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4日讯】民主政治和政治家的利益
在国内，政治家的最大利益就是继续执政．像美国的总统，当政一届之后很少愿意自动放弃下一届竞选的．可见执政的滋味非常美妙．美国的总统受的制约很多．私人生活中的男女关系都被舆论监督着．受了这么多的限制，执政还那么值得留恋，一个不受制约的执政位置，其价值之高是不言而喻的．为了自己继续执政，百姓的利益如果和自己继续执政相冲突，肯定会牺牲百姓的利益，而不会选择放弃执政．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执政者以及基本政策的批评．一般而言，在一个专政不受制约的政体中，批评领导人是不允许的，批评基本政策也有较大的限制．当政策出现重大偏差时，由于缺乏正当的批评，就会越走越偏，最后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三年灾荒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当时有许多有良心的人，不愿说假话的人，讲出了农村缺粮的真实情况．可是他们统统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反党分子，把他们降职降薪，有的送去劳改．当然，执政者不会公开说，不允许批评是为了自己继续执政，而往往说这是为了社会安定和进步，所以要把一切导致不安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样说很迷惑人，因为安定和进步也是百姓所希望的．但是把安定解释为不许可批评，实在太离谱了．相反，不允许批评倒反而会出现全社会的倒退，导致社会动荡．听不进批评，甚至于听不进不同意见是独裁者的普遍心态，是把个人利益超越人民利益的典型表现．
至于对领导人的私生活的监督，在专制国家里是绝对不允许的．领导人的私生活处于极端严格的保密之中．这和民主国家恰恰相反．在那里一般百姓享有隐私权，但是政治家却必须公开他的财产，家庭关系等．希拉里打了克林顿一记耳光，媒体立刻加以报导．甚至于并没有打，媒体也可以猜测大概是希拉里打了．领导人上漫画，被讽刺，是经常的事.而在专制国家里，领导人是有特殊身份的人，非但不可以上漫画，而且他们的照片必须放在报纸的头版头条，如果放错了地方编辑要丢掉乌纱帽.(只是到胡锦涛上台以后有所改变).我国曾经公布过领导人的财产登记和收入登记的办法，但是没有哪个领导人理会它．最近听说要认真登记了．但是老百姓根本不相信，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督检查，谁相信那些玩弄的数目字．现在连领导人交了多少税都不许公布，还谈什么财产登记．领导人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可是却没有谁可以监督他们．他们内心如何平衡自己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国家领导人的最大利益就是继续执政.他们要消除各种可能妨碍继续执政的因素，防止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一般而言，风险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党内的异己分子的宫廷政变，二是普通百姓对统治的反抗.不论来自哪方面的风险，都要尽全力迅速扑灭.这就是我们常听说的”消灭不稳定因素于萌芽状态”.政治家们常用的偷换概念的伎俩就是混淆国家和人民，把反对他们的事件称之为颠覆国家，分裂国家.这时候就把自己当成了国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政治家是不可以反对的，但是法律确实规定不可以颠覆国家，分裂国家.于是政治家把国家偷换成为自己.有许多为人民利益奔走的社会人士，以及批评国家领导人的人士就是在颠覆国家等罪名下被投入监狱.在文革时候干脆把毛泽东规定为人民，批评毛泽东就是恶攻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甚至于在改革开放以后，还把对毛泽东头像扔墨水瓶的人判了无期徒刑.毛泽东去世以后再这样做，显然并不是为了巩固毛泽东的执政地位，而是为了巩固后来领导人的执政地位，给老百姓一个印象，任何轻视国家领导人的观点都是罪不容饶的.
为了从积极方面防止对自己继续执政的威胁，就必须加强自己的执政能力，加强对人事安排的控制，对舆论宣传的控制，防止有独立观点的社会团体的出现，当然更不允许公然对自己执政权威挑战的组织的存在.这些做法和人民利益毫无关系，实际上就是为执政者自己的利益着想.不过他们绝不会公开承认这些做法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乔装打扮说成是为了百姓的利益.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好的政治家执政是对百姓有利的，但是往往施政已经发生重大错误，百姓受到了严重损失，而执政者依然赖在位置上，不肯下台.
其实，政治家和普通老百姓都是一样的人.上面对政治家的批评并不是因为政治家特别坏，而是制度造成的.许多政治家都是普通百姓变的.要防止政治家的上述的种种毛病，不是从教育出发，天天讲为人民服务，搞党性教育， 而是改变政治的制度，取消特权，使他们手中的公权只能用于为人民服务，不可能拿来以权谋私.这就是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下，政治家的权力受到监督和制约， 而且政治家能够被罢免或替换.他们有一定的任期，没有足够时间勾结起来，形成特权阶层.
