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退党征文】黑夜(五)

我的二十年奴隶经历

金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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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皖江钢厂

……写过了时代社会背景,回到当时的现实中来。

大家草草打开了行李,说是行李,也就是家属送来的一条被子,一个包着衣服的小包就当了枕头,此外就是一二个吃饭用的搪瓷缸匙子一类,草草的在地上铺上被子,一个挨一个地躺下,命令不准讲话,也没有人想讲话,但可以听到一片此起彼伏断续的叹气声,时不时有人大声叫“报告小便”,小便桶就在工棚门口,到门口要叫报告,否则哨兵会开枪打。在这里被告知除了二劳人员以外,对一切人说话前都要先大声叫报告,对当官的要叫干部,对当兵的叫班长。

这一晚谁也没睡好,次日天刚亮,只听到棚外远远近近一片哨声此伏彼起,原来除了我们刚解到的劳教的几个工棚外,还有劳改队的工棚也在这一片。到棚外坐好,因为初来乍到,也没脸盆,也不知哪里有水,都没有洗脸,有人挑来一担水,一人分到一杯,是给喝的,我就用这杯水倒湿毛巾擦了脸,连漱口带喝,然后开饭,又是一人一缸稀饭。

然后有人来叫我们排队坐到地上,我们这二百多人算一个中队,我们是十中队,有二个官,一个叫王队长,另一个叫张干事,王队长开始训话,这王队长一脸凶相,满脸络腮胡子,左眉中有一道红色发亮的疤,直通发际,说话时这刀疤一跳一跳的,讲话带吼,不外乎你们都有罪,要遵记守法,好好改造,三个月,六个月,一年半载争取解教回家之类,他介绍他自己在部队里从当小鬼开始,参加过解放战争,杀过许多蒋匪军,又参加过抗美援朝等等。然后是张干事开始编组,看来他已看过每个人的档案,先叫小组长名字,站到一边,然后叫组员名字站到组长后面,每个组约十多个人,我们这个队共十二组。二个正副小队长统管各组,二个大组长各管五六个小组,然后开始上工了,由一个小队长领头,另一个小队长殿后,各小组长跟在他的小组组员后面,二个大组长前后跑,后来我们得知原来二个小队长都是安徽人,是公安部门和劳改局原来的干部,我记得一个姓许是某劳改大队的事务长,后来他很快的就算改造好了,上面来一张便条他就回去继续吃官粮去了,至于大组长和各小组长,那都是和我们一起从上海来的货真价实的,不过对他们的安排和大多数劳教人员又有点不一样,他们在劳教前,有的是当过兵的,有的当过警察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当过单位的小头头受过党的教育的,他们被任命为组长就不但觉得比组员要高一等了,同时又觉得是个立功和争取表现的机会,这样每个人的劳动都每分每秒的处在他们监督之下,他们起到了队长和小队长所不能达到的作用。

知道了我们是到皖江钢厂来大办钢铁的,可能分配到哪部分还没落实,这一天被拉到山上敲石头,一人一把铁锤,一个铁丝圈,要把大石头敲小,再把小石头敲成二三釐米大,我们从来没有干过这种活,所以一天下来,都已满手血泡,双腿酸痛,非常疲劳,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队长宣布收工,大家拖着腿,列队下山,因为在全组我的年龄最小,组长指令我要背全组人的吃饭家伙,走在路上我的腿好象绑了二块大石头,越来越不听话了,赶不上前面的人,一个姓曹的组长过来在我后面猛然一推,我就一下被推出行列,踉踉跄跄地跌到路边,忽然我象发了疯一样的哭着爬起来往组长身上扑去,一口咬住了他的臂膀,这个当过兵的家伙,反到发了愣,过了一会,可能觉得痛了才把我甩掉。我到反而因此恢复了精力,就此跟上了队伍,一路上还有好些人向我翘大姆指呢。

