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8日讯】第二天，我读到了纯子的一些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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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堵墙，你听说过吗？

　　在巴黎的公墓，有一堵矮墙，100多年前很多追求幸福、自由的人死在那堵墙下，那堵墙也成了流血革命的象征。在柏林，半个世纪前，也有一堵墙，又有许多追求自由生活的人的血流在了那堵墙下，那堵墙已经荡然无存。20多年前，在中国，也有一堵墙，一堵200多米的灰色砖墙，那上面曾经贴满了许多自由的文字，我就是从那里出发的。

　　老戚双目沈沈，苍凉的声音仿佛从历史中传来。

　　这是我第一次见老戚，我们的谈话就从墙的话题开始。

　　我说：“巴黎的墙和柏林的墙我都知道一点，中学的历史课本上就有。中国的墙，我就知道长城。”

　　老戚喟然长叹：“20多年了，我呆狱中，你待闺中，楚囚佳人，相忘江湖。这就是中国的民主史啊。”

　　听王彤说，从1976年开始，老戚入狱三次，狱中生涯就占了15年。

　　老戚第二次入狱的时候，我刚刚出生。第三次入狱，我才跨进人民大学的校门，虽说是人大校友，我却从没有见过他。王彤提议参加这次沙龙的时候，我心里暗揣了紧张和新奇。

　　在北京，都知道人大是第二党校，可这个第二党校真出了些思想的叛逆，名满天下的张志新、江棋生、任不寐，还有著名的自由主义作家王小波都是人 大出身，黑衫、光头，吹一支幽怨短笛的老戚居然也是，真让我这个小学妹感到荣幸。

　　“老戚又在作诗，什么楚囚佳人相忘江湖，纯子年方二八，你坐牢的时候还没她呢。”王彤端着咖啡坐过来。

　　我拧他一把：“你干脆说我幼稚园大班的了。”

　　王彤是我的学兄，毕业已经好几年了，现在正读北大的政治学博士。跟刘军宁、秦晖等京城思想界的大腕过从甚密，跟鲍彤、刘晓波等已经写入历史的风云人物也有联系，海外的民主论坛隔三差五总能刊出他的政论事评。因了这些因素，他在京城民间知名度大大提升，有关部门的监控清单上也出现了他的名字。他就获得了一个新的名词，——敏感人物。

　　认识王彤完全是因为同为宁海老乡的缘故，那天他陪一位著名的自由派教授来人大演讲，开讲前30分钟，系里领导突然通知学生会出面阻止演讲，理由是：人物敏感、内容敏感，学校承担不了政治责任。我是学生干部，这倒楣的活就落到我头上了。

　　“这活我干不了，海报都贴了三天，当场的学生都挤满了，这个时候出尔反尔，同学们不把我吃了？”我找到系领导提出异议。

　　跟我谈话的系领导是个资深的党史教授，姓许。他说：“那位主讲的教授由系里做工作，安排一? 鲂⌒偷难 ? 讨会，演讲会改由王彤主讲，讲点理论就可以了，不要涉及现实问题，尤其是不要涉及修宪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这个工作你去做。”

　　“我连王彤是谁都不知道，这个工作怎么做？再说，演讲内容他凭什么听我的？”

　　“你不是宁海人吗？他也是宁海的，你的老乡。”

　　“老乡怎么了？人家一个堂堂北大博士，听我一个本科生的？”

　　许教授笑笑，说：“你先打一个电话，然后到门口等他，记住，要打扮得漂亮一点，笑得甜一点，我有预感，他会听你这个小老乡的。”

　　“要我使美人计？教授，你可真想得出呀。”

　　“什么美人计？人家王彤也是帅哥。还是我的弟子呢。快去！”

　　许教授脸一沈，走了。

　　我用许教授桌子上的座机给王彤打电话，磕磕巴巴、满脸涨红说了许教授的意思，王彤口气坚决地说，“不行！取消演讲我就把演讲会变成声讨会。我已经到你们人大学门口了。”我吓得赶紧扔下电话往校门口跑，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校门口，见几个同学正簇拥着的三十岁左右的学者走进门来，他个子高挑，剑眉星目，穿着休闲装却也英气逼人，我知道这就是王彤了。我赶上前，拦路截住，深鞠一躬：

