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日訊】內容提要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悲劇，這就是中共改革派的悲劇。他們至今還被名為「馬列主義」實為斯大林主義的意識形態綁得死死的，被這個無形的教條禁錮得動彈不得。他們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地偷運資本主義，卻不敢名正言順地走資本主義之路，只能用「不爭論」來迴避毛派小農社會主義的理論挑戰，卻不敢正本清源，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理直氣壯地大干資本主義。中國改革的不徹底，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中共改革派本身的理論不徹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之一再擱淺，就在於哪怕是最激進、最前衛的中共改革派，都至今未能在理論上找到其改革的方向。誠然，這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或許還有一個既得利益問題。
「我們共產黨人來到世間就是干社會主義的！」來到世間，來到哪個世間？是來到生產力已經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世間，還是來到小農經濟如汪洋大海的封建王國世間？難道共產黨人面對上述兩種截然不同的「世間」、截然不同的歷史階段，其歷史使命竟會是一摸一樣？難道現代社會主義文明竟然可以不以高度成熟的資本主義文明為基礎、為前提？
斯大林版的社會主義，在蘇聯是沙皇型的社會主義；而在中國，則是秦始皇型的社會主義。而兩者，都統屬封建社會主義。鄧牌社會主義，較之毛牌社會主義，其封建性有所弱化，但封建社會主義的本質卻是一樣的。儘管兩者矛盾重重，甚至有時勢不兩立，但在維護黨權至上、維護一元化等級結構這一點上，雙方均毫無二致。毛牌社會主義是民粹型的封建社會主義；鄧牌社會主義則是貴族型的封建社會主義。前者帶給中國的是普遍的匱乏；後者帶給中國的則是普遍的腐敗。和中國歷代造反農民並無自己獨立的意識形態從而最終都走向皇權一樣，從農民戰爭中誕生的中國共產黨，由於其階級的局限和歷史的局限，它真正的黨魂不過是不穿皇袍的皇權而已。曾經是何等朝氣蓬勃的中國共產黨人，最終還是沒有逃出這個歷史的宿命與輪迴，其原因與其說是個人的不如說是歷史的：在中國，既然沒有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文明，也就無從產生現代社會主義文明。在當代中國，誰要大反資本主義，就只能走向封建皇權主義，就只能導致專制獨裁的大復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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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恐怕已經很少有人懷疑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了，但是，對政治體制改革之必然性和必要性的認識卻見仁見智；今天，恐怕已經很少有人懷疑中國應當走市場經濟之路了，但是，對是否走憲政民主之路的認識卻仍然舉棋不定。
經過二十多年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面貌完全可以用「翻天覆地」來形容。隨著中國經濟狀況的巨大改變，中國的國際地位迅速攀升，其發言權也大為加強。那麼，這是否就意味著中國的一元化的政治體制就可以維持下去，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就大可不必了呢？
否！
（一）
我們知道，改變中國面貌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啟動於一場巨大的政治變局之後。正是該巨變，中止了中國共產黨建政後所奉行的小農空想社會主義政治路線，亦即中共自己定義的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左傾」錯誤，從而為日後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在政治上掃清了障礙。不過，與其說中國的這條經濟體制改革路線是那場政治巨變的產物，倒毋寧說推翻「四人幫」的政變，乃是這條路線的一個必然歸宿，是它在受到近三十年強力壓制之後的蓄勢待發、一舉成功罷了。
那麼，這條推行市場經濟的政治路線起於何時呢？它又是從哪裡生長出來的呢？
其實只要稍微回顧一下，就不難發現，這條路線幾乎與中共建政同時或更早，其發端甚至可以溯源到中共在延安時期逐步形成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現在回過頭去看，儘管中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在總體上有著第三國際意識形態的痕跡，有著斯大林主義的影響，其中，最大的敗筆，就是它完全忽略了唯物史觀所揭示的資本主義歷史階段之必然性，但是，當時中共從自身的嚴酷生存環境中，至少還是直覺地感受到 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落後的中國還是須臾不可或缺的東西，並且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還將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所以毛澤東提出了他的區別於蘇聯模式的新民主主義論。按照毛澤東設想，在新民主主義模式中，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及其聯合政府的民主憲政體制，將會有一個相當長時期的發展空間。而中共，當時也正是高舉著這面新民主主義亦即資本主義的大旗，才形成了廣泛的統一戰線並進而戰勝國民黨的。
