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方针”》发表之后,我陆续收到一些前辈和读者的反馈。我写那篇小文的起因是偶然看到一位没有署名的老先生写的《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16字方针》列印稿。直到不久前,未曾谋面的杂文家黄一龙先生写了《对傅国涌〈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方针”〉的“两点补证”》,我才从“补证”中得知,那位老先生名叫穆广仁,是新华社原副总编辑。我曾在《炎黄春秋》看到过...
**前两年,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曾公布过一份《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子女的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低阶层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门槛明显提高了。
1949年以来,我们这块古老大陆上发生的那么多灾难,特别是由政权蓄意造成的大规模群体性迫害,即使受害人获得了“平反”、“改正”,由于政权的性质没有根本上的改变,对大多数人而言,遗忘几乎就是最好的选择,真正敢于站出来做见证的只能是少数人。
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普通老百姓,做一个公民的简单愿望无时无刻不在激动着我的心。做一个公民,我可以自由地批评自己的政府,如同我可以赞美它一般;做一个公民,我可以听从良心的召唤,关怀这个千疮百孔的社会,堂堂正正地谴责邪恶与黑暗;做一个公民,我可以在这片祖祖辈辈劳动、生活的大地上自由迁徙,甚至能自由地出入自己的祖国;做一个公民,我可以在春暖花开的日子,幸福...
中国的政治是统治者的事
当农谢被送上联合国特别法庭,面对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指控时,红色高棉“已成为一个弥漫着血腥气的历史名词”,在它治下发生的大规模杀戮,曾经造成柬埔寨七百万人口当中约五分之一的非正常死亡,仅埋人坑就有二万多个。我在网上看到一幅照片,一位金发少女独自站在一堆骷髅面前,那是柬埔寨当年的“杀人场”,如今已变成旅游资源,白骨化为风景。
在被软禁的十七年中,赵紫阳先生对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对人类发展面临的问题有过许多深入的思考,早在一九九二年初,他就对老战友宗凤鸣说过,生态环境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首要指标。二十几年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中国官方引以骄傲、并以此作为政权合法性的高经济增长率,恰恰就是建立在对生态的掠夺性毁坏上面,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换言之,我们所谓的经济高增长依赖的正是生态透支...
官方用经济荣景,统计数字,推行盛世理论。垄断媒介、消除一切不同声音之后,整个社会已失去人类基本的是非观、善恶观 ...... 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长达1300年科举制造成了中国人的状元情结,这种情结并没有随着一百多年前科举制的谢幕而终结,“高考状元”这个说法就是很好的见证。前不久,中国校友会网、《大学》杂志和《21世纪人才报》联合发布了一份《1999—2006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这项调查历时8个月,对全国各省、市、区(除西藏、港澳台以外)的560位“高考状元”作了全面的调查和研究,这在中国可能还是...
自从一九八四年中国人第一次在奥运会上拿到金牌以来,全国上上下下对国际性的竞技体育充满了兴趣,闪光的金牌仿佛给我们这个民族注射了强心针、兴奋剂,金牌已成为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倡导体育时主要的乃至唯一的追求。我们这个民族本来就习惯以成败论英雄,体育场上的拼杀正好合乎民族心理,至于金牌背后的血汗和泪水,金牌和体育的真实意义,统统都可以不管。为了金牌,可以倾一国的人力...
虽然美国只是一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年轻国家,然而要真正清楚地了解这个国家的起源,也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随着时光的推移,很多历史细节逐渐变得模糊,有些重要事情当时可能就没有留下可靠的文字记录。相隔几百年后,这本《五月花号——关于勇气、社群和战争的故事》(新星出版社2006年12月版),以新闻叙述的笔调,如同现场特写一般,重现了“五月花号”飘洋过海,在新大陆生存...
严格的新闻管制注定要导致新闻尺寸的扭曲,什么样的新闻才是大新闻,什么样的新闻需要整版篇幅、浓墨重彩地报导,什么样的新闻要小化、淡化,放在最不起眼的版面、最不起眼的角落去,什么样的新闻压根不允许报导的……天长日久,这一切的一切,在新闻从业者那里已渐渐形成了不成文的内在规则,并下意识地按照这样的规则处理,多数时候无须等待上级指令,也无须挨上级的批评、处分,一切都...
所谓长假经济,无非就是要从国人的口袋里掏钱,至于其他的好处实在看不出来。国人是要休假,但也可以轮休,不一定一窝蜂的来。简而言之,长假经济本质上还是长假政治,是典型的官家意志和行政主导生活。我们知道,极权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高度意识形态化,或者说泛政治化,一切都是政治,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都是政治,谈恋爱、结婚也是政治。到后极权社会已经没有那么泛政治化了,个...
