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竹

2009年将是中国的政治转型年，转型的动力机制已经形成：一是群众上街，二是经济萧条，三是高层内斗。三者相互纠缠，相互激荡，就像美国南加州的大火一样，风借火势，火助风威，谁也挡不住的。在中国，民间积怨，百姓上街，这不就是遍地干柴吗？金融危机，经济萧条，野火乱窜。高层内讧，权力斗争，这就是乱风袭来。如此一来，中国政治要改朝换代，有谁能挡得住呢？

知识是一种痛苦，共产党来了之后，更是一个苦字了得。你不选择共产党，让你肉体痛苦或肉体消灭。但选择了共产党，让你精神痛苦或精神消灭。从战争年代到运动年代，从十年文革到改革开放，这个灵肉线索应该是清楚的。今天，中国的读书人再次面临痛苦抉择：要不要继续跟党走？不跟党走，肉体很痛苦，一来小鞋不舒服，二来收入要损失，搞不好还有牢狱之灾。但如果跟党走，精神很痛苦。因为，昧著良心，厚颜无耻，没有人格，精神能不痛苦吗？

金融危机何时到中国？很可能是明年，几乎不可能拖过后年。金融危机就好像是一辆国际专列，1997年从亚洲出发，到了俄国与南美，今天在华尔街靠站，估计会盘旋一阵去欧洲，但是，它的终点站是在中国，这一点毫无疑问。换句话说，2009年与2010年将是一个关键的机会窗口，叫做东方列车的谋杀案，全球合谋，百姓阳谋，要干掉一党专制。

官方最好的策略是理性、法制、公开、透明，这个悲剧就可以落幕，社会的心理也可以抚平，而那些家属们，无论是杨家的还是警察家的，就可以继续过日子。但是，当局偏不要这样，好好办案是不行的，正正当当办案做不到。什么意思？你好像还有什么内情似的，好像还在掩盖着什么东西？好像要把这个案子一直纠缠下去，挑逗大众心理，直到共产党倒台？我觉得不可思议。怎么说呢？一贯做贼的，让他走门觉得不习惯，一定要跳窗户才行？一贯做假的，真的受不了，先搞成假的再说？其实，当局无非就是这么一点小小的心理恐惧，怕老百姓同情杨佳，怕老百姓议论案情，怕那些不怕死的有样学样，对不对？可以理解，但是，至于像做贼一样吗？我们知道共产党政治案件好做假，一贯搞冤假错案，今天，刑事案件你也要做假才行吗？丢人啊，锦涛同志。窝囊啊，永康同志。难道非要这样秘密处置杨佳的母亲，才能平平安安地杀了杨佳？控制杨母，好杀她儿子，至于走到这一步吗？整个事情太奇怪了，不合情理嘛。你到底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隐情呢？为什么这么怕老百姓知道？看起来，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追究下去，没完没了，直到真相大白。你杀了杨佳也不算完，还要继续追究，因为，事情太奇怪了，你太不合情理。

张春贤与李君如，一个是湖南省委书记，一个是中央党校副校长，最近，一个说要还权于 民，一个说要票选民主，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三种可能。一是吃错药了。因为，你这不是鼓吹颜色革命吗？明摆着跟胡总对着干。其次，葫芦里面是假药，信口雌 黄，并不当真。不过，我觉得还有第三种可能：一种危机意识在中共高层蔓延，像传染病一样互相传染，一是对一党专制的前途没信心，二是对党中央没信心，三是 对胡锦涛没信心。

汶川大地震，人间惨剧。在这种伤痛中，说几句同情话是廉价的，而表达慰问对于表达者或许重要，但对于被表达者而言，那是微不足道的，于事无补的。因为，对于失去父母的孩子来说，父母是不可替代的，而对于失去孩子的父母来说，孩子也是不可替代的。如此惨烈的灾变，如此巨大的伤痛，小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观，使人生道路出现转折，大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气象，使国家道路出现转折。中国人常说，化悲痛为力量，我要说，化悲痛为变天。悲从中来，变从中来，中国非变不可，现实必须突破。图：绵竹汉旺镇，救援人员在一所学校废墟上展开救援。

最近，胡锦涛主义又有了新的发展，把专制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叫做愤青政治，扶共灭洋。其实，这不是新东西。当年慈禧太后也搞过义和团政治，扶清灭洋。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正是满族人的一族专制的最后阶段。实在说来，老佛爷不闹愤青，孙中山怎么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呢？同样道理，今天胡锦涛不闹愤青政治，大家也很难达到驱逐鞑党、恢复中华的共识。

