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今天的中国已没有国学大师,所以研究印度学的季羡林、写小品文的张中行都被捧为 “国学大师”。所以温氏要以政府首脑之尊呼唤“大师”诞生。专为君王唱赞歌、不为苍生说人话的季羡林被官方和庸众称为“大师”,高居“泰斗”、“国宝”位上,时间久了也是战战兢兢,所以才有请辞三顶桂冠之举。不料又成了大肆炒作、水涨船高的由头,一片欢呼声,季大师在三顶旧帽子之外又多了若干顶新帽子...
一次,一位比我年长的朋友来家里聊天,说起对时局变化的看法,我们俩出现了分歧,原因是他对当局的一些举措都抱有乐观的期待,认为如此下去,总有一天,也许十年后,就可能开启民主的大门。对此,我则抱悲观的态度,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当政者有推动政治改革、导向民主的任何迹象,比如我们在政治改革方面已落后于后起的越南。他则认为,我们的主流媒体对越南改革的肯定,就表明...
季羡林老了,他的头上却戴着诸多的桂冠,散发着无比诱人的光环。他虽然躺在病榻之上,他的一言一动都受到媒体和大众的关注。这次,他的一本新书刚一上市,媒体就闻风而动,炒作的热点是季先生要给自己“摘帽”,摘去三项戴了多年的桂冠,第一项就是“国学大师”,据他自己说,这顶桂冠已经带了十几、二十年,他不想再戴下去了。众所周知,他的专业领域并不是国学,而是印度学(或者叫东方...
在1949年以前相当长的岁月里,《大公报》曾经是“中国最好的报纸”,胡适认为《大公报》之所以成功,无非是因为它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前者是新闻,后者是言论,它们共同构成了报纸的两翼,缺一不可。报纸的言论通常是以时评的形式出现的,包括社评和社外撰稿人执笔的个论等。自从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首创这一形式以来...
风风雨雨的2006年已成为过去,有人问我,新年有什么新打算,我想了想,其实2007年,我并无什么新打算,有的只是早就有了的老打算。对于我来说,这个世上已没有什么新鲜的刺激能诱惑我,也没有多少可怕的噩梦能征服我,更不会有不切实际的胡思乱想能将我引入歧途。
虽然,不久前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算不得“新的社会阶层”崛起的标志,但它至少意味着最高权力层已明确意识到了这些新社会阶层所带来的新格局。在高度控制型的社会管理体制之下,这一切都是潜移默化地发生的,而不是以大张旗鼓的方式,乱哄哄出场的,等到新社会阶层以势不可挡的趋势,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浮出历史的水平面时,一切都变了,最关键的...
谈到郁达夫,人们常常会想到他的颓废、病态、伤感、浪漫,好像还有点自暴自弃、自怨自艾,……这些都不是装出来的,不是“佯狂”,不是“为赋新词强作愁”,在他完全是真挚的、诚恳的,他要把自己的世界无遮掩地呈现出来,这几乎成了他文学的支点。 他是一个文人,但他与旧式的吟风弄月、醇酒妇人的文人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旧文人往往是游离于整个社会之外,独善其身、玩弄诗词文章、...
魏明伦公开表示支持李树型打这个官司:“这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名,而是讨回一个剧作家的尊严,唤醒中国影视圈对编剧的尊重和公平待遇。”我们生活的这个当下中国,不是也强调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不是要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吗?署名权虽小,却也是基本人权之一,它和版权不同,是著作权中不可让渡的权利,每一个作者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轻易放弃,面对侵权时更不应该保持沉默,以大事化...
大纪元12月7日讯】 11月24日,浙江大学2007届毕业生大型校园招聘会在玉泉校区举行,第二天,本地的《钱江晚报》做了一篇报道,眉题是“首场大学生招聘会昨日浙大开场,万名大学生冷风细雨中赶场应聘”。
陈寅恪生在一个大转型的时代,不仅是社会、政治的转型,更是文化上的转型,他目睹、身历时代的大变,从他陈家深深卷入其中的维新运动到倾覆王朝的辛亥革命,从他不无异议的“五四”新文化浪潮到抗日战争,到1949年的天翻地覆,直到“文革”,他没有因为令人目眩的时代剧变而眼花缭乱,他早已打定主意、立定脚跟,选择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就是做一个学人,他在意的是追求知识的自由,追...
据说,在《南方周末》的报导出来之前,安徽师范大学的初一“特权班”,在网上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网上舆论主要是骂师大家长的,认为他们利用了“特权”。和当地的普通市民相比,师大家长的身份确实不一样,至少他们还有师大这棵大树可以依靠,他们可以借助师大的校舍自行办班。网民对他们的不满和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这样做毕竟是在维护他们本已得到的利益。
全国山河一片红,旧日窑洞的玩笑成真,毛泽东坐钓鱼台开始分封文武百官三宫六院,填太子尿的词。
1922年10月,上海一家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举办“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的问卷调查,有1900多人参加。2个月后结果公布,孙中山以1315票名列第一。当时,他正处于逆境之中,在上海蛰居读书,并不是政治舞台上风光八面的权势人物。那个年代,从北到南都是军阀当道,有实力的是“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布贩出身的曹锟、秀才出身的吴佩孚这些人,他们有地盘、有枪杆。民意...
