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0年12月23日訊】（希望之聲《橫河評論》節目）橫河：各位聽眾大家好，我是橫河。最近一段時間，中組部對全國4萬多司局級幹部進行黨性教育，把這4萬多司局級幹部送到井岡山，在今年7月到10月之間進行了很多課程，其中有體驗式的課程，就是重走紅軍的挑糧小路，這個在媒體上已經得到了廣泛的報導。今天我們就來討論一下，這說明了什麼？
當然重走紅軍路這件事情並不是中組部首創的，中組部只是把它明確的放在了井岡山，就是毛澤東起家的地方。其實更早的時候，從前年就開始的重慶的「唱紅」，就把這個所謂的回顧中共的革命傳統從「文革」時期的紅歌逐漸的往回，一直回溯到紅軍時代。在9月10日的時候，在北京宋莊藝術節上有18名來自重慶的藝術家，當時是穿著紅軍的軍服一路從重慶招搖過市到達北京，這媒體也廣泛的進行了報導。在 11月份，重慶綦江落成了紅軍紀念碑，同時在10月22日，重慶的市委宣傳部還組織了一個唱《長征組歌》的唱紅歌的活動。所以重慶「唱紅」當中就有相當一部分是追溯到了紅軍時代。
紅軍路在理論和實踐上的荒唐
我們先來看一下，就是紅軍路它代表了什麼？重走紅軍路的意義在什麼地方？當然紅軍路一般來說，是代表中共奪取政權的革命，這個革命從北伐戰爭後期國共分家以後，就是以紅軍的武裝革命作為代表的。但是這個革命的含義卻早就已經不是中共的正統的宣傳教育所能夠解釋的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們可以從理論上和實踐上來進行分析。從理論上，當然中共自己宣稱自己的革命是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但是問題是這個理論本身就是有很大缺陷的。無產階級革命它是針對資產階級的，而中國當時並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也就是說即使按照馬克思自己的理論，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也根本就不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而且更何況中共一旦奪取政權以後，很快的就消滅了資產階級，這是通過剝奪資產階級財產，甚至肉體上部分的消滅了資產階級。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有相當一段長的時間之內是沒有資產階級的。就是從三大改造以後一直到「文革」結束，這段時間是沒有的。
無產階級本身它是作為資產階級的對立面存在的，我們現在講的是中共自己的理論。資本主義消滅了以後，資產階級就不存在了，因此和它相對立的無產階級也就不存在了。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共奪取政權以後，無產階級從來就沒有當過這個國家的主人，是因為資產階級沒有了，無產階級也就沒有了。實際上這個國家的主人是以無產階級名義實行統治的中共的特權階層，這個特權階層並不屬於無產階級。所以這個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本身是非常荒唐的，而它的實踐也是非常荒唐的。
這就是為什麼後來毛澤東要提出繼續革命的理論，也許就是想在理論上解決這個問題。他的所謂「繼續革命」，在「文革」的時候達到了高峰。他的理論的主要設想就是新的資產階級會不斷的在中共的統治階級內部產生，因此需要不斷的發動底層的民眾對這些在黨內產生的新的資產階級進行革命。也就是說他的「繼續革命」就是舊的資產階級消滅了，新的資產階級會不斷誕生。這個理論對當前的統治集團的威脅太大，所以不太會是中共當權者在理論上要回溯到無產階級革命，甚至是繼續革命的理論上，當權者不會是以這個作為出發點的。這個理論，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繼續革命理論事實上已經不存在了。
在另一方面，中共在改革開放以後又開始引進了外資，自己也當上了資本家，尤其是跟中共的統治集團有千絲萬縷關係的這些人也當上了新的資本家，在中國也有了某種意義上的資本主義，也有了某種意義上的新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不過這個新的資本主義是屬於「權貴資本主義」，它不是西方所謂的「自由資本主義」，它是和中共的統治的權力完全結合在一起的。