北京有两个官僚俱乐部：一个是人大，一个是政协。为什么说是官僚俱乐部呢？因为，他们一不是老百姓选出来的，二不能帮老百姓办事，三只会当官做老爷。事实上，两会代表大多是官僚们举荐出来的，衙门里分赃分出来的，搞权力平衡平出来的，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所谓的人民代表就是官僚代表，人大就是官大；所谓的政治协商就是官僚协商，政协就是官协。如此一来，他们只为官僚解决问题，努力建立官僚和谐，全面促进官僚发展，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今日中国，世风日下，朝纲不振，究其原因，上梁不正也。过去，北京有一个娼妓集聚的八大胡同，黑道横行，鸦片遍地。今天，北京有一个政治上的新八大胡同，从中南海向全国延伸：官场接黑道，警匪一家，无法无天；理论成鸦片，愚昧人民，假大空骗。以下根据《半月谈》等档资料，归纳列出最高当局的八个问题，简称中南海八大胡同。

送走猪年，迎来鼠年。猪年的一大特色是，老百姓像养猪一样精心伺候党和国家领导人，盼着他们长膘成材。十七大期间，中华民族的养猪运动达到了新的高潮：大会堂里，脑满肠肥，红光满面，头发流油，猪光宝气，一派兴旺景象。老百姓看得心里欢喜：猪的一身都是宝，左边一个胡锦涛，右边一个温家宝，造福人民错不了。

几年前，美国发生卡特里娜风灾，政府救灾不力，官员无能，舆论大哗。接下来，布希道歉，高官下台，公开真相，启动改革。这就是，人民问责，政府改革。今年，中国南方发生雪灾，比较而言，政府表现更差，官员更无能，而因为人祸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民生损失更为严重。如此惨痛教训，难道老百姓不应该问责吗？人民不问责，政府不改革。因此，我们请胡锦涛回答三个问题。

人们都说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其实现实也如此。比如，三峡大坝与共产大厦就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国社会与长江水系都是脆弱的生态系统，一来危机四伏，二来禁不起折腾。但是，大坝党说建个大坝可以解决问题，共产党说修个大厦可以解决问题。但事实如何？简单的事情搞复杂，复杂的事情搞砸锅。

在中国，《国际歌》还在唱，但歌词变了。官员们高唱：这是最后的捞钱，团结起来到明天，捞钱那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中国快变天了，这一点贪官污吏也很清楚，因此加快了捞钱的进度，今天能捞的决不拖到明天。胡锦涛很着急，说大家悠着点啊，慢点捞不是可以多捞几天吗？但是，官员们没有信心，明天树倒猢狲散，就不能捞了。

解散共产党是一项光荣的历史任务，老百姓想回避回避不了，有人想拖延拖延不了，胡锦涛想掩盖掩盖不住，一句话，它历史地摆在了中国人民的面前。实在说来，中国社会发展到目前阶段，解散共产党不但具有历史的必要性，更有历史的紧迫性，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它是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2008年老百姓面临一项艰巨的任务，这就是通膨维权，或者叫“涨价维权”。这场战役能否打赢，将决定老百姓未来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生活品质。涨价为什么要维权呢？因为价格上涨一倍，就等于老百姓收入减少一半，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权益。然而，胡锦涛却学习李登辉，搞“戒急用忍”。“戒急”就是他不着急，“用忍”就是让老百姓忍着：肉价涨了少吃肉，粮价涨了少吃粮，房价涨了别买房。岂有此理。

十七大之后，温家宝要火烧眉毛治三害：一是经济过热、二是物价上涨、三是资产泡沫化。如果明年春天治三害仍然无功，那么入夏就可能发大水，共产党的江山面临着灭顶之灾。实在说来，早在十七大之前，就应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且容易得多。但是，胡锦涛为了十七大戴稳乌纱帽，把该办的事情都压下来，错过了时机。更为严重的是，十七大壮大了权贵集团，深化了体制痼疾，这事情就更难办了。

十七大放了两颗卫星，一个是习近平，一个是李克强，从第四代飞向第五代。孔子云：听其言而观其行。但是，中国没有新闻自由，中宣部天天造假，所以，我们实在搞不清楚这两个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心里想的是什么。因之，对这两颗政治新星的飞行轨迹，除了听其言观其行之外，我们还要查其案，也就是从某些要案入手，看这两个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解放军面临两大历史使命：一是国防现代化，二是政治现代化。当然，在法制社会，军政分家，军队国家化，这样最好。但是，在此之前，尤其在现体制下，这些都是美好的幻想。换句话说，一党专制是一个纠缠不清的扯皮体制，党政不分，党军不分。党政不分妨碍了中国政治的现代化，党军不分妨碍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中国的现行体制有三大特征：一党专制、欺压百姓、贪污腐败。一党专制是本质，欺压百姓是手段，而目的则是贪污腐败。都说老百姓的忍耐有限度，其实这个限度是两种：一是程度上的，二是时间上的。在程度上，老百姓忍无可忍。在时间上，老百姓的耐心也达到临界点。有鉴于此，我们要有一个结束一党专制的时间表，不妨叫做“五年计划”。

《人民日报》说，十七大解决了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毫无疑问，胡锦涛举的是假大空的旗，走的是权贵主义的路。十七大做到了“板上钉钉”，把中国人民钉在了十字架上，一如当年的耶稣基督。左边这根钉子叫假大空，人民思想不自由、言论不自由，右边这根钉子叫官僚特权，人民权利不平等、人权被剥夺。在我看来，共产党是出卖中国人民的犹大，胡锦涛是出卖共产党的犹大。这种无耻的背叛，昭然若揭，区区2200名代表的马屁鼓掌，岂能掩盖的了？