如果不是不久前媒体披露出这条消息,谁能将高等学府与供奉“神龛”联系在一起。西安华中科技学院的副院长办公室内,一道布帘后面赫然竟是一座神龛,香炉、神像、净水瓶等器物一应俱全,前面供着水果、食品,香炉上香火袅袅。如果不是记者暗访时亲眼目睹,我们的想象力恐怕还没有如此发达。原来,这所全日制高校几年前招生困难,在校生仅200来名,经营亏损极其严重,于是找到一个“神汉...
10月15日晚上,有朋友来短信说,林牧先生可能走了,打他家的电话没人接。我回复说,一有消息,马上告诉我。今天一早,我刚起床,手机响了,一位长辈来电,林牧先生已经于昨天去世。我已经七年多不见林老了,他还不到80岁,想不到就这样在午睡中安然离去,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一整个上午我都被一种悲怆的气氛薄雾般笼罩着,虽然外面阳光朗照,街道上车流不息、人来人往,一切都仿佛...
共青团中央的第一书记周强出任湖南省代省长时高调承诺要“清清白白做人”,让我想起朱镕基当年的话,说什么身后只要人们认为他是“清官”就不错了(大意)。
中国制度陷入了僵化的泥沼,统治者和民众都在装傻,比赛弱智,而尚能清醒敢说话的却是已退出权力场的几位老人。天道何其不公。
在电视屏幕上,我们看到的铺天盖地的莺歌燕舞,看到了涨满整个画面的欢声笑语,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50万盆鲜花装饰的“盛世”…… 半个多世纪,几代人的时间,巫师般的灌输、明谕、暗示,使许多人丧失了正常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如同天真的孩子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误将狼当作外婆。
与八个样板戏的时代不同,我们已进入一个允许娱乐的时代,你甚至可以选择不同的娱乐方式,当然唯一被恩准的也只有娱乐,这是个娱乐高于一切的时代,“娱乐至死”这个口号放在当下中国是那么的最恰当。而娱乐之外的东西,或受到权力的严密监视,或干脆不许存在,或将它边缘化,让人们视而不见。
这几天的报纸都在报导新鲜出炉的《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我居住的这个城市也发布了一份市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年度调查报告,“幸福感”、“幸福度”又成了关键词。从调查结果可知,36个大小城市居民最不满意的是房价、治安和就业,房价偏高尤其为人所诟病。如果我们仅仅把“幸福感”建立在知足常乐、吃亏是福这样的价值观上,诚然也不失为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不过,这只是廉价的、...
天底云暗,我在半睡半醒之间想到了这个词,天变凉了,可是这个世界依然充满了不安,生存的空间依然是那么狭小,人们的心情是那么压抑。物理学家李政道说,天外有天,很可能在我们知道的这个宇宙之外,还有很多很多个其他的宇宙。
这年头,一个贪官倒霉了,实在已算不得什么新闻。何谓新闻?我记得上学时,老师曾这样解释: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在无官不贪几乎已成为普遍共识的今天,一个小贪官被揪出来,早已引不起人们的兴趣。贪官太多了,这些年前前后后被曝光的虽然只是冰山一角,但也足以让人神经麻木,见惯不怪了。
超级女声的舞台上出现了“八荣八耻”,在一个政治一统山河的国度,本身就没有纯粹的娱乐,只不过更多的时候,娱乐仿佛以真的娱乐方式出现,人们通常忘记了我们娱乐是因为我们只能娱乐的事实,或有意或无意,这块土地上,我们从一生下来就注定了这样的命运。
100年前的今天,慈禧太后和满清王朝开始忙乎“预备立宪”,至少表面上要学习先进国家的政治制度,一道“仿行宪政”的上谕曾激动过这个暮气沉沉的民族,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商界、学界、报界一片欢腾,热烈庆祝这个盛大的节日。
因为到处都是禁区,都是碰不得的高压线,聪明的人们学会了绕着走、躲着走,他们纷纷往一条允许通行的胡同避行,久而久之,他们发现胡同虽小却也别有天地,可以将欲望、身体、天赋、手段等施展得淋漓尽致。人们活着,需要吃喝,也需要玩乐、休闲、游戏,谁能提供适合口味的文化消费,就会受到欢迎。在这里,越是轻松无聊的东西,似乎就越能走俏。越是低俗夸张的东西,就越有市场。如果把这...
一连接到几个朋友发来的短信,昝爱宗因“散布谣言”被拘留七天。说他“散布谣言”好像已不是第一次,我记得几年前,他因为用网名“电子情”在网上发表一篇批评“严打”的文章,结果就是以“散布谣言”被处罚,他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当然是以败诉告终。这件事曾引起法学界的讨论。这一次他又是以文罹祸,要失去一个星期的人身自由,并且失去了工作。包括他在内许多普通公民的遭遇,一次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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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1日至13日不到两周内,至少13名中共高级官员病亡,全是中共党员,包括两名中将、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炳清、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宗顺留,一名副省部级高官、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汪峡,以及年仅54岁的广东省珠海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