园就看得到”。也有人回答说，“小孩功课很多，不是在学校就是在家里，很少会出来在大街上”。反正北京人看起来很习惯“一胎化”的社会，外人觉得北京小孩少，北京人似乎一点都不觉得。
事实上根据统计，北京的出生率确实是走低，幼童人数日减。北京户籍人数大约是一千两百万人，从一九九二年起，北京的新生婴儿数大约保持在每年七万人左右，而在一九九零年之前的十年里，原本一直保持在十万至十一万左右。
到了二零零六年，据统计，北京新生儿数目是六万三千四百九十八人，出生率降至千分之五点三四，扣掉死亡人口，人口自然增长数只有七百三十一人，自然增长率只有千分之零点零六，几近是“零成长”。
台湾的出生率已算是偏低，和台湾对比，北京新生的婴儿显得更少。台湾主计处统计显示，二零零六年出生婴儿二十万四千人，出生率为千分之九。台湾人口两千三百万人，北京人口一千两百万人，即使照台湾的出生低标准，北京起码得多生三、四万名婴儿。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说，中国城市里的人很多人是在国家机关、单位里工作，如果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多生一个小孩，不是被开除，就是被重罚导致难以维生。他在大学里教了二十几年书，同系的同事没有一个人“超生”。
他说，城里的人大部分也不想生，觉得多生一个小孩，就要多负担小孩的养育费用、上学学费，会使家里经济显得吃力，城市人“一个子女”的家庭模式早已牢牢确立。
福建省龙岩市的律师邱建东表示，为了“民族高素质”，还是应该要实施计划生育。他说，去年他的儿子刚刚从澳门大学毕业，如果生两个孩子，就没办法培养孩子到境外读书，只能念中国境内的大学，如果再多生说不定连中国境内大学都供不起。
在经济因素的制约下，不只本地人只生一个，不少外来到城市打工的人也自动“一胎化”。原籍河南在北京卖水果的失业铁道工人李先生抱着熟睡的三岁儿子，跟记者大吐失业生活困苦的宭境，记者问他会想生第二个吗？他马上答说，“不生第二个，养不上啊，太穷了，连一个都养不了”。
七十岁来自辽宁的李老太太自己前后生了四个女儿，问起她对有人为生男孩“超生”的看法，她说，“儿子也没用啊，儿子结婚后，买房子、生活都要花钱，不啃你、不花你的就不错了”。她说，现在的人“生一个就拉倒”。
从中国城市出生率持续下降的现象，可以看出一旦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中国城市也会和世界上其他进步的城市一样，不必大费周章以公权力强制，父母就自动自发“一胎化”。这正如在一九七四年联合国第一届人口大会上，印度代表团团长所说，“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