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4日讯】被称作“赵紫阳遗言”的录音回忆《改革历程》的出版是2009年的一件大事。人们翘首以盼，争相目睹这位遭遇15年软禁的共产党人有什么话留给人间。该书初版14000册，3天内一抢而光，现正加印14000册，以供急需。大陆的人还得不到购买机会，海关查禁甚严，不过，大陆民间已经流传该书的电子版，文字的和录音的都在传递。这就是赵紫阳热，赵紫阳重回人间。他为中国人民所作的贡献，他晚年思想的解脱，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益放大其光辉。
《改革历程》向读者展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赵紫阳接手中央政权时，他的治国才华首先表现在治理经济上。应用他在四川取得的经验，针对一大二公的痼弊，从放权开始，下放经营上的权利，让农民集体能够自己安排农事活动，让国有企业能够自己安排部分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同时，相应地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让国有企业在自产自销中获得市场利润，国有企业收入还从全部上缴到利润分成，到以税代利，再到全面承包，这就是让利。但是，对农民来说，集体的禁锢并未解除，国有企业的市场取向并未完全取得，于是，农民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成了必然趋向，国有企业扩大市场调节的程度成了必然要求。各户农民收回土地使用权，实际上也就兼有了土地占有权和一定程度的处分权，这才纠正了合作化与公社化运动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当农奴使唤的错误。市场调节逐步扩大，也就开始纠正计划经济（即统制经济）的偏颇。介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乡镇企业的勃兴，大大摧生了新的生产力的增长，使城市商品供应迅速丰富，使农村开始有了富裕户。城乡个体工商户迅猛发展，不仅解决了大批劳力就业问题，而且便利了百姓日常生活需要。著名的温州模式就这样成为市场化与私有化的标志。在对外开放方面，将深圳首辟为特区，继之放开沿海14个城市，又提出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设想，明显加强了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和互动。总之，放权、让利、搞活、开放，成了赵紫阳经济体制改革的8字真言。
在政治体制方面，赵紫阳有一个突出的体会，就是党的权力过大，据吴国光回忆，赵认为“我们党的领导太绝对化，每个党委书记就是绝对权威，一个单位一个太上皇。”因此，他在1987年接任总书记职务后，首先从约束党的权力泛滥开始改革。鲍彤举过3个事例︰（1）湖南驻军与学生发生矛盾，有关部门向常委汇报，请常委指示如何量刑，赵答︰你们应依法办案，“依法”就是常委的要求。常委不讨论具体量刑问题。（2）中纪委起草一份处分党员的决定草案，请常委审批。其中包括开除社科院马列所长甦绍智党籍，理由是他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赵问列席的中宣部长，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持什么观点，部长欠身起立，支支吾吾，赵说︰既然没弄清楚，常委怎能批？不要闹出笑话来。此后，常委再没有讨论这类理论纠纷。（3）《芙蓉镇》电影引起党内争议，书记处一位书记请赵紫阳裁定。赵说︰我们看电影，不审查电影。如果要我们指示，我们只好从此不看电影。这3个事例就是赵从自身做起，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其实，1986年就以赵紫阳为首，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筹划政改方案。严家祺由于接近赵紫阳，知道他对旧体制弊端的评论︰权力过分集中于党，人治色彩严重，政治运作和政治资讯封闭。这一观点的具体化，散见赵紫阳在中央政改领导小组发表的诸多意见中。他指出︰要解决党的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防止党的权力过于集中于少数人、个别人、一个人；党政分开总的目标是民主化；除了政治协商，还应有更多的协商，将来应有代表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与政府对话的管道，我们必须与不同利益的人协商与对话，对话要制度化，经常化；选举制度一定要改革，不得用任何办法强奸民意，强奸选举意志；人们对我们党意见这么多，没有说话、出气的地方，光搞上访不行，要从组织制度上解决；靠自己监督自己是不行的，社会监督和民主监督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特别是报纸、舆论工具的批评和监督；基层民主非扩大不可，要把人民参加管理、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问题提到议会日程上来，特别是在城市；工会是实行工人自治的一种形式，工人的事情由工人去办，为什么一定要厂长来办？工会不能总和本单位的党一致。（吴国光︰《赵紫阳一贯主张推进民主化》）