到晚上规定整个小组围成一圈,盘腿坐在铺上学习二小时才能睡,所谓学习就是每个人都要检讨自己,除了要认罪服法,向党向毛主席请罪外,还要检讨今天的劳动有无偷懒,有无不足的地方,然后再相互批评,互相攻击,工作完成不好的,还要站起来低着头,听别人的骂,站二小时是很累的,不过这比后来还要扣饭又好得多,那是要命的。今天晚上组长要开对我的斗争会,理由是我的思想反动。我已经站了一会,组长宣布后,第一个响应组长号召的人开始发言,因为我们是新队第一次学习,队长亲自进来检查,看到我站着,就向组长了解情况,组长说:报告队长,此人思想反动。王队长一见我很小,用他部队的话来说只是个小鬼,可能因为他自己也是个小鬼出身,于是对小鬼就有些同情感,他就挟挟他的眼睛说:刚来么,哪有思想好的,算了吧。于是我得救了。

这二天里我们还是爬上山去砸石头,石头是前一天由劳改队用炸药从山上炸出来的。这天晚上刚开始学习,棚外哨声响了,叫全队集合,王队长训话说:你们是来参加大办钢铁的,大办钢铁是毛主席给的政治任务,今天码头上到了几船铁矿石,那是高炉的粮食,你们的任务是卸船,好好表现,争取早日解教。然后全体排队出发,路上一片漆黑,小队长们和大组长们提着马灯前后二边照着,最外边几步开外有兵端着枪指着我们,走了有几十里路,到了一个船码头,几条大船靠在码头边,船边有二块跳板架到岸上,一块供上去,一供下来,船中间又横架有二块板。每个船舱下去二个身体最棒的,用铁锹铲矿石举起来往横板上停放着的筐子里倒,我们都是二个人用杠棒抬一个筐,等装满了就抬着从另一块跳板上下来,再抬到码头上的一个指定地方倒下,这样川流不息的来回跑,人人抬着 筐都带着小跑的,船舱里的二位更是汗流如雨,虽然大家在白天已干了一天,又是只喝了一缸子稀饭,晚上接着干,而且都是重体力劳动,但大家仍然劳动干劲热火朝天。

天朦朦亮了,码头上有大伙房的光头劳改抬来几大桶的稀饭,这么远从宿营处 抬来真的不容易,这时人人早已饥肠辘辘,昨晚喝的一缸子稀饭,早已化成汗水了,我都感到要晕倒了,靠着解教二个字支撑着的,一看到热气腾腾的饭桶,都以为要开饭了,大组长董宝山叫开饭了,于是大家都放下抬筐,船舱里的也爬出来在岸上集合,忽然间王队长出现在队前,明晃晃的电筒光在人脸上来回直照,他厉声的问大家:你们的胆倒不小啊,敢于罢工!这里不是你们上海,这里是劳改队,专政单位,谁是罢工的头,我可以马上枪毙你。大家吓坏了,没人敢出口大气,半响无人作声,于是队长说回去后给我把你们的头找出来,现在给我继续干。这样干到船舱出空才喝稀饭,然后排队回工棚,看来王队长对此有恐惧感,他认为我们是罢工也是可理解的,可能他在部队里所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我们大多数本来都是来自各工厂的人,“我们工人有力量,嗨!我们工人有力量”,也是天天唱的歌。在他的脑子里工人是要罢工的。其实我们哪敢,那时人人都想得到政府宽大,希望以努力劳动,好好表现,来争取提早解教回家和家人团聚,更不用说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组织,而党是有组织有军队的,以无组织对有组织能反抗吗?

卸船的活干了有十多天,这一天是大休,这里规定半个月休息一天,让你们洗衣晒被子一类必需做的事,天气睛朗,上午大家把被子晾出去,动作快的人有机会把被子晾在工棚顶二边,慢的只好铺在地上,十多天下来被子都快发霉了,要是没有这一天,这些劳动力肯定会生病去死的。人们都到沟边去洗衣物,这个宿营地周围是一圈壕沟,里面放满了水,沟外是铁丝网,铁丝网外是哨兵,等于是露天监狱,平时在中午能吃干的,虽然不是 真正的米饭,但能安慰肚子,因为今天不干活,所以是二顿稀。

