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
据《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透露,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在一次国务院高层会议上谈到农民的遭遇时说:“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份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
在这种模糊的制度下,土地财政很容易变成“土地腐财”;这就是郑恩宠在《开放》杂志上的题目。何清涟讲到的问题,是说最近中国泡沬经济的破裂现象,导致股市、房市齐跌,其中房市不景气,就影响到地方的土地财政。中国地方政府本来就负债累累,依靠土地财政还可运转。若土地财政出现问题,可能导致地方财政周转不灵。
克鲁格曼最近的评论预测,当奥巴马入主白宫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将从现在的6.5%升至8.5%。按照这个预测,那时美国领取失业金的人数恐怕要超过百万。克鲁格曼相信并鼓励奥巴马采取极为大胆的扩张政策来刺激经济。他判断,奥巴马刺激美国经济的一揽子计划应达6000亿美元的规模才可能奏效。
瑞信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上周发表一篇题为《中国经济告急》的博文。颇具前瞻性的内地10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在1个月内急跌6.6点至44.6,跌幅令他震惊。结合其它数据分析,他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可能只有5.5%至6.5%的增长速度。他在华东、华南地区调查时发现,除政府主导的基础建设外,民间的投资项目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博文最后指,民间需求复苏是中国增长“重...
中国的农民离开土地后怎么办?这才是中国政府必将面对的最要命的问题──只是席卷进去的不只是政府,而是整个社会。
中国农村有七亿人口。粗算一下,每个农户的家庭成员人均拥有两亩耕地。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决定,今后农民可以耕种土地,也可以出租、转让和交换。同时鼓励农户合并土地,共同经营。那么,农民对这一决议反应如何?为此,柏林日报记者走访了离北京仅七十公里的河北固安县:
十七届三中全会是一次令北京的当政者感到尴尬的会议。这个尴尬来自于人们对会议的期待和会议的结果之间的差距。会前,中国的农民和舆论界对此次会议充满了期待,尤其是胡锦涛在会前的小岗之行更将人们对此次农村改革的期待推向了高潮。但是在会后一周内,无论是中央自己审发的会议宣传稿还是个官办媒体的重头文章,无一例外地对此次农村改革的所谓重头戏——土地流转权利不置一词。直到八...
10月19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于一周前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终于与公众见面。决议的最后文本证实,传言的胡锦涛“新土改”确已流产,反对“新土改”的力量取得了重大的政治胜利。
有传言说,中共中央的底牌,是准备最后承认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权。如果这样,当然很好,对解放农民,稳定农村,对形成稳定的国内市场,肯定是强大的永恒的动力,我准备额手称庆。问题在于,现在仍然在坚持土地不得私有这个陈旧而又有害的方针。
在我们看来,中国农村的问题实际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绝对不是简单地让农民土地能流转。因为农民土地流转收益可能不一定归农民,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的话,即使农民拿到公道的价格,生产要素也可以在农村得到合理的配置,但农民仍然是利益受损失的群体。
在粮食通胀日趋严重的年代,如何让十三亿的中国老百姓填饱肚子就成为中共控制通胀的首要目标。在工商业高速发展、城市工业区和主要耕地交叠、及创造产量奇迹的杂交水稻问题渐现等背景下,中国发展是否将成为国际粮价高居不下的关键,已成为国际上关注的话题。
中国大陆自从在上世纪的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尝到了无比的甜头,也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前国家总书记邓小平,所说的一句“名言”,让一部分的人先富起来,到了今年2007年为止,己经过了29个年头了,邓小平的“名言”已经实现了,令人跌破眼镜的是,先富起来的这一部分的人,几乎全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包括高干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太子党,在中国大陆如果不是共产党...
