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12月13日訊】今年（2016年）是20世紀「超重量級」的歷史人物毛澤東（1893-1976）誕辰123週年、去世40週年，按理說對毛澤東應該有一個蓋棺定論的歷史評價了。然而，至今對毛澤東的評價依然眾說紛紜，乃至截然相反。筆者認為，對毛的歷史評價的一個關鍵問題是：毛澤東是不是皇帝？是個什麼樣的皇帝？
資深學者胡平力主民主、自由、憲政，在美國居住多年，有諸多有價值、有影響的文章、著作問世。然而，他在2011年、2015年發表的兩篇文章中都堅持認為：「毛澤東畢竟不是皇帝」；有關毛澤東要傳位給毛遠新的傳聞「肯定是假的」。筆者贊同胡平諸多文章的觀點，但對這兩篇文章的判斷卻不能苟同。此文就從胡平這兩篇文章說起，並依據史實，記述毛澤東一生的四個時期，以求對毛有一個科學的、符合史實的評價。拋磚引玉，誠望批評指正。
一、從兩篇文章談起
2011年初，胡平先生在《中國人權雙週刊》上發表了《毛澤東是打算傳位給江青毛遠新嗎？》一文，隨後《北京之春》於2011年3月24日、自由亞洲電台於2011年3月26日又先後轉發。胡平在此文章中否定了毛澤東臨終前要傳位給江青、毛遠新的傳聞，並且強調「毛澤東畢竟不是皇帝」。
胡平先生的上述文章，筆者在2011年3月底就在網上看到，認為該文的判斷和結論是不對的。筆者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胡平先生應當能認識到該文的不妥並著文糾正一下。然而，在2016年初，筆者在《北京之春》2015年12月號「歷史見證」欄看到胡平先生的新作《中國當代歷史難在事實與解釋》，這篇新作依然堅持其4年多前的觀點，對毛澤東要讓江青、毛遠新接班，說什麼「我覺得這件事肯定是假的，」「道理很簡單，共產黨畢竟是現代社會的黨，黨主席不是皇帝。」顯然，胡平先生又在重複他幾年前的老調：「毛澤東畢竟不是皇帝」。
正是胡平先生這兩篇文章，讓筆者對「毛澤東是不是皇帝，是個什麼樣的皇帝？」這個十分重大的歷史課題予以研究、解讀，並寫下這篇拙文與之商榷，以求有一個符合歷史事實的正確答案。
筆者認為，毛澤東的一生可以分為「二王」、「二皇」四個階段：池蛙王、山大王、窯洞皇、毛末皇。下面逐一予以評說。
二、毛的青少年時期：池蛙王
德國作家海因裡希‧伯爾說，每個人的內心似乎都有著「獨裁者的微量元素」，這其實是指人性二元論中「惡」的一面。每個人心中的「善」與「惡」大不相同，而毛澤東心中「惡」的成分量就很大，也就是說他心中的「獨裁者的微量元素」相當多。一個有代表性的典型證據就是，1910年，17歲的毛澤東寫下了他的第一首詩《詠蛙詩》：
獨坐池塘如虎踞，綠楊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那個蟲兒敢作聲？
一個池塘之蛙，居然虎氣十足，十分霸道，堪稱是一個「池蛙王」了！
毛澤東這種霸道的「一言堂」作風，在他後來給黎錦熙（1890-1978）當抄寫員時就表現得十分突出。民國頭十年，黎先生在湖南辦報，毛澤東曾幫他抄寫文稿，毛與眾不同，他仔細地看每份文稿，但他只抄寫與自己意見相符的文稿，對那些意見不同的文稿隨手扔掉，一句話也不抄。（見蔡志敏《三個抄寫員》一文，載《讀者》雜誌2003年10月B）
毛澤東這種「池蛙王」的思想不斷「與時俱進」，在他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前已經到了非常極端、猖狂的程度。1917年至1918年間，毛澤東在閱讀《倫理學原理》一書時，在書上寫下許多批註，其中有兩句非常有代表性「蓋我即宇宙也」、「宇宙間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者惟我也。」（見《毛澤東早期文稿》一書第231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該書編輯組編輯，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可以說，這就是毛澤東加入中共前的「惟我主義宣言」。
毛如何實踐、實現他這個極其狂妄的「惟我主義宣言」呢？那就是毛澤東堅信、堅持的「三鬥」：「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惟我主義」與「三鬥」，這兩者結合起來，成了毛澤東的人生觀，世界觀，是毛牢記在心的座右銘、指導思想。毛澤東在此後近60年（直到他1976年9月9日去世），一直都是按照其「惟我主義」與「三鬥」行事，成了他無法無天、無惡不作、犯下一系列反人性、反人類、反文明、反民主、反自由、反憲正罪惡的根源。