這個新的資產階級它也就屬於權貴資產階級，這個新的資產階級正好是鼓吹重走紅軍路的這個統治集團。所以說它在理論上如果說號召人們重走紅軍路，應該是號召新的無產階級來革自己的命。這個可能性好像並不是很大。所以重走紅軍路從理論上來看是極其荒謬的，至少從提倡重走紅軍路的這些統治集團的既得利益者的角度來看的話，這個理論是極其荒謬的。這是在理論上。
在實際上，當年井岡山的紅軍是在一個好不容易通過北伐統一了的中華民國內部的一個割據政權，是一個反叛政權，它的成員主要成分來自兩個部分：一個是國民革命軍的一部，反叛的，賀龍的那個部隊被打敗了以後的殘部；另外一部分是毛澤東「秋收起義」的殘部。這兩個部分結合在一起就成立了一個受蘇聯控制的反叛中國合法政權的非法的武裝政權。
這樣一個政權，對於今天中共的幹部和全國的民眾有什麼教育意義？是要大家學習它出賣民族利益投靠蘇聯主子，還是要學習它建立國中之國的反叛基地？這兩者現在看來都不太像，也就是說不僅在理論上是極其荒謬的，在實際上要學習當年的流寇紅軍似乎也不是今天當權者所要希望大家真的學習的東西。
我們看一下在實踐上，當年的紅軍究竟是什麼人組成的？在中共的宣傳教育當中，當然說的是那是一批具有無產階級覺悟、英勇善戰的革命者。但是現在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當年的紅軍戰士絕大多數是被裹脅，因為恐懼而不得不參加紅軍的農民，這裡面還不一定都是貧苦農民。這個我們一會兒會討論一下。也就是說這些人因為恐懼而革命，是現在所謂的「紅一代」、第一代。今天在中國掌握政治、經濟、軍事大權的所謂「紅二代」，他們所描述的他們的祖輩，實際情況是大不一樣的。
其中有一部分人是被剝奪而革命，當時中共在江西和其它的蘇區實行的是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當然這種提法後來被推到所謂的「左傾盲動主義者」身上，但是這個做法當時確實是在中共的割據的各個根據地廣泛實行的，而且這個思路和做法是中共一貫的。本來這種做法是不合常理的，因為中國人他講一個「冤有頭，債有主」，如果是紅軍去了，剝奪了他以後，他應該反過來去革紅軍的命，怎麼會跟著紅軍去革別人的命呢？就說這種思維方式本身是不合常理的，就是一般的人想像當中是想不出來的。所以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來，中共的共產革命本來就不是人設計出來的。當然我們現在從最近發表出來的一些關於《馬克思成魔之路》，還有《九評共產黨》裡面我們確實可以看到中共的無產階級革命，它跟歷史上所有的所謂改朝換代，或者是被壓迫者的反抗都完全不一樣，它是一個完全由邪靈控制的一場殺戮，給這個世界製造混亂的一個革命。
使小資產變成無產，強迫他們革命，這種情況在個人造成的冤屈，就是由一個人迫害另外一個人，使他造成的冤屈，然後強迫他去做這個人想做的事情，這對於人來說是無法理解的做法。但是這個確實在中共的革命當中成為了一個事實，確實有很多人被中共剝奪了財產以後，而被他們強制參加革命，最後也居然參加革命了。這是一個事實，這個事實面對的不是由個人對這些人造成的迫害，而是一場人力無法控制的被邪靈控制的暴力革命，只有在這種暴力革命之下，這種剝奪了人家以後強迫別人革命才真的成為了一個事實。這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是有家人被殺害以後，而被裹脅進去參加革命的。大家知道「文革」時期，從濟南軍區26軍政委這個任上調到江西去支左的是程世清，後來長期統治江西，在江西整個文革當中，程世清是一個最重要的人物。他是河南人，當時在鄂豫皖蘇區。官方的說法，說他出生貧寒，11歲就當紅軍。但是在民間是有不同的版本的。
我當時在江西農村的時候，跟我們一起的有一個南昌下放的知青，他的家裡面是江西省的幹部，所以他知道很多江西省這些幹部的內情。據他說，程世清是出身於地主，父母是被紅軍革命的時候殺害了，而他自己年齡小所以倖免於難，紅軍就把他帶走了。結果紅軍本來是他的殺父殺母的仇人，卻變成他唯一的親人，他後來就成了紅軍的將領。
這個說法雖然沒有辦法核實，但是大家知道中共給它自己的官員，給它自己的革命造了很多假、貼了很多金。從官方說程世清11歲就當紅軍這件事情，似乎能夠印證跟我們一起下放的那個南昌知青的說法，就說他父母是被紅軍殺害的這個說法。事實上紅軍開始長征的時候，在各地能走路的男子都被帶走了。那個時候是什麼人都要，根本沒有什麼階級之分，就是被殺害的地主富農的倖存的家人跟著紅軍走的這個比例也是相當大的。
