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2日讯】冼岩先生经常发表一些有关中国事务的时政评论性文章，虽然我看了不少，但却从未认同他的观点。因为依我看这位冼岩先生，大概是个由几个隐姓埋名的人所组成的写作班子，大约就象文革时期北京的梁效、上海的石一歌那样的写作组。从他文章的内容看，大多是为中共帮腔，或者是小骂大帮忙。最近又看了他的一篇文章《中国政府反腐策略分析》（载2007-08-05》《多维新闻网》）倒有几分新意，所谓的新意也就新在他点出了中国的反腐其实是在作秀，然而，对他在那篇文章中关于中国反腐策略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实难认同。
中共17大将于今秋召开，在此之前的近一年期间，从表面看，中共骤然加大了反腐的力度。7月10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被迅速执行死刑。他3月1日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5月29日被一审宣判死刑，到7月10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北京被执行死刑。一个贪污649万的部局级高官，从案发到被处仅仅死用了这么短的时间，这在中国政坛是非常罕见的。近年来贪污几千万的贪官都可以保住性命，且去年以来中共党内以及附庸中共的一批所谓的学者更直接发出了贪官不杀的另类声音，可郑筱萸却撞在了中共“反腐作秀”的枪口上了。紧接着郑的死刑，7月26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双开”，并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而此前的若干年里多是某某省的贪官被曝光、被依法处理，而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直辖市的政坛好象很干净、很平静似的。但一年多来这三个直辖市就揪出了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天津市检察长李宝金以及上海市陈良宇等一大批高官，而且都是窝案、串案。这让人似乎觉得中共的反腐力度创造了“历史新高”，或者象有些媒体上所说的，有些“反腐风暴”的意味了。而且，中共对这波反腐动作做了相当明显的宣传，不论大报小报、平面与网路媒体，还是电视、电台，他们的反腐宣传也可谓力度不小，好象要力求做到家喻户晓，而且，上海市还把陈良宇的一帮难兄难弟弄到电视台上去曝光，去做现身说法。总之，他们尽力放大处死郑筱萸、“双开”陈良宇的视听效果，给人某种暗示。
为什么要这样？这不能不使人想到这是在故意作秀，是为17大后的权力更替做铺垫，是为胡温彻底摆脱江泽民的掣肘而采取的主动加被动的步骤。
若干年来，尤其是1989年“6．4”天安门血案以来，中国官场的贪污腐败愈演愈烈，中国政坛早已腐败不堪，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而且，大案、要案、窝案、串案频发，贪官的级别、职位越来越高，贪污的金额越来越巨大，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越来越惊人，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社会风气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越来越严重。虽然不能说每个官员都是贪污犯，但如果按照民主社会的评判标准，那么，应该说中共的官员没几个是不贪污腐败的。按老百姓的说法是，如果把所有官员排成一队，逐个开枪射杀，可能会有被冤枉的；而如果隔一个杀一个，则绝对有漏网的。而另一种说法可能更切合实际，即“中共不反腐，要亡国；中共真反腐，要亡党！”其实，两个意思是一致的，即由严重的贪污腐败所造成的最终结局只能是共产党的灭亡。面对这样一种局面，中共到底怎么办？恐怕谁也给不出妙招、绝招。
这就是中共今日所面临的极为严重的局面。难道中共不想摆脱这种局面吗？那当然不是，但从根本上来说，它摆脱不了这种局面。即使这一年多来的“反腐风暴”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甚至连个所谓的“震慑”作用都起不到。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就在刮“反腐风暴”的同时，中纪委于5月30日又发布了《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其中列出了所谓的“八项禁令”，并且明示了30天的坦白从宽“大限”。好象对那些违规者头上高悬利剑。结果如何呢？那一纸强硬的禁令如同微风轻轻吹过，既未“吹皱一池春水”，甚至连“小草”也未摇动一下。“大限”过后，各省市未见行动，连中纪委也没有放出一个屁来。其实，中共此前颁布的这种“禁令”、“规定”等等还少吗？贪官们对那些东西早已习以为常，此次的禁令当然也就可以熟视无睹了，哪里还能起到有什么警示、震慑的作用。