　　“王老师，我叫英纯子，也是宁海人，您的老乡呀。小妹有难，求您帮忙则个！”

　　王彤连忙拦住要下拜的我：“你是宁海的？”他环视左右，“宁海有这样漂亮的姑娘吗？”

　　同学们纷纷起哄：“宁海出帅哥，当然就应该出美女，不然不平衡嘛。”

　　我有求于人，不敢发作，厚着脸低声下气：“王老师，无论如何你得答应做主讲，否则我就只好去跳你们的未名湖了。再说你的学问也不差起那位教授呀。我们人大同学就喜欢听你的课，同学们，是不是？”

　　“是呀是呀，王哥才气胜胡哥，帅气胜温哥，我们就听王哥的。”不少同学纷纷附和。

　　“这么说，我就听这位纯子同学的，做主讲？”王彤显然被我捧晕了，满眼是笑。

　　“主讲、主讲！”同学们纷纷嚷嚷，簇拥王彤而去。

　　我如释重负，不觉头晕目眩，像脚底踩了棉花。

　　
　　“英纯子，祝贺你呀。”一个冷冷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又为党国立了一功。”说话的是哲学系的一个瘦弱男生，他脸色苍白、头发长长，厚厚的镜片后面射出鄙夷的光。

　　
　　 认识了王彤，跟着他参加了几次学界的沙龙，自然也就进入了他的那个圈子。很多人都说：纯子快成了王彤的大秘了。好在是大秘，没说成小秘，没让我的男友图图难堪，我心少安。一次周末，图图约我去丰台，其实本来王彤说过这个周末北大的东门外有个沙龙的，考虑到这些日子有些冷落他，没说什么就上了路，人没到丰台，王彤的电话打来，公交车上人声嘈杂，我想不接，图图的两只眼睛紧盯着，只好硬着头皮通话。

　　 竟然不是王彤，而是一个陌生的电话，一个女士。她问了我的位置，然后说，“英纯子同学，我们必须马上见到你。”

　　 “可是，我跟同学在一起，我们……”

　　 “把他甩掉，我们在西单的地铁口等你。”女士还告诉我，她来自一个特殊机关，我必须按时一个人过来。口气不容置疑。人大学生会的经历让我懂得这个特殊机关的要求是不可拒绝的，我脸色凛然地对图图说：“我有事，你先去吧。”

　　 图图开始是鄙夷，后来是惊愕，他大概已经听出不是王彤的电话了。

　　 “我是否陪你去？”

　　 “如果你不怕麻烦，你就来吧。”我白他一眼，一个人下了车。
　　
　　
　　 一出西单地铁口，见到一辆黑色的轿车，一位身着考究风衣的年轻女士身姿优雅地靠着汽车在读报，见我东张西望，朝我微微一摆头，示意我上车。

　　 我上了车，车上还有一位三十多岁魁梧的男士，轿车悄没声的开进一条胡同，停在一家冷清的小饭店的门口，我们三人一同进了门，找了二楼的一个雅间坐下。

　　 因为不是吃饭时间，那位女士要了几杯绿茶，刚才在轿车上，她告诉我自己姓兰，让我叫她兰姐。

　　 兰姐大约有30岁，虽然已不是青春妙龄，因为天生的美人坯子，虽然岁月和职业的习惯让人时时感到她的冷艳，却也不能不感到一种掩饰不住的摄人心魄的魅力。

　　 兰姐捏捏我的辫子梢头，摸摸我的酒靥，绽开笑颜：“多漂亮的姑娘，谁说女孩有才无貌，有貌无才？可见纯是谬论，我们纯子就是个反证。”

　　 “那是，”开车的那位男子说，“人大才女多美人，你兰姐不也出身人大？”

　　 “兰姐也是人大的？”