另外一部分就是被廣泛裹脅而革命的農民。這一部分人以前並不是廣為人知的。前幾天在阿波羅網上發表了幾年前有一個媒體人魏寒楓寫的一篇文章，講的是一首江西民歌，後來被改成《十送紅軍》，大部分人都聽過的這首歌的故事。（文章）其中講到當年在贛南中共控制區有240多萬人口當中，先後有33萬多人參加紅軍。它裡面就描寫：送行的民眾站在兩邊，燈籠火把交相輝映，然而，與其說感念軍民魚水情深，不如說是淒絕送別此去不歸的家屬，和自己身不由己的命運。我覺得這個描述真的是非常準確。
這篇文章裡面又提到說：當年史料已經越來越多的證明，在壁壘式軍管之下，參軍是血酬定律的最好體現，也是恐懼不能自主的無奈。所謂擴紅，披紅掛綵的背後，充滿著淚水和恐懼，「反革命」三字的恐佈導致人們害怕就能使兵源激增。這個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我從1973年到1984年在江西十多年，聽到這樣的故事真的不是一件兩件，太多了！當時我在讀大學的時候，同寢室有一個來自贛南瑞金的大隊支部書記，他告 訴我說，他們1949年才有2千人的村莊，當年跟紅軍走的就有800多人，也就是說能走路的都走了。整個村莊等於是男丁被席捲一空，肯定這個年齡還不只是 所謂青壯年，連老人和孩子都被帶走了。這在哪個時代都不能說是人民自願的，更令人的恐怖的是這800多人沒有一個人回來的。瑞金這個地方在紅軍長征之前，就組建了包括「少共國際師」在內的3個師。也就是說當時瑞金這一個地方所有的男丁都被抓了。可以說當時擴編的紅軍絕大多數都是被裹脅的農民，這就是當年紅軍的主要組成的成分。
那麼今天讓那些廳局級的幹部去重走紅軍路，是讓他們去重新體驗一下被裹脅當炮灰去送死的感覺嗎？顯然不是！那麼究竟是為什麼呢？
中共尋找政權合法性替代品的演變
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中共一直企圖解決一個它統治合法性的危機。這個解決統治合法性危機的企圖，它有一個演變的過程，就是所謂採用的方法有個演變的過程。中共它是用西洋邪教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一個暴亂集團，它在1949年奪取政權的初期，中國人還是比較相信「勝王敗寇」，所以那時候沒有對它統治的合法性提出太多的疑問。
然而中共一奪取政權以後，它就在全國強制性的消滅宗教信仰，強力的推行「無神論」，它就把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權合法性的兩大來源的一大來源自己把這條路割斷了。這個來源就是歷史上絕大部分的國家，絕大部分的政權都是「君權神授」這個合法性。為什麼中國的皇帝要說「天子」，他有這個是神給他的統治權，這個合法性。它要強行推行「無神論」，這個合法性的來源它就不能用了。
然而這幾十年來，它又堅持它自己的一黨獨裁的統治，拒絕讓這個權力由民主選舉來提供。它既不讓民主選舉政權，也不讓民主監督它的政權。所以它就沒有辦法來採用世界上現在絕大部分國家政權的來源是「政權民授」這麼一個來源，也就是說這個世界上權力的兩大來源都不能被中共所用。
作為替代的話它想了很多辦法，它有一個演變過程。最早的時候所用就是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它是想用革命作為它政權合法性的基礎。但是對於任何一場革命，除了共產主義革命以外，所有的革命都是手段，只有共產革命把革命變成了目的，特別是「繼續革命」的理論。當革命一旦成為目的時候，結果就一定是全民的災難，整個民族、整個人民的災難，整個國家的災難，這一點在「文革」的時候體現的是最徹底的。所以儘管繼續革命的理論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中共的實踐，但是因為它的先天不足，使得中共自己都已經把它拋棄了。
下面所用的就是「文革」結束以後的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後來就把它歸結成為一句話，叫做「發展是硬道理」，一直到現在不管它改換多少名稱，這個沒有改變過。當然它每個階段有不同，從開始的時候「白貓黑貓」的理論，一直持續到今天的GDP是決定一切的，當然現在也有可持續發展，但是基本的東西沒有變過。也就是說，用經濟發展來提供中共的合法性基礎，這個不僅在環境上、資源上，甚至是道德上的代價都已經過高，已經到了民族無法承受的程度了。而且它不可能持續，一旦到發展的速度減緩，甚至是在衰退的時候，它的合法性就不能繼續維持下去了。這是經濟發展作為它的合法性基礎。