《让媒体说话 天塌不下来》,这只是公安部一个发言人十天前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却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发行量非常大的《报刊文摘》昨天也在头版醒目位置转摘了,有些人几乎由此产生了新闻自由的幻觉。我在这篇文章、这个题目中看不到什么乐观的迹象,读不出什么微言大义,甚至觉得这完全是个人行为,不具有任何风向标的作用。这一点我们这些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
从西南回杭州,在火车上遇到一位研究生,他要到浙江一个地级市去签就业协议,他的专业是电力方面的,找工作还比较方便,而且众所周知电力是个高收入的行业,所以他的脸上写满了笑容。
和黄仁宇、唐德刚相比,汪荣祖在大陆的名声要小得多,作为海外华人史学家,他的影响主要还是停留在专业范围和爱好史学的读者圈里,在一般大众耳朵里,这还是个有点陌生的名字。汪荣祖的专著不是很多,这几年陆续也都引入了,我见到的大约有五种,包括《史家陈寅恪传》、《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康章合论》、《史学九章》、《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等。汪荣...
我曾看到过一个调查,大约是去年吧,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首次对外公布了一份《新生适应心理准备状况调查报告》,对大学新生的调查发现,他们不仅普遍缺乏长远的打算,就连大学期间的学习动力也没有了。
200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党校办的《学习时报》发表文章,提醒党政领导在处理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时,要坚持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三个原则。其实,这已经不是三个“慎用”第一次见报了。几年前的一次全国政法会议上就传出过这样的消息,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要坚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等原则。这大概是三个“慎用”这个说法首...
“民主评议”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现在有些学校给教师评定职称实行的就是“民主评议”,谁来进行评议?由校长、副校长、工会主席这些领导加上一、二个教师代表组成评审小组,或评审委员会,对申报职称的教师进行打分,然后根据教育行政部门给予学校的名额,决定谁能上,谁不能上。
[作者按:王朔此次出场,“成功地诱惑”媒体,闹出了大动静,随后365万就到手了。他以特有的市井语言,对几个超级大导演和顶级文化口红的解构确实大快人心,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但他对毛泽东的崇拜、感激,对反知识分子的心态没有任何改变,他对记者神侃时再次说出了这些话:
钟南山、吴敬琏两位先生都是有很高社会声望的名流,一言而为天下重,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曾有过出色的表现,而且在专业关怀中体现了相当的社会良心,受到公众的敬慕。没想到钟、吴两位先后在常识问题了犯了众怒,声望大跌。
在读到《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这本书之前,我在一个朋友的博客上看到了封面,“我反对”这三个黑红交加的大字如此醒目,让人禁不住怦然心动,更让人血脉贲张。
据说博客最初就是网络日志的意思,现在当然已超出这种功能。中文网络从“论坛时代”进入“博客时代”是一种必然趋势(接下来也许还会有什么“播客时代”或其他的时代)。如果少一点商业侵染,少一点外在的权力干预,如此发展下去,网络的公民表达很可能会在虚拟空间首先出现公民自治的雏形。
愈演愈烈的“泛娱乐化”趋势回望消逝的二00六年,我个人感受最深的是整个社会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泛娱乐化”趋势。虽然,“娱乐至死”的口号早就在流行,同名著作曾经是两年前的一本畅销书。娱乐主导媒体,从“芙蓉姐组”到“超级女声”,早已人所共知。但是,到了二00六年,娱乐已不仅仅是娱乐,它开始迅速穿越娱乐的边界,肆意蔓延,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毛细血管。足球解说员黄健翔...
那么,是不是“恶搞”导致了犬儒?还是犬儒导致了包括“恶搞”想像在内的一切?这个问题是值得澄清的,众所周知,所谓的“恶搞”往往都没有掌握公共资源,没有有力的平台,没有动辄若干亿的资本支持,“恶搞”一般来说出自民间、底层、边缘、草根,不登大雅之堂的,“恶搞”本身是多元的、千姿万态的,并不是一种形式、一个态度、一个方向,不是一块铁板,不同的“恶搞”有着不同的动机和...
《大国崛起》总策划麦天枢强调中国建立现代国家需要各方学会妥协。此话动听,但在专制中国,民间弱势,妥协的主动权从来都在居于强势的权贵当局。
对中国人来说,美国大学生当风里来、雨里去的邮递员,曾经是那么不可思议。邮递员这个职业似乎与温室中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挂不上钩。但是,自从大学生毕业包分配的政策走向终结,通过读书改变社会身份,实现从下到上的社会流动的美丽梦想走到了尽头。在现代中国,上大学只不过是接受更高的教育,绝不意味着鲤鱼跃龙门,身价百倍。昔日的天之骄子,在就业问题上领教了现实的严峻。
共有约 493 条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