走过十七大的共产党，有点慌张，有点迷茫，有点狡诈，有点希望，傲世而立，但谁来捧场？谁要看这张涂脂抹粉的脸，虚情假意，人老珠黄？

共产党各级官僚几十年如一日，轻视农民，压迫农民，剥夺农民。不管召开多少次党代会，不管下达多少一号档，这种习性没有改变。三年自然灾害时，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百分之九十九是农民。今天，上访群众被截被打，绝大多数还是农民。为什么？我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农民手里没有土地。二是农民没有组织，三是农民好欺负。有鉴于此，农民的真理就有了：一是夺回土地，二是成立农会，三是驱逐贪官。

十月一日《物权法》正式实施，起跑线上一声枪响，从此老百姓一要争物，二要争权，三要争物权，而且刻不容缓。因为，在枪响之前，贪官污吏早就捷足先登了，在农村夺田卖地，在城市拆迁占房，不但上下都先进，而且各地均统一，既没有城乡差别，也没有地区差异，堪称奇迹。所以，落后的老百姓啊，你们要加油了。一是在农村平均地权，叫做耕者有其田，二是在城市平均房权，叫做居者有其房。城乡结合，争房争地争产，就是落实《物权法》。

最近，据自由亚洲电台听众检举，有关单位在各城市居民楼内非法安装短波干扰器，用来封锁国际广播。据指称，短波干扰器大多是秘密安装，居民住户完全不知情，有的就在居民楼道的公用电表旁边，伪装成远传水表发射天线，并注有水电公司的假标记。我认为这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不但是非法的、违章的、不道德的，而且有可能成为居民住户的健康隐患。

九月四日晚间，重庆市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城管因为殴打小贩而引起民愤，城管的车被推翻，并被引爆，市民和城管双方都有人受伤。据了解，整个过程持续了五个小时，交通中断，现场聚集了数千人。重庆的“九四事件”说明了什么？它说明中国城镇市民的心中有一把火在闷烧，随时可能爆发出来，演变成轰轰烈烈的市民起义。

外电报导，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的公司与中国及外国政府签下一系列重要合同。外界估计，合同的价值可能高达几十亿美元，美联社的报导说，交易凸显出中国政府机构与高官子女的公司的密切关系。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凸显了胡锦涛第一家庭的内部矛盾，起码这则报导会加剧这种矛盾。我估计，胡锦涛不愿意儿子经商，因为这对他自己做官不利，这就像陈世美不希望前妻出现而影响自己的前程一样，但显而易见，胡海峰要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时代变了，人各有志，胡锦涛也不能阻止儿子经商。这就是中国的进步：假如陈世美再世的话，包公用不着上演《铡美案》，因为首先提出离婚要求的，可能是他老婆。

今天，中国进入民主转型期，与其说轰轰烈烈，不如说悲壮。从一党专制转向自由民主，从贪污腐败转向人权法制，中华民族之史诗也。但是，谱写这史诗的是什么呢？多少农民工的汗水，多少老百姓的泪水，多少年轻人的鲜血，一言难尽。言不能尽，曲可尽乎？刀郎有一首歌，叫做《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娓娓动听：“克里木参军去到边哨，临行时种下了一颗葡萄”。在我看来，克里木参军就是那故事的开始，就是改革开放，种下的这颗“葡萄”就是人权，就是老百姓的希望。

毛泽东曾经说，路线正确了，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枪可以有枪。今天，人民要结束一党专制，不用钱也不用枪，但是，必须有一个路线图。那么，民主转型的路线图是什么呢？我认为第一是上街，第二是上街，第三还是上街。因为，人民一上街，没有组织可以有组织，没有领袖可以有领袖，没有反对党可以有反对党。一句话，上街就是毛泽东说的“路线正确”，就是“抓住主要矛盾”，叫做水到渠成。

中国举办奥运是一件好事。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从黑龙江到上海，从山东到广东，我们陆续听到老百姓发出“不要奥运要人权”的呼声。在我看来，这是呼救的声音，有如被群狼围困住的一群小动物，为了活命不得不如此。事实上，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反观胡锦涛，他是可以选择的，既可以奥运人权都要，也可以两者挑一。令人遗憾的是，胡锦涛显然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只要奥运不要人权。如此一来，老百姓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针锋相对，杯葛奥运，以求生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旋律。学者李泽厚认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时代旋律表现为双重变奏，一是救亡，二是启蒙，而救亡往往压倒启蒙。然而，改革开放之后，一来没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了，故无亡可救；二来中国人个个机灵活络，故无蒙可启。如此一来，中国面临着一个五音断层，青黄不接，因为老调子已经唱完，新曲调尚未成型。大家各吹各的号，各想各的调，而中宣部乱弹琴，胡锦涛瞎指挥，更增添了噪音，难成曲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