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辉

中国民间有句古话：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我想这句话至少表达了这样两层含义：一是打官司需要诉讼费、律师费，没有钱是进不了法庭的；二是打官司需要用钱来贿赂、收买法官，没有足够的钱，即使走进衙门也是没有意义的。无论就那层含义而言，这句典型地说明金钱与法律关系的汉语，在讲英语民族的美国却并不灵验。

最近，一则题为《河北青年因强奸杀人案被处决，10年后真凶落网》的消息在互联网广为流传。据媒体报导：“今年1月18日，河南荥阳警方抓获一名可疑男子，经审讯该男子交代了曾在河北广平等地奸杀4名妇女的犯罪事实。1月19日，河北广平警方将这个名叫王书金的男子押回，之后押解其到石家庄市郊区作案现场指认时，却从受害者同事口中得知，王书金犯下的凶案，案发当年已被当地警方侦破，强奸杀人犯聂树斌10年前已被执行了死刑。”（《新浪网》2005 年3月15日）这条骇人听闻的消息再次将绝望中的我推向了绝望的境地：对生命的如此脆弱感到绝望，对不公正的司法感到绝望。但绝望不是心灵最后的庇护之地，聂树斌的冤魂似乎在敦促我应该写点什么。

1959～1961年，中国经历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年代，其间非正常死亡人口3,000万。尽管笔者没有经历那惨绝人寰的年代，但还是从自己身边的年长者那里，陆陆续续听到了许多让我内心震撼的奇闻轶事。一句格言说得好：“不知道历史的人必然会重蹈覆辙”。因此，我愿意把其中的一部分记录下来，让后人能够了解那段历史的真象。

1886年的益和案，被认为是华人对美国法律作出贡献的一场官司。该案为捍卫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起了重要作用。但笔者在此不想赘言该案对美国宪政的影响，而是试图发掘该案对当今中国的人权、民主和法治建设有哪些启示。

正当美国司法机关对水门事件的调查渐至高潮之时，1973年11月12日，毛泽东不解地询问来访的基辛格博士道：“为什么你们国内，对水门事件这个屁事那么在乎？”毛的“屁事”在此是个比喻，意思就是小事一桩。然而，水门事件果真是小事一桩吗？

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展示了一副悲观的图画，即由理性经济人组成的政府是靠不住的。我们过去以为政府及其官员关心的总是公众的利益。那不过是一种错觉。政治市场中的主体同经济市场中的主体一样，都是利己而不可能是利他的。那么，我们是否就由此接受这一悲观的现状呢？否也。公共选择理论给出的答案是，要解决公共选择即政府选择过程中所必然导致的恶果，就必须在公共领域建立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并以此来约束、规范和监督政府的权力，从而使政府及其官员的决策尽可能的符合公众的利益。而实现这一切的唯一路径，就是尽快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万历民变，主要是指明朝晚期的万历年间爆发的一系列城市居民反抗矿监税使的斗争。从1596年（万历24年）开始，“以金钱珠玉为命脉”的明神宗派出了大批亲信宦官，赴全国各地充当矿监税使，聚敛民财。当时朝廷派出的税使，遍及160多个州县，乱摊乱派，搞得民众“百用乏绝”。矿监为害，比税使尤甚。他们可以借口开矿，随意诬陷，凡是民间田园屋宇，都可指为矿穴，进行抄家毁屋、蛮横拆迁，甚至挖墓盗尸。国家如此明火执仗侵犯私人财产的野蛮暴行，在全国各地激起了民变。1599年4月，山东临清民众最先爆发反对税使马堂的斗争。愤怒的民众群起冲向衙门，并放火焚烧税署。之后，这一反抗矿监税使的斗争似多米若骨牌效应一样，迅速遍及全国

最近，柬埔寨国民议会以107票赞成、0票反对的绝对多数，通过了一项设立联合国所支援的特别法庭的立法，从而为审判前红色高棉政府领导人扫清了最后法律障碍（《大纪元》2004年10月4日讯）。这一决议的通过，正如柬埔寨首相洪森所说，是“柬埔寨人民和国际社会期待已久的”（《亚洲新闻网》，2004年10月4日）。尽管红色高棉的倒台已过去了1/4个世纪，但对其成员的审判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革”期间，民间流传着许多不同版本的“少年反革命”的故事。我今天所要讲的这个版本，并不比其它的版本更离奇、更曲折、或更生动。但我之所以要把它讲出来，是因为它确实是我亲眼目睹的、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故事。

我小学一年级入学报名时，有一面试程式，未通过面试者原则上不得入学。面试题目之一：“你最爱谁？”正确答案是：“我最爱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面试题目之二：“你最拥护谁？”正确答案是：“我最拥护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面试题目之三：“你要保卫谁？”正确答案是：“我要保卫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报名前，由于家长用正确答案反复给自己孩子训练，所以大多都能顺利通过。

从计划经济年代过来的人，大概不会忘记当时中国农村那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毛泽东语）运动。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这个地方同中国西部的其他地方一样，非常贫穷、落后。但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大寨人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硬是将寸草不长的石头山改造成了亩亩良田。当时，石头山上开辟出的一级一级的梯田，成了中国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象征。但大寨被全国所注目，是1964年2月10日新华社记者宋莎荫、范银怀等撰写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的发表。该通讯不仅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也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1964年3月，毛泽东对大寨的经验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同年12月，在3届人大1次会议上，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介绍了大寨经验。从此，一场声势浩大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便在中国大地降生了。

马加爵被执行死刑的消息传到云南高校后，师生大都异常高兴，有的鼓掌，有的唱歌，还有人相约晚上喝酒不醉不归。大家认为，终于还受难者一个公道了，也终于可以从马加爵案件阴影中摆脱出来了（中新网6月18日电）。说实话，当我从网上看到这则“狂欢”的新闻后，内心油然泛起一阵悲哀。如果说，我们从马加爵身上看到了一个缺乏爱的人对生命的冷漠；那麽，我们从“狂欢”的学子们身上同样看到的是这样一种冷漠。•我们现在已不必惊异，在这样无情而又自私环境下为什么会产生马加爵了。

】“文革”期间，民间流传着许多不同版本的“少年反革命”的故事。我今天所要讲的这个版本，并不比其它的版本更离奇、更曲折、或更生动。但我之所以要把它讲出来，是因为它确实是我亲眼目睹的、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故事。

如果说，“权钱交易”是自古以来世界各国都有的一种常见的腐败现象，那么，“权学交易”则是当今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畸形体制下、出现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腐败现象。“权学交易”，顾名思义，就是用权力购买学历和学位、而往往又是高学历和高学位的腐败行为。近几年来，“权学交易”大肆泛滥，已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又一新的腐败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