下午王队长来了,召开大会,是斗争罢工头的,王队长可能已经过研究,做好准备工作,宣布罢工头头是谁,我一看原来就是那个二进宫姓陶的,因为根据小队长和大小组长的回忆,那天跑到到饭桶边最快的就是这个姓陶的,于是这个大光头被五花大绑站在场中央挨批斗,小队长振臂呼口号,很多人发言骂他,大家庆幸没有整到自己头上。当然陶同教今天的晚饭是被免了其余人的饭碗里并没有多一粒饭,因为小队长和组长的碗里被装得满了点。

这样的活持续了个把月,没有船卸的日子里,就去做土方工程-平地基,一个人推着独轮车,二个人用锹挖土往车上的大筐里装,这种车是一个轮子在中间,车架 二边绑着二个大筐,二个车把系着车带套在人脖子上,用二只手提起车把和脖子一 起用力推车走,这种车叫胶轮车,然后后面的车就接上来装土,川流不息,这片土地里到处都散着古代的陶器,多数已被挖土机挖得七零八落的成了碎片,也有完整的碗啊罐啊的,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古代的文明遗产,就把它用锹打碎了当土装筐,没有人敢收藏它们,很可惜,当时赶英超美,大踏步进入共产主义是政治任务,共产党人无祖国,共产党的干部们对祖国文化这类好象没什么兴趣,而我们这些被专政对象就更不敢。这片地据说是用来建水泥厂。

地基完成后,我们十队的工作改了,改成固定的运输队,运矿石,一人一辆胶轮车,车上没筐子,车架二边系着粗麻绳用来绑矿石,叫赤膊车,每天一早从营地出发,到巢县码头装矿石到钢厂,来回几十里路,有任务的,规定要运几千斤,来回得跑三四躺,进厂前有磅秤,小队长掌磅,不够任务的不得收工,黑夜也得继续干,沿途有人监督。我的身子还没有发育好,个子小,体力弱,矿石装多了推不动,再加上我的鞋破了,脚一出汗,一走一滑,就是干到半夜也老是完不成任务,因此常被扣饭。小队长和组长因此不喜欢我,连看我都是斜着白眼的。

当时换了二个小队长,前面那个劳改大队的司务长已改造好了,据说支队长比较喜欢吃他做的炒肉片,所以去支队食堂当厨师了。现在这二个小队长有点来头,一个叫顾厉根,总有三十来岁。顾小队长面红齿白,很标致,腿长,声音又尖又响,过去是某劳改支队的管教干事,看来是个厉害的宣传人才,他整天就拿着个话筒在路上来回跑着做鼓动干劲的工作,如果有谁跑得慢点,他就会拿话筒对着他大叫:加油!加油!这人今晚很可能要被扣饭了。另一位是赵璧,高高的个子,显得有点英武气概,据说过去是某劳改中队的队长,因为对劳改比较讲道理,不太岢刻,因此阶级斗争的观念不强,也被罚来 劳动了,他沉默寡言从不训人,后来干脆自己拿起一辆独轮车加入劳教大军一起推矿石,这样王队长也无话可说。

1957年八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说劳教是人民内部矛盾,享有选举权利,三个月六个月,一年半载,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就解除劳教,顾赵俩位在三个月到了那天就改造好了,据说顾小队长又回到劳改大队部复官当了个劳改干事,而赵璧被清退回乡当农民去了。毛病就出在附带的“什么时候改造好什么时候解教”这句话上,而三个月六个月一年半载是说 最少时间,所以我们这些普通劳教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改造好了,要不是后来中国的政局有所变化,我们肯定会成无期劳教,死而后矣的。在我们这些普通劳教里也分等次,有些人在劳教前是共产党的干部,还有资本家出身,家中有钱常来探亲接见,有财物奉送给干部的,就变成比顾赵二位低一点的人民内部矛盾,他们可以当个组长或看工棚之类不用干苦力,还可以管理我们,在队长看不到的地方起作用,我们称他们为二干部。