奥运前的中国无疑是世界的焦点,Ted Koppel与他的团队制作的“资本主义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apitalism)就要在Discovery频道播放了。休士顿的亚洲协会(Asia Society)最近在休士顿举办了这部记录片的预映式。
笔者接到贵州镇宁县募役乡村民的电话,说他们要到瓮安去喊冤。他们说:镇宁县政府制造的“6‧27”惨案与瓮安县的“6‧28”惨案有相似之处。因“6‧27”惨案他们村被逼死了三人,抓捕13人,其中三人被逼各“罚款”1万多元,然后才放人,另外10被判二年半——三年的徒刑。
政府必须是阳光政府、服务政府,而不是牟利政府。这是宪政对政府的必然要求;也是法治对政府的必然要求。
在短短几分钟里,我突然有一种无路可逃的感觉,眼前每一幢楼房每一根电桩每一棵树都显得可疑而危险。眨眼之间,所有的人都上了街,我站在报社停车站中央,一直担心离我不远的10KV高压电线落地,它摇晃的幅度,再加周围建筑物的撕裂和玻璃滑倒的声音,让人感觉恐怖。
中国上世纪五十年末到六十年代初出现的大饥荒是“人祸为主,天灾为次”,而今天则面临着一个与历史相近选择,……可以肯定地说:只要中国不实现农地资本化政策,由国家权力导致的大饥荒还会出现。
以大陆目前的贫富差距的倍数,若大米、小麦等农作物价格续涨,八、九亿的农民迟早会因生活困顿起来抗议,届时中共武力再强,也无法镇压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而自觉的退党运动,则会让中共消失于无形。一旦人民觉醒,发现中国穷困、人权团体抵制奥运,过错全因中共挑拨离间、欺蒙诈骗后,人民就会起而抗暴,要求民主,中共退位,台湾政府、企业主都要注意大陆政局的发展。
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是贫瘠的土地,是弱势的人们。农民深深地依赖着土地,这是数千年之传统,这是数千年的生活之道。土地的丧失,意味着巨大的企业开工,一切与城市相仿的酒店、宾馆、超市、贸易城、批发城都会产生。昔日的农民要改变一切,被强行要求融入到这种与他们切身利益无关的经济建设之中。他们只能照样当着农民工,而且是外地的农民工,只有凭借贷款、借钱、打工,才能维持生存...
如何终结中国的苦难,跳出历史的轮回,这不是一部影片能够承载的,也不是这篇文字能探讨清楚的,但却是一些有识之士应该思索的。
从那些村民们集体下跪的诉求中,使我们同时看到当今中国人真的需要集体下跪。当然,我们不是下跪于任何偶像和个人,我们已经到了需要向造物主集体下跪并呼喊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发出的诉求和声音是:我们不需要那表面的繁荣,我们需要一个干净的蓝天,我们需要洁净的空气,我们需要一个子孙后代永远赖以生存的美好环境中
而土地神被敬奉,完全处于村民对其爱戴,敬土地神隐含着中国农村乡土自治的文化基因。这幅对联很朴实,但朴实中包含某种契约精神:你们敬奉我和老太太,我就一定会保佑你。这是村民和土地神在订约,土地神祇有保佑五谷丰登、人畜平安,才有资格享受人间香火。
目前很多文章在估量中国社会由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矛盾。基本观点是认为中国社会的财富高度集中,穷人太穷太多。阶层的差距产生生活的隔离和心理的不平衡以及情绪的对立,以至形成了一个世人深信不疑的说法:“仇富心理”。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可能还存在一种“仇穷心理”!于是,每当有某种极端事件出现,人们就归结到这种社会心理。而中国穷人的另一大特点可能还在于,他们正在被世袭...
“拥有在乡下长大的童年是令人羡慕的。”我不在乡下长大,当我刚刚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在上个月,我亲眼目睹了拥有我父亲童年的江西省某市某区新港镇张家湾——一个江南的小村落,被地方政府违规征收夷为平地。我的远房的乡下亲戚们顿时都沦为了失地的农民,他们可以拿到的补偿非常有限,但是他们也并没有进行有效的申诉和抗议,他们——就像几千年来做过的那样,默默接受了现实。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报导)黑龙江富锦市去年发生失地农民要求土地私有的运动。中国学者估计,今年各地会出现更多的农民要求土地私有运动。
转眼07年过去,每逢岁末年初,中国农民工——诸如医疗、欠薪、子女入学(留守儿童)等问题,都会随着媒体的广泛关注而进入人们的视野。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报导)中国中央政府计划今年对农村增加投入上千亿元人民币,用于解决“三农”问题。专家认为,在中国现行体制下,难以保证中央下拨的资金不被地方政府官员贪污挪用。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报导)中国农村出现村庄合并的趋势,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说,这有助于利用土地和推动中国农村由村民自治迈入“社区化管理”。专家认为,任何缺少农民参与和公众监督的改革措施,都可能演变为对农民的变相剥夺。
土地本来就是农民自己的,现在他们已经觉醒了,他们的抗争是正义的。
熟悉哈耶克著作的人对本文的标题不会陌生,在他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的第七章就是这个标题。我之所以直截了当地借用这个标题,就在于他在这本书里,他不但严厉地批判了社会主义,而且论证了国家控制经济与极权专制的必然联系。本文所探讨的土地权问题,恰好与此关系密切,这不光是以一个巨大的事实证明了哈耶克学说的价值,反过来讲,他的理论也许会成为我们当前面临的选择的学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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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至今约三周时间,至少39名中共官员密集病亡,全为中共党员。两名省级高官、原陕西省委书记安启元与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周振兴于2024年4月23日同日病亡。病亡者另包括12名中共离休干部、8名党委书记与党务官员、8名人大政协官员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