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8日讯】我从来都说，中国特别是自独尊儒家厉行思想阉割极权统治以来，其发展日趋乖张两极，凡事不是过犹就是不及，尽管嘴巴上还在吟哦着甚么中庸之道。中国于清朝时还对国际贸易歇斯底里的抗拒。但今天，却完全一面倒的仰赖国际贸易，仿佛没有出口就活不下去的样子，全国经济全靠出口和外来投资带动，全国人民只顾服侍较花得起钱的外国人，而对较寒酸的同胞则不感兴趣。这情况跟过去中国的友谊商店只做洋人生意，到今天北京故宫一些商店表明“只接待外宾”，一些餐厅、商场甚至公然挂出“国人免进”的牌子，其“财迷心窍”兼“人必自侮”的精神是共通的。
尽管中国经济起飞，但其内部需求之疲弱，与其他崛起中的国家如印度、巴西、俄罗斯、越南等等比较，都是令人震惊的。中印经济发展的差异，尤其具有对照参考意义。
过去几年，已有无数论者，当中甚至包括中共的同路人，警示中国内需过低。中国当局嘴巴上也承认中国内需极度不足，去年年底中国国务院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把“坚持扩大内需”定为今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之一。《德国之声》电台就把内需不足形容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绊脚石。
中国内需严重不足，原因有好几方面。一是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虽然中国经济年增长率号称超过百分之十，但全国居然还有数以亿计穷人每天仅能消费一至两美元之间。其实，许多人间乐土如加拿大、澳洲和北欧国家的年增长率不过是百分之二到三之间，但由于全国资源分配政策健全，并奉行均富、人道的社会政策，经济增长虽不多，却可惠及全国人民，反观中国，经济年增长率即使再高，对于许多平民百姓，也是毫无意义的数字。中国经济起飞和以奴工廉价产品倾销海外得来的巨额财富，只集中于极少数人之手。再加上据估计中国目前每年高达四千亿元至近七千亿元人民币的贪污金额，还有合法依法的浪费和大吃大喝，民脂民膏，搜刮殆尽，中国一般大众就难免要将就一下。而另一方面，通过剥削奴工或贪污所得的巨大财富，则源源流出国外，或澳门葡京赌场。
二是虽然中国是共产主义大国，却全国自建国以来没有一个独立工会，中国奴工的工人权利荡然，工资过低，即使节衣缩食，也不会有太多余钱消费。三是政府对民众的福利照顾和退休保障极度不足，以致民众不敢消费，过度储蓄。四是一些薄有积蓄或开始步入小康水平的民众由于急于摆脱尚不稳定的生存状态和压迫性的工作生涯，妄图从备受操纵的股票市场或类似赌场中孤注一掷以求一劳永逸，但结果每是遭遇五鬼运财，血汗钱弹指间又回流到豪强巨富手中。
人权荡然是内需不足的根源
不过，以上的原因往往只是问题的表象。深一层的原因还要归结到中国的人权问题上面去。当一个政府的施政可以完全不理民众的反应，可以草菅人命而绝无被弹劾或下台的后顾之忧，再加上执政者毫无宗教伦理道德之制约，就很难期望这个政府会老老实实的关怀民众的福祉，会提升他们等同于奴隶地位的消费力，和设法满足他们作为人的基本需要。一个稍讲人权的地方，是绝无可能容许统治者像中共当局那样做的。印度的人权与自由虽不及欧美的先进国家，但相对于中国还是自由得多，也讲人权得多的民主国家，因此其管治断断不可能像中国领导那样胡天胡帝，加上印度人有一定的宗教修养，其领导人即使暴虐百姓也是有底线的。
印度的经济起飞首先着力于发展国内民族工业、刺激和满足国内消费，目前印度的国内个人消费已超过ＧＤＰ的百分之六十，而年来崛起成绩亮丽的巴西更厉害，其ＧＤＰ近九成来自国内个人消费，只约有一成来自出口收益，而中国的国内个人消费总额还在ＧＤＰ的百分之四十左右挣扎。中国社科院去年年底对中国境内二十八个省区市城乡的七千一百四十多个住户作问卷调查，发现中国的坚尼系数 (Gini Coefficient ，即世界公认的贫富差距指数 ) 已经达到了零点四九六，是公认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水平，而印度目前的基尼系数还只是零点三三左右。当然，有人说印度大城市的市容比上海、北京等差得远呢。但这样的比较，往往忽视了中国是一个连行动自由也没有的极权国家，乞丐并不可以随意四处营生。要言之，中国社会是个讲求门面、面子、报喜不报忧、隐瞒社会黑暗面的社会，是个典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文化，这方面印度是不能望其项背的。