如果中共真能沿著新民主主義的道路走下去，即走「市場經濟＋民主憲政」的路子，那麼，今天中國的面貌肯定會是另外一個樣子。然而，國內戰爭排山倒海般的勝利，給毛澤東造成一種錯覺，似乎中共可以像打敗蔣介石那樣去打敗資本主義。內戰的硝煙剛一停息，毛澤東即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他要迫不及待地向社會主義過渡了。於是，中共黨內便爆發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和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爭論。正是這個爭論，貫穿於直到毛澤東時代結束的近三十年歷次黨內鬥爭。對此，毛澤東將其定義為兩條道路之爭，即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儘管開始它只是表現為反「小腳女人」和「反冒進」這樣非常具體的經濟政策爭議。此後，它經歷了「反右」（徹底拋棄民主憲政），刮「共產風」（徹底摧毀市場經濟），大反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乃至「七千人大會」後的城鄉資本主義經濟復甦，以及接踵而至的「社教」大反走資派，一路下來，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兩個司令部的殊死較量。
從知道自己的敵人在哪裡、其方針將導致何種後果這一點上，毛澤東是極其敏銳、甚至是自覺和清醒的。所以，他要反潮流，要大反資本主義潮流。至於他是站在歷史的那一端反對資本主義，他就不那麼自覺了。而他的政敵們，包括劉少奇、鄧小平、陳雲、鄧子恢 、彭德懷，或許還有周恩來，儘管其「務實」的路線最終只有一條道路即資本主義可走，但是，他們中卻無一人真有走這條必由之路的自覺性。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悲劇，這就是中共改革派的悲劇。他們至今還被名為「馬列主義」實為斯大林主義的意識形態綁得死死的，被這個無形的教條禁錮得動彈不得。他們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地偷運資本主義，卻不敢名正言順地走資本主義之路，只能用「不爭論」來迴避毛派小農社會主義的理論挑戰，卻不敢正本清源，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理直氣壯地大干資本主義。中國改革的不徹底，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中共改革派本身的理論不徹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之一再擱淺，就在於哪怕是最激進、最前衛的中共改革派，都至今未能在理論上找到其改革的方向。誠然，這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或許還有一個既得利益問題。
（二）
「我們共產黨人來到世間就是干社會主義的！」來到世間，來到哪個世間？是來到生產力已經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世間，還是來到小農經濟如汪洋大海的封建王國世間？難道共產黨人面對上述兩種截然不同的「世間」、截然不同的歷史階段，其歷史使命竟會是一摸一樣？難道現代社會主義文明竟然可以不以高度成熟的資本主義文明為基礎、為前提？
好吧，就讓我們先來看看第一位共產黨人及其戰友是怎樣說的吧：
「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所以，「問題在於這些規律本身，在於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並且正在實現的趨勢。」（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第一版序言）
「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它第一個證明了，人的活動能夠取得什麼樣的成就。它創造了完全不同於埃及金字塔、羅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跡；」、「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一句話，封建的所有制關係，就不再適應已經發展的生產力了。這種關係已經在阻礙生產而不是促進生產了。它變成了束縛生產的桎梏。它必須被炸毀，而且已經被炸毀了。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競爭以及與自由競爭相適應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資產階級的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在德國，只要資產階級採取革命的行動，共產黨就同它一起去反對專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動性。」（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者為了本身的利益就得幫助資產階級盡快地取得統治權」。（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
在這裡，哪有一絲一毫的共產黨人可以脫離歷史、脫離國情、脫離生產力的「自然的發展階段」，而用政權強制力將資本主義歷史階段加以抹掉或跳過的意義呢？哪有一絲一毫的共產黨人可以在一個小農經濟如汪洋大海的國度硬幹一個「社會主義」的道理呢？
毫無疑問，人類在其變革自然又同時變革社會的歷程中，受著相同規律的制約。但同樣毫無疑問的是，世界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性，擺在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和東方馬克思主義者面前的任務卻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在當代，在今天，中國共產黨人在自己的國度內推進資本主義，是走歷史必由之路，完全符合本來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相反，它若抵制資本主義，則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符合的只是斯大林版的「馬列主義」了。