儘管毛澤東的「惟我主義宣言」寫下了歷代帝王都未曾寫下的文字，但是他在1921年加入中共前依然是一個平民百姓，因此，毛澤東在28歲以前，只是一個「池蛙王」而已。
三、毛在井岡山時期：山大王
毛澤東從1921年7月參加中共一大到1934年10月參加了中央紅軍的長征（長征前夕，毛澤東差點被博古等中共領導「扔掉」）這13年間，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上井岡山當「山大王」。
1927年八一「南昌暴動」後，毛澤東在湖南發動了「秋收暴動」，失敗後帶領殘部於1927年10月到了井岡山，要當一個「山大王」。
毛澤東上了井岡山後，其私人生活的一件要事就是，他拋棄了仍在湖南長沙帶著3個兒子的妻子楊開慧，於1928年初，與年僅18歲的江西美女賀子珍「結婚」了。按常識、常理來說，這是很不道德之舉，然而，在「山大王」毛澤東看來，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因為「山大王」可以在他統治範圍內為所欲為，甚至以「莫須有」的罪名來「殺人奪權」、「殺人立威」。
毛澤東要當井岡山地區的「山大王」，面臨兩大問題，一是在朱毛紅軍內部，毛澤東要制服朱德，二是要制服井岡山以及江西紅軍首領。
關於在井岡山時期的朱毛之爭，一些歷史書籍中有所記載，但是對其爭論的由來與實質卻沒有說清楚。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李尚英在《炎黃春秋》2010年第2期發表的《我看歷史上的朱毛之爭》一文，對此做出了解讀並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毛在設立紅四軍軍委這一問題上出爾反爾」，「朱德批評毛澤東『強調黨員行動受限制，但他自己的行動是自由的』，是在實行『由上而下的家長制』。這句話體現了朱毛之爭的主要內容。」
李尚英在此文中寫道：「這次朱毛之爭後，朱德在黨和軍隊的作用再也沒有得到充分發揮。1929年11月底，毛澤東回到紅四軍後，朱德向他賠禮道歉……此後，朱德在黨內、軍隊內，能少說則少說，能不說就不說，一心一意維護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和權威。」——這是毛澤東制服了朱德，也是毛在黨內掌握軍隊大權的開始或曰前奏。
毛澤東上井岡山之前，山上已經有了當地人組建的武裝，其首領是袁文才、王佐，也就是說已經有了「山大王」。據有關「毛傳」記述，毛澤東騙取了袁、王的信任，上山與之「合作」，但1930年2月在永興縣城以開會為名把袁、王騙去殺害；為斬草除根，毛還指示把袁、王的親信共40多人一起誅殺，死者中很多都是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功臣」。之後，為了制服江西紅軍，毛澤東採取了更大規模的濫抓濫殺行動。
為了制服江西紅軍，毛澤東製造了所謂「AB團」的罪名，以逼供信的手段抓人，對當地紅軍進行整肅，許多無辜的軍官、士兵被殺害。在江西陂頭，四個有名江西紅軍領導人被打成「四大叛徒」，以「反革命」罪名被槍斃。這是第一批有名有姓的被毛為了奪權（即毛要當「山大王」）而殺掉的共產黨人。當時正是斯大林鬥爭富農的時期，毛澤東也以「反動富農」的罪名迫害、殺害那些客觀上妨礙他成為「山大王」的對手。毛聲稱紅色江西「地主富農充塞各級地方指導機關」，根據是紅色江西的領導們都出身地富家庭。其實毛本人出身也是地富。為了權力而殺人，在中共黨內，毛澤東似乎是始作俑者。（見張戎夫婦合著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簡稱「毛傳」，第73頁）
毛澤東的上述行為，引發了江西紅軍官兵的極大憤怒、反抗、反思，爆發了中共黨史上著名的「富田事件」。1930年12月12日，一位江西紅軍領導人劉敵集合起部隊，直奔富田，救出一大批被陷的同鄉。當晚，富田出現了「打倒毛澤東」的大標語。第二天上午在富田廣場召開反毛的士兵大會。下午，江西黨組織離城退到60公里以外的贛江以東。他們散發通告，通告中稱毛澤東想做「黨皇帝」。（張戎「毛傳」，第78頁）之後，富田事件被殘酷鎮壓下去了，毛澤東的權謀得逞。
然而，富田事件通告中給毛澤東的野心定性為「黨皇帝」真是說對了！十幾年之後，1943年3月20日，毛澤東獲得了在中共黨內享有「最後決定權」的特權，真的成了「黨皇帝」！因為當時處於延安時期，毛還在窯洞居住，可謂是個「窯洞皇」吧，在下一節中對此再予論述。
