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在越洋电话里，父亲说，按你大娘（大姑妈）的算法，我明年就七十了，语调有种难言的感慨。我一惊，始终无法把七十岁这个古稀的年纪，和父亲联系在一起，因为他的声音仍然洪亮，语速也快，听不出老人的语气。我更愿意就按户口上的算法，因为这样，父亲可以年轻四岁。
我开始试图走近父亲和他经历的时代，根据他从我小时候开始的讲述中拼凑一个连贯的脉络。和那时的很多生在农村的人一样，父亲的年龄并不精确，为了结婚或入学，改大改小是常事。父亲的父亲去世很早，在他只有十几岁的五十年代初去世，因为祖父在那个贫瘠的四川乡村是稍有田土，也有点生意头脑的人，按孙中山先生的说法，算“大贫”国中的“小贫”，尽管他欢迎新政权，但随着“统战”的范围按计划缩小，大约终于抗不过压力，自杀身亡。因为没有见过这个爷爷，我从小就习惯跟父亲说，你爸当时如何如何。祖父去了，家庭四分五裂，留在乡下当狗崽子没有出路，父亲只得外出打工，在铁路工地上敲石块，因为辛苦，同去的人中有的回乡，而父亲已无退路，只有随着铁路的延伸往前走。这时候起他开始对文学感兴趣，从此放弃了喝酒赌博的嗜好。
铁路修到陕西，父亲凭“解放前”念过中学的底子，（他的中学国文教师北大毕业，后来曾担任过内蒙古大学的中文系主任，那时的中等教育水准可见一斑）考上了一所技术学校。新中国的学校是免费的，因此父亲得以享受优越性，恢复了学业。父亲这时候开始在陕西的报刊上发表小说，在学校的剧团里演剧，居然成了小小的名人。
1960年，父亲开始技术员的工作。我无法想像这个饥饿的年头究竟是怎样的情形，听父亲说，在工厂里工作的人还是能有定量供应的粮食和副食品，但回农村老家，所见的无不是浮肿和全家的惨死。父亲说，有的农民干脆开口骂，“狗日的毛泽东！”好像也没有人管，想来再热爱毛泽东的人，也得先吃饱饭才能教训别人。直到现在，我不识字的大姑妈一提到这个领袖的伟名，仍然像骂有矛盾的乡邻一样直率地大骂，听见她的骂声，我很疑惑，农民真的爱这个伟大的农民领袖吗？即便那些在时代的狂潮中分了我祖父房产和田产的贫农，又真的感激他吗？
父亲在工厂里，由于出身的原因，仍然有政治的压力，尽管他努力地钻研伟大领袖的四卷雄文，还因此获得表彰。这个关于出身的压力并非始自文革，而是一直贯穿从新中国建立后到文革爆发前的头十七年。在我读了《遇罗克的遗作与回忆》后，才体会到这种压力，而且恍然意识到，大规模的社会歧视在文革前就合法合理地普遍存在，遇罗克只是利用文革初期的短暂言论自由登高一呼，他所控诉的，是这十七年，并不是文革本身。当文革到来的时候，父亲和当时的许多在十七年中受压抑的人一道，在造反有理的号召下卷入派性斗争的狂潮。“造反派？”这个词在我长大的时代中，已经被千夫所指，成了罪恶的化身，但是，我的父亲，居然曾经就是其中积极的一员，和那些我见过的在各行各业工作的叔叔伯伯一样。他们都参加过狂热的派性文斗和武斗，还不时在聊天的时候谈起当年的经历，像回忆一场梦，一个闹剧。我想，文革中纯粹被迫害的人只是少数，大多数人就是这样无谓地相互斗来斗去，想置身事外是很难的。
我父亲曾被对立面关进牛棚两年，这时候他已经于1963年在北京出版过一本剧作，大约算是一个作家了，但我丝毫不认为他是一个受迫害的作家，因为我必须承认，他被囚禁，仅仅因为毫无意义的派性斗争。我小时候，看过父亲在被关押的时候写的日记，到处都是“北斗星”，“思念毛主席”令之类的语言，我觉得非常好笑，或许他那时的思想真是那样。他还有过一次“陪杀场”的经历，有一个类似后来张志新的大胆女人，因多次攻击林彪和江青被枪决，我父亲和其他人一道被抓去同赴刑场，听见她死前高呼打倒林彪的口号。林彪死后，这位女子案件中涉及林彪部分作废，等到文革最终结束，她被封为“烈士。”父亲后来回忆说，大约也在文革之中，他偶然看到了内部发行的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他说他的思想受到某种震动，第一次把我们国家的命运放到一个客观的角度下思考。父亲的经历随着大环境的变动而起伏。出了牛棚，他居然可以在几年之后参加慰问下乡知青，采访地方上毛主席逝世的群众悼念，父亲回忆这里时，很平静的说，会场上有的妇女哭得死去活来，一宣布悼念结束立即恢复正常。
1979年，父亲参加了一个采访团去中越战争前线，了解到了很多有趣滑稽的事，比如开战时很多人糊里糊涂，不清楚战争的性质和目的究竟是什么，还有的新战士吓得逃跑，有的在战场上想法偷生的事，对于去采访的人来说，需要报导英雄人物，这些非主流的事当然永远无法公开，但历史真实或许就在这些正反皆有的凡人小事中吧。我后来读《天涯》杂志，有一篇越战回忆的日记体文章，是当时参战的一位军人写的，他说到的中国军人在越南作战和后撤时的颓废粗鲁，比我父亲讲的要生动得多。到了1980年前后，父亲正在一家文学杂志作小说编辑，并不时在全国各地发表小说作品。那时文学据说很热，作家受羡慕，杂志都畅销，文坛欣欣向荣。不久，反自由化运动掀起，父亲所在的这杂志，虽只是地方刊物，却刊发了好几篇被北京批为自由化的小说。《文艺报》点了杂志的名，编辑部改组了，父亲调换了工作单位，直至退休。到了九十年代，这几篇闯祸的小说居然堂而皇之全部以“争鸣小说”的名义集结出版了，时过境迁，过去的判决大概无形中也失效了。1989年春天，面对终日激昂的游行队伍和队伍中热情招呼的熟人朋友，父亲的脚却坚定不移地留在了人行道的这一侧，始终没有跨到大街上，因为曾经也狂热的他终于明白，有一天情形可能会变，到那时，原本热情的人们在因无奈而相互揭发的时候，会是无情的，果然后来都应验了。想必父亲长出了一口气，觉得自己总算做对了一件事。
就这样，我的父亲快七十岁了。父亲电话中还说，他的好几个熟人朋友近来都信佛教了。父亲一生都“忧国忧民”，关注国际国内时事，我倒希望父亲信点什么教好超脱一点，可惜他真是缺少慧根，什么教都不信。他想写下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和体会，但现在的政府倡导的是“朝前看”，不愿揭伤疤。我能感觉到他的内心仍然有激情，但更有一种无以言说的焦虑和愤懑，究竟为了什么，似乎又说不清楚。父亲不算一个成就很大的作家，不过我很感谢父亲从我小时候开始，就几乎不加审查地让我阅读各种书籍，发展各种念头和爱好，更感谢他把他的个人历史的片段和真实的体会告诉我，让我从中看到一个普通中国人与大时代相遇时的喜与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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