从巢县码头到炼钢厂,一路有很多高高低低的土坡,独轮车到了坡前往上推很困难,这样就把各中队的‘小鬼’集中到一个小组,编成一个小鬼组,又叫拉桥头组,我有幸也编入了小鬼组。所谓拉桥头,就是我们人手一根粗麻绳,绳头系上一个粗铁钩,我们待在坡脚下,等同难们推着独轮车来到跟前,用铁钩钩上车头的横档,把麻绳往肩上一搭, 弯着腰,上身前倾,用二腿拼命往后蹬,推车的颈上 套着车鞭绕过双肩,然后象乌龟伸着头把车往上顶,这样我们一起努力把车背上 坡顶。不管怎样,我们拉桥头的比推车的要好多了,因为在车还没到跟前时,我们 可以坐下来息一会,真是感谢王队长和政府对我们小鬼们的人道主义关怀啊。每天天没大亮就集合,到工具房领车出发到晚回工棚,十多个小时下来,人人都累瘫了,但还是有部分体弱的人没完成规定的吨数,被迫继续上路再推一次。有时整天下大雨,发的所谓雨衣根本就不隔雨,那是一种薄布上涂了点桐油的雨衣,雨能往里渗,回到工棚赶快钻进被窝,把湿棉衣隔着被子铺在身上,才一会儿,湿棉衣还没焐热,天还下着大雨,忽然工棚外哨声尖叫,王队长披着那种部队里发的黄色真雨衣,对集合在雨中的队伍大叫:马上出发去运料,这是大炼钢铁的政治任务,不要说现在下雨,就是下铁下刀子也得干,饿了高炉,杀你们的头。

王队长有一次给我们全队训话说:他是个老兵了,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上过朝鲜战场,除了没有杀过日本兵外,他杀过许多人,之所以没有升级,到现在为止还在当个鸡巴劳改队长,就是因为他的脾气太坏,惹毛了他,他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等等,言下之意就是要我们对他小心点,王队长的刮光的二颊发着青光,眼睛一夹一夹的,有一种凶光射出来,左眉中间的那条直连到前额的刀疤更是红得发亮,好怕人的。大家也确信他会杀我们的头的。人人都怕他,只要老远听到他叫唤,人人都会提心吊胆捏把汗。不久后,王队长果然杀了一个劳教,那人名叫丁山,不过不是直接用刀杀的,是被残酷地折磨死的,死得很惨。丁山是王队长用来做杀鸡儆猴作用的鸡,当然会被整得很惨的。

很多人生病了,个个皮包骨头,蓬头垢脸象个鬼,还生了白虱,因为根本没时间去捉,白虱繁殖的速度很快,人人都不停地抓痒,混身都是血淋淋的抓痕,我沾了“拉桥头”这工作的光,有时得空就借口去大便,跑到路边草丛里,剥下衣服来抓虱子,但见这种白虱有米粒大,混身白亮,大肚小头,满衣皆是,去抓它,它就往衣缝里,线衫隙里钻,抓不胜抓,掐不穷尽,有点象电影里共产党打地道战。一天队部搞来了一台喷农药的喷粉机,命令每个人都敞开衣服,然后往里喷农药,那种药粉叫“六六六”,是一种很毒的杀虫药,喷过药后把衣服扣上,结果虱子果然都闷死了,人没死但反应得很厉害,整天的恶心欲吐和头痛,后来我得了药物性肝炎,恐怕和这有关。

开始整编了,把各中队的老弱病残都编到一起,体力好点的和年青的编在一起,八中队合并到我们十队,队长还是王成立,多了个副队长和二个干事。这时好象又从外面抓来了一批新劳力,所以我们十队的劳动换成砸焦炭和铁矿石。其实 砸矿石和焦炭也很苦,人人坐在地上,面前放着一块铸铁当垫砧,一人一个铁丝圈和铁榔头,把矿石或焦炭砸成规定大小,有二人抬着大的矿石供应各摊位,还有 二人把砸好的矿石用筐抬去上筛,筛出的矿石有人用独轮车推到高炉那里去,筛下来的石渣用独轮车推去炼焦铁,然后再敲碎去上高炉炼铁。敲矿石和焦炭算是轻劳动,一天劳动十二小时分日夜二班,我们做下夜的比做白班的更艰苦,下午六点接班开始到天亮这段时间最难熬了,因为天寒地冻,又是露天作业,手脚冻得麻痛直到无知觉,眉毛上结了霜,闭一下眼睛就冻住了,二睑很难再睁开,天亮前约三点钟,伙房会有人挑一担热水来供应,每人能分到一杯,我用毛巾沾点热水擦一下眼,放下水敲几下矿石,可当我再次拿起杯来时,毛巾和水都已成了冰块了。