中央政改领导小组最终形成《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并将它体现于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这个报告被看作是中共执掌全国政权以来最具民主特色的宣言。它的较为突出的改革是︰（1）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在国家、地方、基层3个层次展开，使群众的“建议有地方提，委屈有地方说”。（2）党政分开，“各级党委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党委“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门应当撤销”，政府部门的党组“逐步撤销”，“企事业单位的党组，要逐步改由所在地方党委领导”。（3）“近期，应当把差额选举的范围首先扩大到各级党代会代表，基层党组织委员、书记，地方各级党委委员、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委员。”（4）“必须抓紧制定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法律，建立人民申诉制度，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应当看到，这些改革措施是在“四项基本原则”制约之下，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覆盖之下提出的，都不会越出这个总的框架。这已经是赵紫阳在政体改革方面争取到的较大成果了。
在十三大报告定稿前，邓小平召见赵紫阳，指示︰“我们不能照搬三权鼎立，你们也没有写三权鼎立，但是不是也搬了一点三权鼎立？”（既然没写，为什么还不放心？因为三权鼎立等于废除一党独裁，这是危及中共生命的大事，所以邓为此惴惴不安。）他还叮嘱，报告中“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严家祺︰《谁是总设计师︰邓小平还是赵紫阳？》）这就使赵紫阳很多关于民主的设想不能得到体现。特别是“党政分开”，要剥夺一大批党官员的涉政权力和利益，引起这部分人不满，说什么“改革，改革，最后拿党开刀”，在党的高层引起抵制情绪。邓小平虽然批准了十三大报告的政改措施，但是，他对这些党官员的抵触却不能无动于衷，只要他对此默不作声，就足以使这项措施流产。进一步分析就会明白，邓坚持的是党的“领导权”不可动摇，专政的力量不可削弱，而他又反复呼吁政治体制必须改革，要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要让“绝大多数人民享有高度的民主”。（邓选2卷322页、373页）一个明显的二律背反！这就是邓小平的矛盾所在！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一位借“政改”之名招摇惑众的领袖与一位实意推动民主进程的领袖在博弈。胜负之分原是已经判定的。赵紫阳最后醒悟了，他说︰邓希望共产党强大，对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设想。即使想过政治体制改革，但当他看到波兰团结工会闹大了，认为不能搞了。（王扬生︰《叩访富强胡同六号》）十三大报告中所有政体改革措施因此皆停留于文字上。邓小平废黜赵紫阳后还煞有介事般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改！态度十分认真，心情十分虔诚。可爱的邓老，您真是一位善于作戏的人！
邓小平戴有“改革的总设计师”的桂冠。对此，国内学者早有置疑。此次赵紫阳回忆录出版，美国学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改革历程〉读后》说︰邓“一直是推行改革的教父”，“改革的设计师，实际上不是邓，而是赵。”这是公正的评价，是对这两位共产党领导人所作的角色定位。这种定位曾经蒙上一层薄薄的东方面纱而模糊了他们之间不相融恰。看起来，赵尊敬邓，服从邓，邓佩服赵，依靠赵，两人甚为相得。重大决策，赵从来是先摸准邓的态度，然后在常委会和政治局作部署，邓则放手让赵干，一般不作直接干涉。陈云也信任赵，说“经济方面，还是紫阳强一些”，赵也尊敬陈，服从陈，1988年陈找赵谈话，认真地就经济工作提了8点意见，赵表示同意，并作了部署。这种一仆二主的关系似乎相当和谐，因为赵紫阳懂得在这种关系格局中自己应当扮演的角色，从不越位。这位中共中央总书记自称“大秘书长”，只是两位主人的具体事务的服务者而已。他虽然不满于这种状态，但从未想突破它。他曾揭示自己的内心活动︰重要人事问题不是我这一层所能定的，耀邦时也是如此。有时连参与意见的机会也没有。小平、陈云两人达成一致意见以后就能定下来。邓小平认为这个人不错，就调上来，认为不行，就让下去。毛主席当年也是这样。这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这是无法改变的。我当总书记，组织部长我能动吗？宣传部长我能动吗？不能。对宣传部长王忍之我很不满意，我还骂了他一次，我只能骂骂而已，我换不了他，因为有人支持他。耀邦一下台，他很快提出“第二次拨乱反正”。问他︰“拨谁的乱？反谁的正？拨胡耀邦的乱？不能全算是胡耀邦的问题吧？”我还说︰“我知道，这话不是出自于你。”他急忙说︰“是我说的，是我偶尔失言。”我批评他︰“听到小平说‘主要是反左’，你们宣传部如丧考妣。这是什么精神状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邓、陈其实经常不一致。邓为避免矛盾摆上桌面，就主张“不争论”，有事直接让杨尚昆去安排。陈则不然，他要求开常委会，有个说话的台面，因此必然督促赵紫阳安排。赵只好对陈说︰我是大秘书长一个。如开会，希望您跟小平商量好了再开。（同上）两墙夹缝中赵紫阳的尴尬状态由此可见。