国家的功能
上面讲了许多把国家冒充人民的例子，或者强调国家而忽视人民.但是国家或者另外相应的公共组织在现代社会中还是必要的.为什么?因为有许多公共服务是人民所需要而私人不能提供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正义的服务.所谓正义的服务就是当个人受到委曲时，有地方去申诉，而且能够得到符合正义的解决.个人和个人之间难免有种种纠纷，有了纠纷谁来裁判?这需要有一个大公无私的人或组织，来做这样的事.当然，当裁判需要有专业知识，但更重要的是有一颗不偏不倚的心.这个条件说起来简单，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有时候裁判偏向一方，正义不能伸张?因为有些人有特权，有钱有势，明明是这些人侵犯了别人，但是靠着他们的特权，可以逃避惩罚.只要看看北京马路上的特权车，他们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横冲直撞，交警也不敢管他们.他们敢于公然向法律挑战.他们所依靠的就是特权.所谓正义的服务就是要跟这些有钱有势的特权分子作斗争. 可想而知，这样的斗争是困难的.单个的百姓是斗不过那些人的，所以要有正义的服务.拿普通话来说，就是国家的司法要公正.
这就是为什么要有国家的一个主要原因.国家代表着正义，百姓有冤屈可以得到公正的裁判.反过来讲，如果国家偏向有钱有势的一方，失去了公正，这个国家就濒临危险，百姓不会承认它，它自动地失去应该有的权威性.事实上国家(实际上是由它指挥的司法部门来代表的)这样做的时候，绝不会是明目张胆地，而是用各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掩盖这种非正义的行为.不过无论伪装得怎么巧妙，真相总会被识破的.这时候国家就想方设法禁止有关事件的公开报导和讨论，封锁新闻.更有甚者国家用诬陷，莫须有的罪名，打击那些主持正义的人士，新闻记者，律师，法官，民间人士，让他们知道国家的厉害，三缄其口.这时候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国家正在走向瓦解.所以国家领导人如果想继续执政的话，必须时刻注意国家能否代表正义，少了这一条，任何加强执政能力的措施都是无效的.
这里讨论的国家代表正义，我们只涉及到司法必须公正，相关的问题还很多.比如立法方面的问题，所谓恶法就是偏离公正的立法.不公开的法属于恶法，侵犯人权的法属于恶法(例如过去执行的收容遣送办法)，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私人所有权又没有适当补偿，也属于恶法.我国宪法中还保留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款.不知道是谁专谁的政. 专政的条款肯定属于恶法.宪法中又说要建设民主法治的国家.到底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世界上已经没有哪个国家敢于明目张胆地把专政写在宪法上.而我国既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把专政写在宪法中.不但是这么写的，而且也是这么干的.宪法还规定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财产只有合法的才受保护.比较之下，公有财产不论是否合法统统都受保护.每当人民利益和政府利益冲突时，不论正义在哪一方，一定是政府利益压倒人民利益.受损的人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宪法有这样的规定.
最近这几年国内出现越来越多的暴力抗法.2006年8月11 日北京城管监察大队副队长李志强被暴力抗法者崔英杰刺死.原因是崔的唯一生产工具三轮车，两次被城管没收.第三次他新买的一辆三轮车又被没收.气急之下用刀砍死了李志强.崔是低收入者，靠三轮车为生.但官方掌握的宣传工具一概不谈崔的处境，而只强调李志强的事迹，并把他定为烈士.这使我们想起了联合国人权公约开篇中所说的” 复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以抗专横与压迫，人权须受法律规定之保障”.李崔的悲剧根源于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就是政府专老百姓的政，造成严重的对抗.
国家之所以需要，还因为有许多公共管理事务，个人很难提供. 大家常常讲的用于抵御外侮的国防，就是一例.不过进入21世纪以后，国防的重要性越来越小了.因为前面讲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争夺资源的战争不再需要，也因为国际社会对侵略行为有越来越大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用任何借口侵略别国都不被认可.过去的侵略都要清算赔偿，谁还有兴趣做将要被清算的事呢.现代战争多半是意识形态之争.看法的不同将永远存在下去，何必动刀动枪?所谓国防，越来越成为用武力解决意识形态之争的掩饰，或者用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真刀真枪来解决看法的不同.纯粹从老百姓的立场来看，很少有人愿意用性命去拼所谓的”真理”.除非像上面所说的上了政治家们宣传的当.如果人类的理智能够消灭军备， 把每年上万亿的钱用于社会发展，就不会有穷孩子上不了学，穷人看不起病.更不会因为战争而导致的生灵涂炭和流离失所.