下一個就是民族主義，這個民族主義，特別是中共後來提倡的極端民族主義，它和經濟發展相配合，成為中共合法性基礎的另一個替代來源。民族主義是需要敵人的。好在中共是最善於製造敵人的，在它奪取政權開始的時候，它是在國內製造階級敵人，後期就轉移到國外去尋找敵人。我們看到，從建政初期的美國，到60年代、70年代的蘇聯，從一衣帶水的日本，到唇齒相依的越南，隨時都可以從好友轉為仇敵。實在玩不轉了，國內還有宗教信仰不同的少數民族，可以以什麼藏獨、疆獨、台獨的名義進行打擊。它就是要打誰就打誰，這方面它是駕輕就熟的。
但是民族主義玩過頭了，它也有麻煩的地方，弄得不好就會燒到自己。最有意思的就是當美韓準備進行軍事演習的時候，大陸有一個網站上有一個投票，就是選你覺得美軍在哪個海演習比較好？這個選項裡面有日本海、黃海、東海、南海、渤海和中南海。這個投票是 7月31日發起的，到8月11日，也就是10天以後，選中南海的達到81.44%。也就是說當民眾對統治不滿的時候，民族主義很可能會燒到中共自己的頭上來。這個民族主義中共還在玩。
但是現在也有個趨勢，看上去就是它又開始有點要改向了，最近演變的趨勢是把它統治的合法性追溯到紅軍時代，就是奪取政權之前的打江山的早期。這些所謂合法性的理論並不是說這個時期用這個就不用那個了，而是在各個時期有所側重。就像現在選紅軍時代作為它合法性基礎的事情，它其實沒有停過。中共對內部的所謂傳統教育是一直有的，最高領導也經常在危機的時候，或者剛剛當政的時候去所謂的革命聖地朝拜，但是像今天這樣大張旗鼓的重走紅軍路的還是不多見的。
中共一直試圖加強它的軟實力，但是它的軟實力當中能夠被世界接受的思想領域完完全全是空白。現在它一方面是藉助於孔子，如世界各地現在搞的孔子學院，還有最近鬧出大笑話的「孔子和平獎」。但是孔子所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它和中共的文化體系是不兼容的，因此它只能用它的名稱，而不能用它的實質，而且也只能偶爾使用，因為它的不兼容性只要用多了就會體現出來。
另外一方面，它就是借助中共自己的歷史，就是這些年重慶的「唱紅」和中組部搞的「重走紅軍路」，這個系統它和中共自己的理論實踐是一個體系的，是兼容的，但是它和整個世界的潮流是不兼容的，所以也會出麻煩。
黨內正統性無法代替政權合法性
最後一點我們就想談一下，中共究竟想從「重走紅軍路」當中得到什麼東西？因為重走紅軍路這種做法在民間宣傳多了以後，會讓中國的民眾聯想起來當年紅軍所宣稱的「均貧富」，甚至是「殺富濟貧」的這種強盜邏輯，而當今這些富豪要比當年紅軍殺的那些富翁們不知道富了千萬倍、億萬倍，而這些人都是中共的官員和家庭。你像「維基解密」最近揭出來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是按照擁有的財富來達成共識的治理方法，這個只是揭出一個大家都知道的事實而已，這顯然不是當局要重走紅軍路的原意。
「唱紅」是起源於薄熙來統治下的重慶。薄熙來本人是太子黨，就是那場共產革命的倖存者的後代，也就是所謂的「紅二代」。薄熙來他自己不甘心於被放逐到西南，想出一個奇招重回中央權力中心。怎麼辦呢？就是要證明他的太子黨身份是真正中共革命的傳統，因而他應該繼承這個政權。但是這個資源不僅太子黨能用，其它的派系也能用。你可以看到，去朝拜所謂中共革命聖地的井岡山、延安、西柏坡這些地方是中共各個派系的高官都去。這種做法在民間並沒有什麼特別大的作用，因為當年中共革命所謂的主要的力量就是農民和工人階級，現在真的是一無所有。所以他們不會去支持今天把他們剝奪得一無所有的，而當年以他們名義打天下坐天下的那夥人，也不會支持延續到今天的所謂那場革命。
中國的新貴們對井岡山挑糧小路也不會去感恩戴德的，所以這種做法並不有利於中共，或者中共的某一個派系在中國掌權。這種做法只是黨內爭權奪利的工具，它們爭奪的合法性，並不是從人民的角度來看的合法性，而是黨內權力集團之間的合法性。
然而，重走紅軍路會在全國人民當中引發對中共合法性的思考。如果當年紅軍路是合理、合法的話，那麼今天的統治集團就是那場革命在今天要革命的對象，而不是革命的動力。這是一個基本的邏輯。所以中共要重走紅軍路是荒唐的。
一個統治了61年的政黨，到現在還沒解決政權合法性的問題，還沒有一個連續的可以自我解釋的理論體系，還要求助於80多年前在山溝裡面當流寇的紅軍，這是一個中共自己永遠也不能解決的難題。這也不是中共的黨史教育、竄改歷史可以解決的難題。好。謝謝大家。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橫河評論》節目錄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