　　 “在人大学过几年法律，你呢？学什么专业？”

　　 “中文。兰姐哪一届的？”

　　 兰姐淡淡一笑，恢复了那种职业性的严肃，“这个，以后告诉你，记住，干我们这一行，有些事情不能问的。我们知道你是学生会干部，还是党员，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事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当然，也关系你的前途。希望你能协助我们。”

　　 “国家安全？我没做过什么吧？”我想起组织过几次外国留学生的联谊活动，这该不是什么事吧。

　　兰姐见我紧张，笑笑说，“别紧张，不是你的问题，我们只是想让你帮助我们，了解一些学校的情况。比如学校的讲座啊，校外的沙龙啊什么的。人大不也常搞一些活动吗？对了，上次王彤讲座的事，你不就起了很大作用吗？”

　　我一下子明白过来，原来取消那位自由派教授的讲座是他们的要求，可这与国家安全何干？

　　“我们也是执行上级命令，国家安全这个概念涉及的范围很大，我跟你讲不清，这是领导的事，我们只是想通过你了解一些情况。”兰姐看出了我的疑惑，解释说。

　　“你们让我干什么？”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定期与我们联系，提供一些思想动态方面的报告。当然，我们会付给你津贴。将来你毕业以后如果想留在北京工作，我们会帮忙。现在毕业生找工作很难，人大虽然是名校，要留北京也不太容易呀。”

　　我的自尊心一下子被扯痛了，“这算什么，交易？”

　　兰姐脸色变得难看，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其实，为我们工作的人很多，我们选中你是看好你的条件，你还是考虑一下。”

　　我挑衅地问她：“如果我不干呢？”

　　 “没有任何问题，你有选择的自由。”

“不干！”我坚定地回答。

　　兰姐一脸苦笑，“也是，这年头，谁愿意为警察做事而身败名裂呢。”

　　
　　我拒绝了兰姐，也拒绝了王彤。

　　那天我没去参加在北大校门外的沙龙，王彤第二天就打上门来。

　　“昨天怎么没去？你不知道有多好玩。画国画的吴先生张口闭口大骂毛贼，‘毛贼的像为什么挂在天安门上？毛贼的尸体为什么不拖出来烧掉？’骂得痛快淋漓，一群老人击掌叫好，真是痛快！”

　　“为什么去？我是中共党员，毛先生是我党已故领袖，我去听你们骂他？你一个研究政治学的博士，什么时候也研究一下心理学吧。”

　　王彤被我噎了一下，“中共党员？中国也就你还拿你的党员当回事，吴先生不是党员吗？照样开骂。”

　　“博士，我认为，吴先生骂人是他的言论自由，但他应当退党后再骂，拿着中共党证辱骂中共领袖，总是有失厚道。

　　“你怎么了？怪怪的，好像被人洗了脑。”王彤过来拨弄我的脑袋，“让我看看，这才几天，怎么变成政治警察了。”

　　我心里一酸，推开他的手，：“你走吧，咱们政见不同，以后别再来烦我。”

　　王彤满怀狐疑的走了，图图又来敲门，我用被子蒙住脑袋，冲房门大喊：“别烦了，我死了！”

　　两个星期后，我跟王彤、老戚坐到了一起。老戚，这个从民主墙时代就开始坐牢的人，在我眼里，充满了传奇色彩。我问老戚：“听说监狱里思想犯的待遇不错，不干活，地位还挺高，是这样吗？””

　　老戚说：“这是中国社会最无耻的谎言，当局不承认思想犯，都是刑事犯。实际上，真正的思想犯比刑事犯所受待遇要恶劣得多。鄙人在狱中15年，为抗议酷刑7次绝食，胃饿得跟肠子一样细，出来的时候都成了食草动物，一见荤腥就反胃。”

　　“那你是为什么进去的？你主张暴力革命，推翻现行政权吗？”