此外还有不少公共服务是个人不能提供的.比如环境保护，食品安全检查，产品的技术标准制订，垄断行业的管理和外部性的管理等等.其中有些必须是强制性的，有些可以强制也可以非强制，各有利弊，有些则完全是自愿性的.相应地，国家的参与有的是必要的，有的是可有可无的，有的是可以由民间组织做的.这些事应该分别具体情况规定国家的参与程度.一旦有国家角色的肯定， 就有收税的必要，它需要由国家或相应的组织来做.但是这样的所谓国家和现在大家所理解的国家会有很大的区别.它往往可以由较小规模的社区来代替.
正确看待人民，国家，和政治家的利益
把国家利益看得比人民利益更重，造成这种颠倒的原因，是几千年来政治家的故意宣传．我们要把这个被颠倒了的理论再颠倒回来，并不容易，虽然绝对不会再用几千年的时间，但是恐怕也得几十年，上百年．说实在的，如果真正把这个新思想贯彻到每个角落里．世界上再也不会有战争了，大同世界也就实现了．大家知道世界上还有冲突，有战争，我们离开大同世界还差得远，我们要从各方面去做工作，争取没有战争的世界早日来临．其中最重要的，我认为就是把上面所说的三个利益的问题说清楚，真正把人民利益放在不可动摇的首要地位．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在人民这一边，教育的任务最为繁重，因为民众的数量非常多，几千年的影响已经深入骨髓，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到处可以看到歌颂祖国，忠君报国，盼望开明君主，依赖大救星，爱国主义，为国捐躯等的动人故事，小说，电影，电视．这些作品并没有明显的错误，但是把人民利益的位置摆错了．正因为错误并不明显，纠正起来就特别困难．要让一部分先进份子，首先懂得那些宣传错在什么地方，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至于对当权者来讲，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天天都是这么说的，也没有人敢于反对，可是事实上讲人民利益是空的，落实的还是国家利益，甚至是政治家自己的利益．比如挑动对某个国家的仇恨或不信任；朝坏的方面去猜测别人的动机，达到毒化气氛的目的；搬出历史老账，纠缠不放；把比较容易解决的经济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总之，制造事端，唯恐天下不乱．最后是让老百姓去承担责任，或者花老百姓的钱，甚至叫老百姓去卖命送死．可见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同于人民利益．如何教育当权者，让他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老百姓的利益，什么是正当的国家利益，什么是错误的国家利益，并不那么容易．何况即使他们明白了，由于个人利益的冲突，也未必就能够按照人民利益行事．更由于当权者大权在握，对一切损害他们利益的说法都会加以围剿，用似是而非的理论模糊视听．事实上在这样的国家里，理论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一方面老百姓为了自己的权利不断在申诉呼吁，另一方面代表政治家的利益的理论又不断被制造出来，甚至用行政的力量，用专政的力量围剿民间的呼声．虽然民间力量相对于专政的力量来看，总是弱小的，但是从世界大潮流来看，民间的力量最终必将战胜专政．民主化是势不可当的．
世界未来的政治结构
上面谈了，只要有国家的存在，有政治家的存在，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政治家利益，这三个利益的冲突总是难免的．在什么情况之下问题才能够得到较好的解决呢？从长远的目标来看，只有在消灭了国家，当然也没有代表国家利益的政治家时，这个问题才有彻底解决的可能．不过在一个良好的社会里，公共服务总是需要的．没有了国家应该由谁来提供公共服务呢？答案就是社区组织．它是远远比国家小得多的公共组织，绝对没有力量去造原子弹，也没有组织战争的能力．但是有力量防止犯罪，维护治安，治理环境，协调经济活动．它关心的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也会关心世界大事，但不会把利益的先后关系搞错，这样的理想并不是乌托邦，现在的欧盟25国（到2007年将有27国）正在走向统一，国界的观念越来越淡薄，而人权的观念越来越加强，欧盟中有些国家已经用了统一的货币，穿越国界也不用签证，而且正在讨论统一的宪法，在这些国家内部发生战争是不可能的，这一先进的政治观念的出现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将乐观其成。
2005.3.完稿；2006-8-20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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