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

通过对西南联大历史的叙述，我们大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大学承担重要责任，而大学要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为其主要气质，也就是说，国家不能随意对大学事务进行干预。

从创意本身来说，这个点火仪式的人文意义也非常有限，想像力并不高，因为依靠现代技术才能完成的艺术，它在感染力上就一定会有明显局限。

大学独立是现代大学的主要特征。“独立”二字，不意谓国家不管大学，而是国家不对大学的内部事务，特别是与思想和学术有关的事务进行干涉。

这十几年来，学术界很注意考察拉斯基（H·J·Laski）与民国知识界的关系，相关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不过完全的新材料还不多见。

假如胡适真得留下来，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其实，这是一件不存在的事，因为胡适是不可能留下来的，如果他留下来，那就不是胡适了。

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与他后来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对一种文化的基本理解和评价，常常会导致对存在那种文化的国度的特殊感觉，这在周氏兄弟身上都有体现，其中的复杂性不是一个简单的判断可以说清的。

许多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钱锺书在他一生的文字中，极少提到鲁迅，应当说，这个判断大体是可以成立的。

中国知识分子是有五四情结的。因为我们的历史常常让人失望，所以很少知识分子能够在心理上摆脱对五四的牵挂，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期望，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梦想。五四是青年节，但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节日。五四是一个让人产生很多联想的节日，是一个让人欲说还休的节日。科学和民主是那时的口号，但又何尝不是我们今天的向往呢？

一般来说，网络的阅读是由个人的阅读决定的，先有读书，后才上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读书远较上网高级，在未来的日子里，读书是一种高品质的阅读行为，而上网是一种流行的大众行为。阅读的趣味还是要由传统的读书方式创造出来，然后网络来认同和普及化。传统的读书方式可能暂时会受到一些冲击，但她的魅力恰恰在于它的感性形式和与人在阅读间建立的温情关系，书籍不仅保存了知识和文化，她还保留了读书人的气息，凡经读过的书其实已获得了生命，它与读书人之间的联系是具体的，独特的，所以有藏书家存在，而藏“网”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相信张元济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民主有没有坏处，那是一望而知的问题。它有坏处，但它的坏处和没有民主的坏处不是一回事。没有享受过民主好处的人，最好别说民主的坏处，因为那些坏处都是和好处相伴而来的，我们不说民主的好处，也就没有资格说它的坏处。

一种古老文化的命运，在一百年中被她的子孙承认和否定，可能都是这种文化的宿命，今天对国学的重视又何尝不是这命运的当代命运？台湾《国学基本教材》的出版，恰似这种历史机遇中的恰当选择，它打开了大陆中学语文教学的思路，它让我们重新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敬意，这种努力的价值，将会越来越为人们普遍认同，中国文化的新生将在新一代人的成长中完成，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合适的食粮是引进台湾《国学基本教材》者的苦心所在，但愿这种努力在不久的将来会有结果。

前几年，因为写了一篇与王芸生有关的文章，我得以认识他的儿子王芝琛先生。我们见面时，曾谈起过当年大公报和王芸生的一些情况。王芸生晚年和王芝琛有过很深入的谈话，几乎涉及一切问题。王芝琛告诉我，王芸生四九年以后是一本小说都不看的，但在五十年代，他曾看过一本苏联小说，就是上下两本的《旅顺口》，看完以后气得脸都白了，很长时间一言不发。我对王芸生没有做过深入研究，但看过他一些文章和他当年为大公报所写的社评，总得感觉是，他是一个非常有远见和历史感的人，他当年对中国发生的许多大事的看法和评价，是很高明的，虽然他是一个报人，但他比我们许多历史学家要高明，比如在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基本判断上，郭沫若的目光与王芸生比起来，就显得非常短，非常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