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9日訊】中共的改革自新運動自七十年代末開始,是在十年浩劫之後，經濟、社會、文化面 臨全面崩潰，為了延續專制政權的壽命，由中共專制集團自己被迫發起的。並出現了一 批思想比較開明的中共領導人，如胡耀邦、趙紫陽等，被外界稱為“改革派”。相對於 那些死抱著毛思想不放、頑固堅持計划經濟觀念的“保守派”而言,他們的确贏得了大 多數中國人的尊敬与信任,並重新點燃了國民對於共產党的希望。
隨著經濟自由化（即市場化）的推進，中共政權的專制本質日益暴露，中共的體制 改革終於不可避免地撞上了“民主”這道門,政治改革隨成為中共改革自新必然要跨越 的門檻。八十年代末出現的“官倒”、“腐敗”則反映出中國社會已經對政治改革提出 了非常緊迫的要求。中國民間也出現了普遍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89年的愛國民主運動 正體現了這樣的時代要求。面對民間的改良訴求，如果因勢利導，本來應該可以成為中 共走向新生的歷史契机，然而非常遺撼的是，這卻触動了中共敏感的專制神經，並以其 特有的專制思維，大量、瘋狂地動用了野戰部隊，向要求民主、懲治“官倒腐敗”的年 輕大學生和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舉起了屠刀，制造了舉世震惊的“六四”血案。中共的 改革自新運動從此發生逆轉。隨後體制內的改革派遭到了全面地清洗，基本上可以說是 全軍覆沒。因此，可以說自“六四”以後，在中共體制內部“改革派”作為一個派—— 能夠對中共的決策產生重大影響的整體性力量——就已經不存在了。而從此時起，是否 堅持政治改革也就自然成為划分“改革派”与“保守派”的一個歷史的標准。
中共專制集團整體上重新走向了保守、僵化的不歸路。真正的“改革派”開始被視 為“异類”，並大多作為“敵對勢力”處理，改革的力量离中共的決策權力中心越來越 遠，已經徹底被推向了體制的邊緣。這种狀況至今仍沒有任何實質性地改觀。
然而改革作為中共凝聚民心、左右社會輿論的一面旗子，仍然在繼續廣泛使用。於 是“改革秀”便應運而生。被江核心尊為改革“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在“六四”屠殺 之後的“南巡”，便是呼喚“改革秀”的一場極有聲勢的造勢運動。因為在政治改革的 時机、條件早就已經成熟並已經爛熟的情況下，卻不愿在這方面有任何的進取，這只能 是“改革秀”，而不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派”。朱鎔基則作為這方面一個典型的 代表，被隆重推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至此，中共的改革已經完全走入了死胡同。每項 新的“改革措施”出台，對於普通民眾而言，几乎都成了一場新的災難，國企改革、教 育改革、醫療改革等等莫不如此。關於朱鎔基的改革“成就”，网上已經有不少評价， 也可參考我的“江澤民的十大政績”（ http://members13.tsukaeru.net/xianhc/wenji/006.html）一文。
至九十年代末，即使站在中共改革自新的立場來看，“改革”作為一种可以利用的 政治資源，已經基本上被耗盡了。這步棋已經被中共走臭了，或者說已經走不下去了（ 包括經濟改革）。只要隨便去問一問中國的一個普通民眾，問一問他們對於改革持什么 態度，就可以得出答案。
然而“改革秀”卻仍然不愿意自覺地謝幕。因為朱鎔基已經黯然退到了幕後，急需 新人來填補這個真空；中共仍然要繼續靠改革來維持人們對於這個專制政權的信心和希 望，正是這個背景下，所謂的“胡溫新政”便被抬了出來。新的中共總書記和政府總理 居然轉眼間就成了改革的“形象大使”，江澤民則被塑造成保守勢力的總代表。於是一 場左右中國前途命運的江胡內斗的大戲便愈演愈烈，在海內外的中文网絡上炒得紛紛揚 揚、好不熱鬧。
一方面是談論民主和政治改革的人士被體制普遍地邊緣化，要么只能隔海吶喊，要 么是身陷囹圄而倍受迫害，一方面卻是“即將領導中國進行民主政治改革”的胡溫順利 地走進了中共的權力核心，這太不可思議了！胡溫真的可能成為“改革派”？
我非常贊同任不寐“改革時代已經終結，權利時代已經到來”的判斷。朋友們，不 要再去為“改革秀”的鬧劇搖旗吶喊了，也不要再為那些捕風捉影的中共內斗推波助瀾 了。中共專制集團總體上已經蛻化成特權利益集團，維護其特權和既得利益才始終是其 執政的最重要的標准，他們之間即使存在著內斗，也不過是新舊利益集團瓜分權力、利 益所引起的糾紛，已經很難說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爭了。雖然仍然有很多人在 刻意做這樣的暗示。新的特權集團也許正在磨拳擦掌，憋足了勁要對國民財富展開新一 輪的掠奪，這也許才是他們拼命追逐權力的真相。
2003.6.8
──原載《中國魂》(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