为什么中共的反腐行动如此无效？贪腐之风为什么在当今中国根本无法消除？且无任何消除的迹象？冼岩先生的分析是在于两点，即，其一是“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决定了社会治理必须遵循自上而下的方向进行，必须依靠各级官僚，必须赋予他们足以压制民间反弹的足够权力，必须拒绝、至少是减少对权力自下而上的限制；总而言之，必须使各级权力除了接受上级领导外，再没有任何其他力量足以制衡之。”其二是，“（在中国）无论是从对社会生活的主导作用，对经济领域的强大干预，还是从本身所掌握的资源看，政治权力都是这个社会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执掌这种权力的政府官员，不可避免地成了这个社会的一等公民，他们必然要追求与这种地位相称的个人财富和消费能力。”我不知道冼先生这样分析的目的何在？因为，从他的所谓分析中，给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的确，从权利结构来看，中共辖下的掌权者除了接受上级的领导外，再没有任何其他力量能够对他们进行制约，但中央不是要进行“反腐”吗？为什么这“反腐”也无法对他们制约呢？这又该如何解释呢？冼先生说，执掌权力的官员们必然要追求与他们“一等公民”地位相称的个人财富和消费能力，但在现实的中国，官员们的财富和消费能力早已大大超过了一般大众，中共的官员不是口口声声说是“为人民服务”的吗？而且，哪个国家的官员把自己定位在“一等公民”的位置上，哪个国家的官员会去极力追求超出一般民众的财富与消费能力？冼先生还是看出了其中的奥妙，他说：“，一强独大的政治权力必然要尽可能把经济资源集中到自己手中。政府如此，政府官员亦然，这是一种无法抑止的冲动。政府只能睁只眼闭只眼，默许官员以贪渎的形式自行缩小从政治权力到个人财富之间的差距。”于是，官员贪污就是自然而然，且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从这里似乎看出，冼岩先生是把中国存在的无处不贪的根源归咎于官员个人的贪渎私欲上，也就是说，他们掌握了权力，加上个人的私欲，就使得中国官场无处不贪了。这种把遍及整个社会的贪腐行为完全归之于个人品德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分析，完全掩盖了造成中国官场普遍贪腐的真正原因。试问，为什么在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官员也掌握着权力，而且，凡是人总会有私欲，但在那里为什么极少存在贪腐的问题？
那么，到底什么是中国官场贪腐的真正原因？一句话，那就是中共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在这种政治体制下，中共各级党委及其官员掌握着绝不与别人分享的绝对政治权力，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名言在中国得到了最真实的印证。正是由于中共依靠这种自己制造出来的政治体制扼杀了政坛的权力制衡，拒绝了中共之外的其他政治力量以及整个社会，包括民意、舆论对权力的监督。而且，整个中国的司法体系完全服从于、服务于这种政治体制，没有遏制贪腐的泛滥，反而成了地方上的官员贪腐的保护神。也正因为这样，才使得中国政坛贪腐遍地、贪官前赴后继；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如冼先生所说的中国反腐的策略，一方面最高当局根据需要做出“反腐秀”，就象近一年来的“反腐风暴”；另一方面，为了稳定政局，或者为了利益的需要而睁只眼闭只眼，即使是贪官也可能把他们保护了下来，比如，最高层的黄菊、贾庆林等人，而黄菊“有幸”死去，还获得了极高的赞美之辞，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可笑，还是可悲？！
也是基于此，按冼先生的分析，中共的反腐策略就是，面对中共官场日益严重的腐败，中共只好作秀，“通过大张旗鼓地抓腐败典型，可以起到三种作用：一是使官员腐败有所收敛，不会过于嚣张；二是以“反腐败”的姿态与腐败分子划清界限，证明政权本身的正当性；三是减轻民众的不公正感，使他们多少对未来还抱有向善的希望。”但这种“反腐策略”真能奏效么？我们看到，一是官员腐败虽然不会过于嚣张，但绝没有收敛；二是“反腐作秀”的姿态仅仅是姿态而已，既然是姿态又怎能证明政权的正当性？三是官场的贪腐更增加了民众的不公正感，老百姓把愈演愈烈的官场贪污腐败与急遽扩大的贫富差距视为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两大根源，哪里还有什么公正感？
这就是结论：中共的反腐策略只是为了保住中共的一党专政的政权，而这个政权本身正是由于这个政权的政治体制而使官场的贪污腐败愈演愈烈，因此，中共无法遏制贪腐，也不可能遏制贪腐。那么，结局是不言自明的。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