斯大林版的社會主義，在蘇聯是沙皇型的社會主義；而在中國，則是秦始皇型的社會主義。而兩者，都統屬封建社會主義。鄧牌社會主義，較之毛牌社會主義，其封建性有所弱化，但封建社會主義的本質卻是一樣的。儘管兩者矛盾重重，甚至有時勢不兩立，但在維護黨權至上、維護一元化等級結構這一點上，雙方均毫無二致。毛牌社會主義是民粹型的封建社會主義；鄧牌社會主義則是貴族型的封建社會主義。前者帶給中國的是普遍的匱乏；後者帶給中國的則是普遍的腐敗。和中國歷代造反農民並無自己獨立的意識形態從而最終都走向皇權一樣，從農民戰爭中誕生的中國共產黨，由於其階級的局限和歷史的局限，它真正的黨魂不過是不穿皇袍的皇權而已。曾經是何等朝氣蓬勃的中國共產黨人，最終還是沒有逃出這個歷史的宿命與輪迴，其原因與其說是個人的不如說是歷史的：在中國，既然沒有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文明，也就無從產生現代社會主義文明。在當代中國，誰要大反資本主義，就只能走向封建皇權主義，就只能導致專制獨裁的大復辟。是的，這確是「兩條道路的鬥爭」，不過它只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封建主義道路的鬥爭而已。
（三）
資產階級文明是一切封建專制文明的天敵。今天，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正挾高新技術突飛猛進之雷霆萬鈞之力，將社會化生產力推向全世界，從而掀起了其深度和廣度均無以倫比的新一波全球化浪潮。商品經濟的普及，隨市場化的經濟基礎所自然而然帶動的契約精神、人權意識、權利平等、人身解放、多元競爭、司法獨立、憲政民主……之一系列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政治結構和倫理價值，也正一天天地敲擊著中國那厚重的紫禁城大門。世界歷史發展的不平衡，使得資產階級文明今天在東方、在中國，不但並未喪失其先進性和革命性，而且面對東方那積澱深厚的封建文明，它仍然發揮著摧枯拉朽的解構功能。
所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今天要旗幟鮮明地指出，中國人民今天的苦難，其源蓋出於資本主義的不發展而非資本主義的發展；要旗幟鮮明地強調，「除了使資本主義向前發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它方面替工人階級尋找出路，都是反動的。」（列寧：《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要旗幟鮮明地抨擊致中國資本主義畸形化發展的中共封建社會主義；要旗幟鮮明地主張在中國全面健康地發展資本主義。
誠然。我們所說的走歷史必由之路，絕對不是說，我們今天就一定得將早期資本主義盲目發展所走過的彎路統統重新經歷一遍；絕對不是說，我們不可以直接參照當代資本主義文明那業已含有相當比重的社會主義因素之制度成果。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即使是對於中共自身的傳統，包括早年共產黨人那匡正時弊的人道關懷和毛澤東時代那些帶有民粹色彩的某些遺產，也不是不可以在新的歷史階段加以揚棄地賦予新的意義。對自由、平等、人道、公正等的追求，一直是人類延綿不絕的一個夢，這個夢以各種文化的形式伴隨著整個人類文明史。我們歷史唯物主義者不僅正視這一點，而且更力求將人類的美好理想逐步實現於走歷史必由之路的過程中。歷史不會走回頭路，中華民族在經歷了毛澤東時代與鄧小平時代的正題、反題之後，一定能為自己找到歷史合題的新篇章。
由此可見，中國目前已迫在眉睫、呼之欲出的政治體制改革，決不是什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所謂行政體制改革，甚至，它也決不是什麼修改憲法條文的修憲改革。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首當其衝要解決的，應當是中國的發展方向問題；是繼續堅守腐朽沒落的一元化封建社會主義，還是發展新興、進步、革命、多元化的資本主義文明的問題。一句話，它是要解決中國向何處去，要解決作為憲法靈魂的立憲精神問題。
如果說當年毛澤東那君臨一切的巨大權力，都擋不住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的必然性，如果說，鄧小平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定成功，就成功在這生產關係必須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這一鐵的歷史必然性上，那麼，在今天，又有誰能擋得住上層建築要適應經濟基礎這一鐵的必然性？又有誰能擋得住中國市場化的經濟體制改革勢將要求相應的政治體制改革這一鐵的必然性？其實，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非改不可、中國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不絕——就像當年毛澤東時代對商品經濟呼聲不絕一樣——的全部依據，就正在這裡。
總而言之，以皇權或變相皇權為軸心的一元化政治結構及其意識形態，已經大大落後並嚴重地阻礙著中國已飛速發展的市場化經濟基礎。如果說，即使中共務實派的稍許調整生產關係，都是在屢屢失敗之後不得不借助於一場不流血的政變為槓桿，那麼，難道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之一再擱淺，便意味著中國又到了一個非要借助於這類槓桿才能突破政治瓶頸不可的歷史性時刻了嗎？
《中國之路》十、一社論(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