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4日讯】前些年，我看过一本书：《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加尔布雷思着，胡利平译，译林出版社）。这是一本了解美国社会的书，书不到十万字，是写给普通人看的。
我们今天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有很多渠道，读书只是其中之一。但在了解外部世界时，我以为先要有一个诚实的态度，诚实的态度不是别的，就是要对那些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的国家和民族保持足够的敬意，这种敬意应当发自内心，不能先存了偏见，再去看世界。如果没有偏见，就容易多看人家的好处，而不是总看人家的坏处。世界上见不到没有毛病的国家，也见不到没有缺点的民族。但讲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却有哪一个国家贡献多，哪一个国家贡献少的区别，所以我们要用善意的眼光看世界。
《好社会》告诉我们的是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它主要讲有关美国的事，但不光是说好，也说了很多不足。书中对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非常深入的分析。说它有深入的分析，是因为书里没有说教，而是心平气和的讨论。它不强词夺理，而是用理性叙述真实发生过的历史。
本书一开始就说：“在世界大国中美国最好反省。每天，报纸、无线广播或电视、书刊、有感而发甚至有时是打动人心的演说，无不针砭时弊并指出可以改进的地方。”其它工业化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等欧洲其它国家也好反省，但都不如美国。谁也不会觉得反省有什么不好，但能做到时时反省，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书的内容偏重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好社会”如何运作，它告诉了我们许多基本的原理和规则，特别是有关市场经济是如何对社会进步起作用的。对“好社会”中的政治制度，书中说得很少，但从它讲述经济问题时所用的逻辑，可以看出作者并没有放弃对“好社会”中政治制度的基本估价。作者在书的最后告诉人们：“在社会安全网、全民医疗保健、环境、尤其是军事势力集团等问题上的情形表明，没有民主就没有好社会。有了真正的民主就可以建成，甚至可以说一定会建成好社会。”
本书的副题是“人道的记事本”，我想也很有深意，因为没有民主，也就谈不上什么人道了。“好社会”，才谈得上有“人道的记事本”。
民主对中国人来说是不陌生的，但又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现在讲民主很多，但多数讲的较为复杂，让人以为是很抽象的东西，其实民主远没有那么神秘。讲民主最多的是知识分子，但现在的知识分子和过去的知识分子有一点不同，就是过去的知识分子多讲民主的好处，而现在的知识分子总讲民主的坏处，或者说，过去知识分子喜欢讲民主的易处，而现在知识分子愿意讲民主的难处。
要说真正对民主的了解，过去的知识分子要胜过现在的知识分子，因为那时喜欢谈论民主的知识分子，多数留学欧美，学的见的就是那一套。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在西方学过政治学的人很多。梁实秋就说过，罗隆基国文英文都不错，“他对于‘议会法’特别熟悉，用不着参看‘民权初步’，他早就知道如何主持一个议会的进行。”
那一代知识分子对民主有天然的好感，他们认为民主在中国可以行得通。现在许多知识分子，一说到民主，总是认为我们这里问题很多，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地大人多，教育水平低，人的素质差等等。在民主问题上，其实现在的知识分子还没有资格说它的坏处，而只有责任说它的好处。
民主有没有坏处，那是一望而知的问题。它有坏处，但它的坏处和没有民主的坏处不是一回事。没有享受过民主好处的人，最好别说民主的坏处，因为那些坏处都是和好处相伴而来的，我们不说民主的好处，也就没有资格说它的坏处。
今天一说到民主和宪政这些东西，总有一些知识分子要出来说怪话。一说选举，马上就是贿选，一说分权，就是天下大乱等等。对于宪政在中国的历史，上世纪四十年代罗隆基就有一个看法。他说：“民元至民十六年那段中国宪政历史，那固然是宪政的失败，那却是国家实施宪政必经的过程。倘以那段宪政过程中之波折，即断定宪政在中国永无可能，那是缺乏历史的眼光。‘总统做皇帝’，法国拿破伦第三即是前例。英国直到十七与十八世纪，议员依然是买卖品，又何以异于‘猪仔？英国过去选举场中之黑暗龉龊，较中国民初有过之无不及。那都是宪政演进必经之过程。”（《期成宪政的我见》，《今日评论》2卷22期）
民主的有无，关键是诚意，对它没有发自内心的期待，自然也就不想它的好处了。民主也是一种信念，公民对民主应该有敬意，官员则应有诚意，这诚意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
过去知识分子对民主和宪政的理解，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个水平，不是靠知识达到的，而是靠诚意达到的。那时知识分子对于民主在中国的前途有一个基本判断，他们认民主在中国一定能生长，这是一个没有必要争论的问题。要不要民主，不是民主能不能在此生长的问题，而是对民主有多大诚意的问题。对民主没有诚意，不愿意让它生长，自然可以找出一万条理由来，但民主，不是说的事，而是做的事，说多少都没有用。
上世纪四十年代，张东荪就认为，我们不能说停留在农业中的中国人对民主有不迫切的需要。我们没有全体努力去推动它，却不能说中国人不认识民主是一个好东西。就是乡下不识字的百姓，如果告诉他民主的道理，他也会明白民主比专制好。张东荪说：“所以我们不能说农民不要民主，而民主只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有的。我个人对于民主看法是分两种：一是把民主只认为是一个理想，一个原则。一是把它分作一种制度。制度当然是由理想而模制的，但实际上因为情形不同，不但总和理想相差，而且各地因环境而有不同的实现。至于理想亦不是完全凭空而来，当然有种种因素与影响，现在不必细加讨论。”（《观察》第3卷第16期）
民主是要学习和训练的，民主的初期一定有问题，但不能因为有问题，就放弃训练。对民主，关键是有无诚意，要说训练，应该有近一个世纪的训练了，再难的事，有一个世纪的时间，也该有些长进了吧，况且在完全的华人地区，现在也不是没有成功的例子。
──转自谢泳博客!(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