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0日讯】第一届“中国自由文化奖”颁奖典礼暨中国苦难文学国际研讨会，2008年4月10日至13日在台北召开。以下是旅澳作家袁红冰在颁奖仪式上的开幕辞。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
大家好。
今天，来自中国大陆、日本、瑞典、德国、澳大利亚、美国，及台湾的作家、学者相聚台北，隆重举行“第一届中国自由文化奖”颁奖仪式。接着，还要举行中国苦难文学研讨会。
我代表“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对各位代表与嘉宾的光临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此次会议的举办，得到台湾学者的鼎力支援。在此，请允许我向中华民国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拓先生，国立台湾大学教授张清溪先生，国立台湾大学教授李炳南先生，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丘荣举先生，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李酉潭先生，国立政治大学教授宋国诚先生，台湾中华大学曾建元博士，国立台湾大学教授明居正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没有你们的热忱帮助，这次会议不可能成功举行。
在当代中国，自由是艰难的，心灵是艰难的，诗也是艰难的。有一位身处中国大陆的友人，将他的一生献给诗的自由创作。他是一位写诗的人，因此，他为诗承受了终生的艰难。
可是，进入暮年后，他却对我表达了一个炽烈的愿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听到这个近似遗嘱的愿望，我只能默然无语，悲悯之意也如冬晨之雪雾漫天涌起。
一位终身写诗的人，他生命的最后激情竟然不是对诗意之美的忠诚，而是对世俗荣耀的向往。他不仅贬低了诗，也使他原本艰难而高贵的一生蒙受耻辱。直视这样的生命悲剧，我除了默然，又能如何？
诺贝尔文学奖确实是西方语言文化范畴内的一种崇高荣耀。荣耀就在于她试图奖励自由创作的心灵。不过，迄今为止诺贝尔奖毕竟只属于西方语言文化，而与东方语言文化无关。原因很简单：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构成是西方文化的，它对中国语言文化没有充分理解，也没有表现出对中国文化命运的深刻关注。在此情况下，一个中国诗人将诺贝尔文学奖视为终极追求，就既侮辱了他自己，也侮辱了中国自由文化的尊严。
诗意之美，只以超凡脱俗的心灵为依归。渴望被奖励的人，没有能力，也不配成为诗人——诗人至少应当只把爱恋许给世俗之上的美。因此，一个终生写诗的人，一个为诗而承受终生艰难的人，竟然渴望世俗的虚荣奖励，又怎么能让我不感到悲悯。
中国古文学曾以其绝世之美辉煌千古。但是，环顾当今之世界，各种文化奖令人眼花撩乱，却没有一个属于中国自由文学。这正从一个角度表述出中国文化精神濒临灭绝的悲剧。当然，中共暴政及其御用文化机构设立了种类繁多的奖项，但那是为奖励文化奴隶而设，与自由人无关。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中国大陆有一位女思想犯被暴政处决。为了不让思想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出自己的思想，临刑前狱吏用竹签穿透她的舌头和下颚。正是这位思想犯给人间留下一句悲情千古的遗言：哪怕我对着铁铸的墙咳一声，也可能得到回音，可是我对着活人千万遍的呼唤，却犹如面对死人。
这位女思想犯遗言间回荡的悲愁与绝望，同时也属于所有中国自由的心灵。为中国文化复兴而背负如山的痛苦，行进在苦难命运间的精神圣徒们，值得历史的崇敬。
《国际学者基金会》设立《中国自由文化奖》的初衷，不是用于奖励渴望被奖励的人，而是愿通过《中国自由文化奖》，向为复兴中国文化的事业历尽艰辛并创作出精神价值的知识份子，表达无尚的敬意。同时，我们也祈愿，《中国自由文化奖》能为重建中国文化的尊严，作出不可取代的贡献。
二零零七年第一届中国自由文化奖已经完成评奖程式，颁奖仪式此刻正在进行，但是，许多获奖者却被剥夺了参加颁奖仪式的可能——法学奖获得者高智晟失踪于中共暴政铁幕的阴影之下；人权奖获得者胡佳被关入黑牢；诗歌奖获得者江婴、政论奖获得者周勍由于当局的重重阻挠，而无法成行，更多的人因秘密警察的恐吓威胁而难以赴会。
这一切都告诉世界，中共暴政——共产主义运动最后的巴士底狱，依然竭尽所能，企图囚禁自由的灵魂。然而，铁链锁不住浩荡的风。自由思想者用血泪书写的献给自由的诗篇，必将被历史铭刻在中国文化复兴的记功碑上，并流传千古。
《中国自由文化奖》追求的全部价值在于：以自由的名义，重建中国文化的自信与尊严。
谢谢大家。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首席委员 袁红冰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日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