稱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是「山大王」，這一定性出自魯迅。馮雪峰當時曾在上海與江西蘇區往返，據馮後來在回憶錄中說，馮雪峰把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寫的幾首詩詞轉交給魯迅看。魯迅閱後即說，一股「山大王」味兒！之後，馮把魯迅此言轉告給毛澤東，毛聽後即哈哈大笑。筆者對毛的這個哈哈大笑是這樣解讀的：一是毛贊同魯迅對他給予的「山大王」稱號，二是毛認為魯迅還是低估、小看他毛澤東了。毛心中暗語：我何止是個「山大王」，我還要當皇帝呢！
四、毛的延安時期：窯洞皇
從1935年10「中央紅軍」結束「長征」到達陝北，直到1949年3月毛澤東進京，這一時期可以稱為毛的延安時期。
1936年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中共成了合法的在野黨，1937年元旦那天毛澤東搬進延安，開始了安定的生活（一住十年）。當時張聞天名義上還是中共總書記，毛是其下屬。但是，由於毛當時掌握了軍權，他已是中共中央的實際掌權人了，毛也就自認為是偏安朝廷的皇帝了，筆者稱之為「窯洞皇」。
由於一批批城市青年被吸引到延安，毛澤東身邊有了些時髦的女孩子。據張戎「毛傳」與有關書刊記述，毛澤東最初看上了美麗的26歲的女演員吳莉莉。不久，用毛當時的妻子賀子珍的話說，毛就跟吳小姐上了床（斯諾夫人海倫稱吳小姐為毛賀婚姻中的「第三者」）。一天晚上，賀子珍到吳小姐住的窯洞「捉姦」，並與毛、吳發生激烈衝突。中共高層隨即讓吳離開延安，去了西安。賀子珍以取出體內彈片為名，1937年10月初前往蘇聯。在1937年夏天，賀子珍還沒到蘇聯時，毛就跟另一位來延安的24歲的女演員江青搞上了。
毛與江青的緋聞，引起中共上下的高度關注，因為許多人知道江青在上海的「風流」往事乃至政治上的變節行為，反對毛與江青結婚。總書記張聞天還特意寫信給毛，予以勸阻。可是，毛非要與江青結婚，在中共高幹會上大發雷霆說，我無非是吃喝嫖賭，孫中山能夠，為什麼我不能夠？（見《炎黃春秋》2009年第3期張培森的文章《楊尚昆1986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毛澤東此言真是驚人！
更驚人的是，毛到陝北不久，就讓井岡山時期袁文才、王佐等的悲劇又在陝北首領劉志丹及其左右手身上重演。據張戎夫婦合著的「毛傳」記述，1936年4月14日劉志丹死於戰場「是被謀殺的」，「要他死是毛澤東的意思」（見張戎「毛傳」第145-147頁）。
到陝北後的頭幾年，權謀蓋世的毛澤東由於形勢、策略的需要，表面上很尊重總書記張聞天，並且公開稱張是「開明君主」，稱張的夫人劉英為「娘娘」。2016年第4期《炎黃春秋》發表了《劉英憶延安歲月》一文（何方採訪，宋以敏整理），對此事有詳細記述。劉英說：
毛在遵義會議前，既不是政治局常委，也不是被的什麼。聞天在遵義會議後當了總書記，負責黨政事務，到陝北以後頭幾年，都是聞天在管事，他的地位在毛澤東、周恩來和劉少奇他們的上面，是領導他們的。毛有時把聞天叫做「青天」，有時候又叫做「皇帝」。毛又說我是風流娘娘。毛還做過一首打油詩，大意是：風流天子李三郎，不愛江山愛美人；而今當今在皇位（編註：有文章這句為「當今洛甫作皇帝」似乎更符合邏輯），愛江山又愛美人。毛到我們住處見聞天的時候總是講，我要進皇宮了，見皇帝，見總書記請示嘛！（摘錄畢）
請讀者注意：毛澤東在到達延安之後就赤裸裸地把中共總書記稱為、等同於皇帝，把其住處成為皇宮，毛的帝王思想帝王情節是何等濃烈喲！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這樣說、這樣做，其目的在於製造一種意識、輿論：等到幾年後我毛澤東取代了你張聞天，我老毛就是名正言順的皇帝了！
與劉英上述回憶相對應的是丁玲的相關回憶。丁玲是很有才華的女作家，湖南人，與毛澤東是老鄉，她於1936年底來到延安，收到中共高官的熱烈歡迎，毛澤東還專門給丁玲寫了一首詞，對丁玲大加讚揚。從1936年底到1937年秋，丁玲在延安時常到毛澤東住處去，有多次交談，其中一次的交談給丁玲留下深刻印象，多年後依然記憶猶新。1980年丁玲對文友楊佳欣講述了這次交談的具體內容，1993年，楊佳欣把丁玲的回憶寫成《我丁玲就是丁玲》一文，在《炎黃春秋》雜誌上發表；後來，此文又收入杜導正、廖蓋隆主編的一本書中。