这期间我认识了一位好朋友,他叫沈跃邦。他是另外一个小组的,我坐在我组末尾,而他坐在他小组的第一,我们是敲石头邻居,所以我们就聊上了,原来在上海的他家有一晚上进了小偷,他在惊醒后起来抓住了这个贼,结果在这个贼的诉苦和哀求下,他竟给了小偷一些钱而放跑了他,所以他被送劳教原因是包庇坏人坏事。原来他也是绍兴人,于是我提到我父亲的名字,哪知他居然知道我父亲,据他说我父亲是绍兴地区的名人,因为他后来去上海搞实业,所以没机缘和我父亲有过交往,但他说我父亲非常有民族骨气的,廉洁奉公,办事雷厉风行,深得民心,在政府和民间很有口碑等等,他都知道我父亲的许多琐事,这样我们就成了忘年交,因为他长我一辈,我尊称他为沈伯父。 沈跃邦很快就被王队长任命为组长了,原来他是上海蝴蝶牌缝纫机厂的老板,虽然厂被共产党合了营,但多少还能拿到一点定息,再说当资本家的家里总也有点底子,比起别人来他是很有钱的,他家里不断的寄邮包来,有很多吃的,太太韩端敏也常来接见,每次都孝敬很多东西给王队长,有一次王队长专程去上海,受到热情的接待,临行沈家还给王买了毛料衣服。老沈当了组长就不用干活了,来回跑跑看看就可,少吃很多苦。

那时安徽省的大饥荒已经开始,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后来那种人吃人的地步,但农民已开始挨饿,一早农民们捧着木盆在公社食堂门口排队,我看到打来的都是一些漂着些菜叶的清汤,后来外面敲锣打鼓的据说刘少奇当上了国家主席,但是日子还是越来越苦,我们的饭都是苦苦的稀糊,那是陈年的米糠和的,还有一股霉味。所以食品在那时是奇珍异宝,见到别人吃东西我们的眼睛都能突出来冒火,有邮包来的人,都是晚上睡时,偷偷的躲在被窝里吃的,沈家送来的食品当然都是高价用外汇券买来的,不过我从来也没有向沈伯父要过一点东西吃,一则沈伯父的东西在孝敬了队长和别的干部后,也一定不多了,二则我这人虽然穷苦出身,但性气仍是很高,所谓“穷则独善其身”从不肯求人布施的,我有我自己苟活下去的办法。挨饿是一种非常 严重的折磨,特别是长期挨饿,饥肠辘辘却还要对付超时的重体力 劳动的体力消耗,那时除了劳动,就是想吃,再也没有人去想什么爱情啊!家庭啊!友谊啊!幸福啊!这些都是吃饱了时候的想法,更不用说什么中国人民站起 来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啦!我们要解放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啊!在那时候这些都是废话,唯一占据大脑的就是想吃,可悲的是明明你饿得要死, 但是在我们这圈子外的家属亲人却以为你在说谎,那时所有的报纸电台都在大肆报导大跃进,大丰收,粮食亩产万斤,毛泽东甚至说点假轻轻的风凉话,什么“粮食吃不了怎么办,可以出口换钢铁去支援世界人民么”。我的一个好朋友叫朱青廉,他原来是解放军,复员在上海一个工厂当工会主席,因为他的厂辞退了一怀孕七个月大孕妇而没有给予任何补偿,原因是那个妇女是临时工,作为工会主席的朱青廉打了抱不平而得罪了厂党委,也被抓来和我等为伍了,是归类在工人阶级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一栏的,他写了一封信给他哥去要点粮票的,他哥是在海军里当官的,这封信不知什么原因居然发出去了,我想可能是队长喜欢队员们去信要邮包吧,结果他的哥哥回信来将他骂了一顿,说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哪能饿人,说他仍然不认罪服法抗拒改造,继续诬蔑党和政府等等,这封信被张干事拿来在大会上念了,并给了狠狠的批评,还好朱青廉是小队长,没有给他处分,真是偷鸡不着蚀了把米。不过平时我也听到过张干事发过吃不饱的牢骚的,也不知道共产党干部怎么搞的,好象都在二面国受过训练一样。最滑稽的是有一次王队长的点名,共产党的国家政权是用枪和暴力抢劫来的,建政后他们使用的语言仍是当兵的那一套,所以开会叫点名,就象古代叫点卯一样,王队长点名时声色俱厉地责骂了有个人非常无耻。原来那时我们抬矿石用的筐是用树枝编的,筐子的损耗很大,所以安排了二个人专门去割柳条编箩筐,那个人在编筐时大概为了减轻疲劳哼哼一只小曲,那是一支少数民族的歌,其中有几句是“我愿做一只小羊,蹲在你身傍,我愿你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地打在我身上……”