提升民众消费力有力无心
单从中国每年贪污款额已高达数千亿，就可推断统治者也并非没有资源去提升民众的消费能力，只是极有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动机。特别是当官商勾结并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统治阶层就更想永久坐食分肥。若统治阶层根本就没有改革的意志，提升普罗大众的消费能力，中国的内需是不可能由一帮贪官和奸商撑得起来的。就如印度一样，中国地大人多，本身就有一个极大的内需市场，而且全国可善用分工，互补有无，国内市场就已极具国际贸易的功能。但中国却似乎不把这个内需市场放在眼内，也看来对服务自己的穷同胞没有多大兴趣。
当中国许多农民和奴工还停留在食不果腹、甚至是衣不蔽体的赤贫状态，中国却要做世界工厂，把精力资源都用来服务其他全世界人，很难不令人有“宁予外族，不予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之恶心。而从外国人赚来的钱，却绝大部分由一小撮官商掌控。人均收入虽然节节上升，却形同画饼，譬如你一年收入二十万，李嘉诚一年收入二百亿，那么你们两人的人均收入就起码有一百亿了，在中国这样贫富两极的地方，人均收入往往就是这样的一种玩意。
将极权统治转化为经济力量
中国由于不重视内需，将改革开放释放出来、足以翻江倒海的生产力大都用作服务外国市场，并利用全国近十亿奴隶一样的劳动大军、和利用在生产上低成本甚至无成本的环保开支以及对产品安全的低要求，成功把对国民的奴役、对环保的破坏和对他人健康、性命视如草芥的指导精神转化为无坚不摧的中国廉价货，倾销国外，搞得全球讲人权自由讲工人权益讲工业环保的君子国家焦头烂额，然后再以肿胀了的经济威力“以商围政”，迫使全球的文明国家向中国的邪恶价值观就范。这是不折不扣的“不义而富且贵”，中国再拿着由此得来数额惊人的黑心钱到国外四出并购。
如此卑鄙龌龊的崛起，即使不助长其军事扩张，也肯定不可能是和平的。由于出口持续暴增，许多虚荣的中国人已为国内生产总值抛离印度而沾沾自喜，更为国内生产总值料快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强国而感到终于“超英赶美”，尽管相对于德国而言，中国人的文明建设、心智水平还是处于孩童阶段。国际社会已经开始领教到，小孩子有那么多钱，有那么多的武器，是非常危险的事。
最该进口的却没有进口
相比之下，印度同样崛起，由于致力于发展国内消费而不是像中国那样以廉价甚至劣货淹灌天下，也没有仗其经济力量迫使其他国家认同印度的价值观，这样对其他国家的伤害就小得多，印度虽不似中共天天喊着和平崛起，却在行动上做到和平崛起，这是令人敬重的。印度的“不和平”，只在其与巴基斯坦的恩怨。
中国陷溺于出口导向的国际贸易而轻视内需，是中国经济起飞中大病之一。但这也许还不是中国误用国际贸易的最严重之处，中国对国际贸易最严重的误用，看来是中国人一直没有通过国际贸易，购买它真正需要的东西。在清朝，中国人只想向洋人买鸦片，或再加些刀枪火炮之类“奇技淫巧”，到今天，中国人依然只有兴趣通过国际贸易购买洋人的一些实用器物或商业服务。对于有关洋人文明价值体系灵魂所在的产品和劳务，中国官民依然大都谢绝，而这才是中国人一直最需要的，也是洋人不单道德，甚至连“奇技淫巧”也压倒中国的背后精神所系。中国人若在国际贸易中只管贪图外国人口袋里的钱，和买一些不是最该买的东西，最终也只能是财大气粗难以进化为文明人的。
转自《开放》２００７年８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