有人把毛澤東與丁玲的這次對話稱為「毛丁窯洞對」，認為這是代表了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最重要的思想意識。筆者仔細閱讀了這個「毛丁對」，認為其核心是毛澤東告訴丁玲，延安就是一個偏安的小朝廷，並讓丁玲報人名，由毛澤東來封文武百官。毛接著又對丁玲說：「現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個朝廷，那就無論大小，都得有三宮六院呀！來，來，你再報些名字，我來封賜就是了。」……丁玲對文友楊佳欣講述了這次「毛丁對」後說：「這儘管是玩笑，但也確定說明了毛主席的頭腦中確實是有帝王思想啊！」
筆者則認為，毛澤東對丁玲所說的那些話，貌似開玩笑，實際上絕不是開玩笑，而是毛內心濃烈的帝王思想的真實寫照。毛澤東與丁玲是倆人單獨對話，旁無他人，毛說起來更是口無遮攔，毛把自己當做了延安的皇帝！將這次「毛丁對」與上述劉英的回憶相對照，更能看出毛澤東的權謀與狡詐：毛公開稱當時的中共總書記是「開明君主」、「皇帝」；而在私下的「毛丁對」中卻自封為「皇帝」。顯然前者是在忽悠張聞天、劉英等人，也是在為日後自己當上皇帝造輿論；後者才是真心實意。這次「毛丁對」時，丁玲肯定報了張聞天的名字，不知道毛對當時任總書記的張聞天封了個什麼官，丁玲的回憶中對此也無記述。丁玲早已去世，這件事成了空白。但是，不論當時毛當著丁玲的面給張聞天封個什麼官，當毛取代了張聞天，成了中共最高領導人後，張聞天一直不被重用，1959年底廬山會議上還被毛打成「彭黃張周反黨集團」成員，文革中又遭批鬥，文革後期請求到北京治病，毛也不批准，促成了張聞天的早亡（張死於1976年7月1日，死在毛之前）。
還有一件事也很能說明問題。據毛澤東的俄語翻譯師哲回憶，毛澤東在延安曾問過師哲一個問題：「你說說，總統、主席和皇帝有什麼不同？」師哲想了一會兒，想從現代政治學角度，講出個一、二、三來。可是，還沒有說幾句。毛就打斷了師哲的話，毛說：「我看都是一樣的！」這件看似一件小事的歷史細節卻再一次說明、證明了毛在延安時期就是把他自己看成一位皇帝了。1942年2月至1945年4月，毛澤東搞了一場歷時3年多的「延安整風」（包括後期的所謂「搶救運動」），實質上就是一個偏安的小朝廷的皇帝在整肅其下屬，從而進一步樹立其權威，並為今後把皇帝做大打下堅實基礎，做好充分準備。
由於毛在延安時期大多居住在窯洞，筆者就稱毛在延安時期是個「窯洞皇」。吾以為這是對歷史真相的概況表述。毛澤東由井岡山時期的「山大王」升級為延安時期的「窯洞皇」，對毛個人來說是他巨大成功，但是對全體中國老百姓講都是一個巨大的隱患與災難！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為了形勢的需要曾多次公開發表有關追求民主、自由、憲政的講話與文章，因此吸引了眾多民主人士、知識分子（特別是知識青年）投奔延安。特別是1945年日本投降前後毛澤東與外界有兩次已載入史冊的著名對話。一次是1945年7月4日，毛在家中與到延安訪問的民主人士黃炎培的對話，人稱「毛黃窯洞對」，毛信誓旦旦地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週期率（註：指歷朝歷代興勃亡忽的興亡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另一次是1945年9月，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期間答英國路透社記者甘貝爾的12個問題，毛澤東回答的核心就是：要建設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按：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還要實現軍隊國家化。
「毛黃對」、「毛甘對」，說得都十分動聽。然而，一個滿腦子帝王思想、骨子裡浸透著皇帝意識的「窯洞皇」能真的實施民主、憲政嗎？從常識、常理與邏輯上看，這是完全不可能的，毛澤東那些關於民主、自由、憲政、軍隊國家化的許諾，全是為了形勢的需要而用來騙人的謊言。可悲可嘆的是，毛的這些謊言竟然讓絕大多數中共黨內外人士以及一些外國人信以為真，而在當時就能看出毛澤東真相並寫成文字留存的則寥寥無幾，王明、傅斯年可謂稀有的典型。
王明在博古、張聞天之前曾任中共首領。他在延安時期就對毛澤東搞的延安整風十分不滿，寫了一首五言絕句，其中兩句是指責毛澤東「一切為個人，其他都不管」，若與毛的「惟我主義宣言」相對照，豈不是十分契合嘛。王明晚年對毛喲更多評說，本文下一節再談。
