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9日报导】（中央社记者林育立法兰克福特稿）“如果中国人说让我想想，意思就是算了吧，我其实没兴趣”，从事中德文口译20多年的赖荷特女士（Gisela Reinhold），耐心地向德国记者说明中西文化的差异。
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现场，到处可见像赖荷特这样熟悉中、英、德文的翻译家，在主题国中国的500多场活动之间来回奔波。
如果不计其他国家，光德国的媒体，一直到展览闭幕的前一天，就已经累积了5000篇相关的报导，建政60年来中国出版与文化事业在海外最大规模的呈现，宣传的效益确实十分惊人。
不过，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宣称要在国际舞台上发展“软实力”的中国，与另一个被查禁、打压、边陲的中国依旧形同陌路，官方的中国没有把握机会跨出开放的第一步，在法兰克福留下错愕的记者和它保守封闭的国际形象。
首先在官方的部分，展场外的法兰克福市区，到处可见中国当代建筑、美术、文学等10多项展览；走进展场，以莫言和余华为首的数十名中国作家与欧洲读者交流热络，主题馆呈现的内容尽管不脱八股的宣传，还是可看到主事者的用心。
文化交流先从翻译开始，德文又是最多欧洲人使用的母语，从于丹的“论语心得”到莫言的“檀香刑”，中国政府大手笔将100多本中文书译成德文，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化确实功不可没。
不过，西方更有兴趣的，其实是被查禁的、异议的、和流亡的、如书展主席布斯（Juergen Boos）一再强调的“另一个中国”，因为柏林围墙倒下才20年的欧洲，太清楚独裁统治的本质。
例如，书展揭幕前，德国媒体讨论最热络的作品是阎连科挖苦共党统治的小说“为人民服务”、马建控诉天安门事件被遗忘的“北京植物人”、以及四川作家廖亦武对社会底层人物的记录，原因无它，因为这些作品全都遭禁。
结果书展一揭幕，“两个中国”如之前所预料泾渭分明，两者间几乎没有交流。
在官方的部分，官员和作家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取消多场活动，或仅能凭特殊的邀请卡才能入场，不少记者和读者因此扑了空，与国际书展透明开放的精神完全相违背。
两场原订1小时长的记者会，前45分钟全是官员照本宣科，即使开放提问，也几乎点名中国记者，留下一脸错愕的国际媒体。
反之，“另一个中国”也有机会发声，不论是流亡美国的维吾尔领袖热比娅、或流亡作家高行健和杨炼的出席，都在场内掀起旋风，由德国笔会赞助的“独立中文笔会”摊位，从早到晚都挤满好奇的民众。
“两个中国”充分发言，却完全没有对话，北京异议作家戴晴多次在中国官方活动以观众身份提问，也完全没有获得发言的机会，无疑是今年法兰克福书展最大的遗憾之一。
土耳其是去年的书展主题国，总统莒内（Abdullah Gul）即使百般不愿意，还是坐在台下聆听书展邀请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Orhan Pamuk），直言批评土耳其政府对言论自由的管制，一时传为佳话。
这也难怪，许多记者私下都好奇的问，亲自率团参加书展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如果像莒内一样，能在会场上和高行健握手，中国的国际形象从此或许将大幅改观。
从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来看，官方的中国显然还是没有把握机会，跨出开放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