在那个时代,人们只能唱所谓的革命歌曲象歌颂毛主席和共产党,或者就是打打杀杀的,象打倒美帝打倒苏修一类,但对少数民族的歌曲限制少一点,人们就打着发扬少数民族文化的旗子打擦边球,所以在当时的上海,这支歌很流行,不料此人在哼时被王队长听到,于是拿来在会上大大地发扬了一番。王队长说“此人那样的无耻,居然不要做人,他要做一只羊,还要让一个丫头片子拿个皮鞭抽他,真不要脸”王队长用的话虽然很严厉,但到是说得眉飞色舞的,而且特地把那个“丫头片子,小丫头片子”讲了好几遍,王队长批评完了拖长调子问大家此人要不要脸啊? 于是有小队长和几个小组长也拖长调子回应道 不—要—脸!王面向大家再大声的问一遍,于是全场的人都大声地叫唤“不——要—–”,我在肚子里撇着笑也跟着大伙一起喊,但在我的心里是觉得很奇怪的,因为在平时看来王队长是很好色的,他自己已五十多岁,娶个老婆才二十多,再说在平时工地上过路个老百姓的妇女,他总是色迷迷的盯着看,有事没事的找话跟人家讲,有一次我还看到他摸一个乡下大姑娘的手臂呢,那么现在人家只不过唱了几句民歌,为什么又要拿人家大做文章呢?后来这问题我得到了解答,那是后来我和三组组长姓章的一起上山去搞小秋收,搞小秋收就是到山上去割野菜剥树皮拿回来送到伙房煮了给大家当饭吃,章组长满脸麻子,但人很聪明,满肚点子,特别是对社会有深刻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大家给他取个混号叫满天星,那是仿照着水浒传里的军师智多星吴用来的,章组长的解释很有创意,他说那不过是王队长借题发挥满足一下他自己的口瘾吧了,这下我恍然大悟。

我和章组长相处有一个星期左右,在山上他给我讲了好多事,比如什么是阶级斗争啊。阶级斗争在中国被异化为分化人民和人与人之间斗争啊,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异化啊,为什么在中国一个人出点馊主意就能祸害全国啊?等等等等,他的种种说法都是当代人所没有的,都是我前所未闻的,也和我以前的认识有根本的区别,坦白说,在以前的认识中,共产党毛主席是为了解放人民,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设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理想社会的,所以仅管他们杀害了我的亲人,仅管许许多多的人受到迫害,我只是认为这都是这些人对人民犯了罪,或是些局部问题,或是为了达到伟大的理想必需付出一点代价,归根到底在原则事情上我是拥护共产党的。

在这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我明白了好多道理,也知道了比过去皇权时代更皇权的那套做法,那就是一人受诛,家族遭殃,并且世代延续的情况,但我从前就一直认为自己相信没有人压迫人,剥削人的共产主义制度,因而也拥护共产党的。从此我一通百通,过去看不懂的事情都有了解答,我在学生时代所受到的教育有了彻底的变化,我对这社会的一切丑恶有了真正的认识,我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我也知道了毛泽东的死期,那是要等到毛把所有的人从人民到他身边的人都斗遍了,到再无人可斗时,就是他完成任务回去地狱的日期了,我暗暗下决心要活到那时候。我从一个一无所知但以为自己什么都懂的单纯的学生状态中走出来了。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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