傅斯年（1896-1950）是無黨派民主人士，1945年7月初與黃炎培、章伯鈞等6人到延安訪問，傅也與毛單獨長談。傅在延安訪問期間，發現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的作風，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回到重慶後，傅與友人談到，中共走的就是蘇聯路線，毛澤東讀的都是古代小說，滿身「宋江之氣」。
同年，傅斯年在重慶發表了《中國需要政府》一文，他極有遠見卓識地認為，若按照毛澤東在延安搞的這一套，「如果共產黨奪得了政權，中華民族將有一場災難，尤其是文化領域將會有一場劫難。」傅斯年1945年的這番話，提前21年預言了1966年的文革浩劫！傅斯年不愧為大師級的人物！他不幸於1950年12月20日病逝，蔣介石親臨追悼會致祭，還親書「國失師表」輓聯，並且簽發褒獎令稱傅斯年是「學行並茂之全才，亦民主自由之鬥志」。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雖然已經成了這些皇帝的「初級階段」，他要儘快地升級為中國真正的皇帝。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就必須推翻當時的民國政府、「打到蔣介石」。
當時正值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不去真正的打擊日軍，反而暗中勾結日軍、打擊國軍。日本一位教授遠籐譽女士，根據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的檔案資料，去年寫出一本書《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最近該書由明鏡出版社（總部設在美國）翻譯出版了中文版《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該書揭露了一段歷史的真實：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毛澤東密令潘漢年潛伏到日本外務省屬下的「岩井公館」，把通過國共合作獲得的國軍的軍事情報高價賣給了日本；同時向日方請求，共軍與日軍簽訂停戰協定。對毛澤東在延安期間的這種作為，有中外歷史學家指責為：是漢奸，而且是最大的漢奸！
日本投降後，毛澤東背信棄義，主動挑起內戰，在各種複雜的國際、國內因素下，毛澤東竟然「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禁城」（毛自語）。
五、毛的北京時期：毛末皇
從1949年3月底到毛澤東進京到他1976年9月9日去世，是「毛的北京時期；毛末皇」——這是筆者對楊繼繩先生評毛的那段話的概括。
楊繼繩的巨著《墓碑》第26章《大饑荒的制度背景》的第一個小節是「毛澤東是中國最後一個皇帝」，其中寫道：「中國最後一個皇帝不是袁世凱，而是毛澤東。毛澤東實際是現代中國的皇帝，但他比秦始皇和歷代皇帝更加強大，統治更加嚴密……」
曾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方毅1981年在「四千老幹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會上，對毛澤東的評價是：歷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數他（見《炎黃春秋》2010年第4期郭道暉的文章所記，該期第6頁）。
對毛在京時期的28個年頭的所作所為，筆者在下一篇文章《毛澤東，進京稱帝的幾個階段》中將較詳細地記述，茲不多贅。但是縱觀毛的一生，並結合楊繼繩、方毅等對毛澤東評價，對毛澤東確實應該稱之為：「毛末皇」、「超暴君」。
20世紀初，辛亥革命起到了「結束帝制、走向共和」的偉大作用。袁世凱稱帝僅83天，也就是演出了短暫的一場鬧劇。可悲的是，20世紀下半葉，中國又出現了一個「毛末皇」、「超暴君」，並且他還活了83年，居然稱帝28個年頭。每一位正常的中國人都應當直面這個歷史事實，認真總結經驗與教訓，嚴防悲劇重演。以史為鑑，才能與時俱進，才能真正讓中國實現憲政民主、民富國強。◇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