即使在这种夹缝中，赵还是努力同党内反自由化力量周旋，成功地压制了反自由化的活动能力；还同极左势力周旋，成功地撤销僵化杂志《红旗》，改出降格的《求是》，并成功地关闭了邓力群把持的中央研究室，打击了极左资讯制造中心。他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继续胡耀邦的宽松、宽容、宽厚精神，继续推动意识形态的活跃和思想创造的勃发。在他执政期间，新闻开放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结社自由显示了从未有的活力，民主与自由的启蒙思想空前提高，境外古典的和现代的社会科学著作的译介空前繁荣。在他的权力所到之处，社会呈现活跃、奋发的氛围。
“六四”前夕，赵紫阳果断地与坚持军管、“不怕流血，不怕骂娘，不怕制裁”（《信报》2001年1月18日24页）的邓小平决裂。他终于从专制核心挣脱出来，而且是决绝地、豪不妥协地，在历史上书就了光辉的一笔。他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自辩，对“支持动乱”、“分裂党”的指责表示拒绝接受。他说︰“对于如何处理学潮和动乱，我的确根据党章允许的范围，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关于如何平息动乱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提出过支持动乱的意见。”“关于‘分裂党’的问题，什么才是分裂党的行动，党的历史上是有案例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也有规定。我们党从来没有把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就叫做分裂党的。领导人之间，在公开讲话中侧重点有时有些不同，口径不那么一致，人们中间有这样的议论，这是不断出现过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党。”“既然党章规定党员有对自己的处理意见进行申辩的权利，……我今天就着重对这两个指摘提出申辩，希望予以考虑。”赵紫阳的坚强不屈，迫使专制集团无计可施，考虑到他的国内外影响，不可能象鲍彤那样判刑入狱，只能以软禁形式加以迫害。这样的屈辱生活是无期限的，无党法依据的，非人道的，法西斯性质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待略有异议的总书记的铁血手段！
反复无常的邓小平感到他所选拔的江泽民庸碌无能，亦欲废之。所以，邓南巡前后，曾3次派人见赵紫阳，试探他出山的可能。这3次见面，赵均提出︰请重新考虑“六四”问题的定性。这是重新工作的前提。甚至来人传达的资讯是可以考虑请他重任总理时，他还是坚持以重新为“六四”定性为前提。（张钢︰《南巡前后，邓小平曾三次派人找过赵紫阳》）何等坚定，何等挺拔！这时的赵紫阳显然已经告别了“大秘书长”的地位，他以独立的身份、清醒的头脑、超然物外的心境、洁白第一的品格，回答暴君的引诱。此时的赵紫阳向他的前部下杜导正坦陈心曲︰“老杜，你知道我过去也是很左的。现在我痛定思痛，改弦更张。”的确，他在15年的禁闭生涯中，痛彻醒悟，已经“改弦更张”。
赵紫阳晚年思想的跃进是他的人生的最光辉的部分。这需要专题研究，才能不断挖掘其中的足以启迪后人的宝贵精华，这里只能简单罗列一二。（1）共产党是有特定意识的团体，它的信仰就是它的圣经。赵紫阳认识到马克思的观点有乌托邦成分，马克思只提供消灭私有制的一种途径，没有预见到还有其他途径实现人类幸福。列宁的所谓“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就是领袖专政”。毛泽东思想“基本上是中国农业社会传统的‘极乐世界’思想”，他的思想“适合于中国人民的平均主义土壤”。（2）共产党的生命靠“领导权”与“专政权”维持，挖去这两权就意味着共产党生命的结束。赵紫阳认识到，“高度集权的专制政体，是靠‘权威’来推行的”，“今天已经没有条件来建立起新的个人主义的‘权威’了。人们不认可，没有合法性。”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理论不放弃，民主政治、法制建设难以实现”。（3）
一党专制与宪政民主是两种性质对立的政治体制。赵紫阳认识到，“西方的议会民主道路看来其发展还是比较成熟的。因为可以实行筛选，可以消除情绪化。国家领导人和议员，如不代表人民说话，人民就不选你。”赵紫阳既批判了共产党的思维形态，又批判了共产党的机制结构，最后推荐了多党竞争的议会民主制。说他的思想已经皈依了民主主义体系不是很适宜的结论吗？赵的家人说，他去世前一星期曾与雁南、五军说︰印度王子释迦牟尼真是非常了不起，那么年轻就悟到了要彻底扔掉这个臭皮囊。是的，赵紫阳已经彻底扔掉共产主义这个臭皮囊了，他离开人间时是何等轻松自如啊！
（2009.6.3）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