　　老戚一脸激愤，“这是最无耻的污蔑。鄙人认为以暴易暴，产生的只能是独裁的专制政权，所以，老戚是最坚定的非暴力主义者，虽然长得像‘胡子’，本质却是良民。无奈中共当政者以‘胡子’之心度良民之腹，总是怀疑老戚也和他们一个德行，会学黑旋风‘杀去东京，夺个鸟位。’三十年不敢放心，总要寻个借口抓老戚入狱。奈何奈何！”

　　2
几天后在人大附近的小饭馆里，我和兰姐再次见面，我把老戚的话学给兰姐听，我问兰姐：“你真地相信老戚会颠覆政权吗？”

　　兰姐沉默了一会，擡起双眼盯着我，说：“我信，他用暴力颠覆不了政权，用言论却可以颠覆政权。他的言论比暴力厉害百倍、千倍。”

　　“为什么呀？用言论颠覆政权，这是违背常识的呀。”我惊讶得几乎喊起来。

　　兰姐说：“不要相信理论的东西，逻辑的东西，历史不是理论和逻辑创造的，想像吧，苏联东欧，台湾南韩，这些国家政权易手，难道是靠了暴力？”

　　
3
互联网上的风声越来越紧，继新青年学会的四个人被捕、北师大的一个叫不銹钢老鼠的女学生被捕后，我们学校哲学系的那个男生也神秘失踪，最后，老戚也被捕了。被抓的这些人我全认识，他们的一些活动我还参加过，图图已经不再理我了，跟我有接触过的人都躲着了我，周围的同学开始对我指指点点，我感到了巨大危险日益迫近的那种紧张和压力。

　　一天晚上，王彤突然来找我，他说，他要离开北京，他们学校给了他一个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机会，“如果警察不在机场，明天我就到美国了。”

　　“还回来吗？”我问他。

　　王彤深深垂下头，看得出，他的内心经历着极度的矛盾和痛苦。

　　半晌，他擡起头，眼睛凝视着我：“你也出去吧，这个国家，没指望了。”

　　“你走吧，我宁可留下来坐牢。”我平静的对他说。

　　
　　 第二天，送走王彤，我从机场一回来就约见兰姐。

　　一坐下，我就朝兰姐嚷，：“你们太过分了，你自己相信他们是国家的敌人吗？”

　　“你干吗不跟王彤走？”兰姐不搭我的话茬，反问我。“你手里有护照，那个美国外交官不会拒绝给你盖一个签证章。”她原来什么都知道。

　　“我当然不走，中国不是你们的中国，我不会让你们赶走的，我等着你们抓我去坐牢！”我气的眼睛冒火，眼泪却不争气的流下来。

　　兰姐拍拍我的肩膀，“我们不是什么人都随便抓的，抓人总是有根据的，我想，我们该好好谈谈了。”

　　我拧过头去，不再理她。

　　兰姐品着绿茶，看上去兴致很好，她今天带了一副浅色的眼镜，虽然话说得慢条斯理，但总让我感到镜片后面闪着寒光。

　　“你当不了英雄，我们不会让你当英雄，比如王彤，你看他在讲坛上、沙龙里高谈阔论什么宪政、民主、自由，满怀激情，一腔热血，在你这样的小姑娘眼里，可谓翩翩才子，一代英俊。其实，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人物，我们一个警告，他就夹着尾巴跑了。这些人连汪精卫都不如，汪当年革命时还‘慷慨歌燕市’、‘不负少年头’呢。”

　　 原来王彤一直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不要难过了，老戚很快会放。”兰姐轻描淡写的说。

　　 “真的？”

　　 “当然。老戚这样的人，关在里面不如放在外面，反正他总是要骂的。政府犯不着为他让美国人找麻烦。”

　　 “那新青年学会呢，不銹钢老鼠呢？”

　　 “他们不一样，这些人恐怕要关一关，如果不抓几个，北京高校学生里面不知道要出多少老鼠、老猫，岂不要天下大乱，再回到89年？”

　　 原来抓人后面有这么多的利益计算。

　　 “那为什么又放王彤走呢？”

　　 “他是博士呀，虽说这年头博士多如狗，但抓一个博士，对政府来说还是个麻烦，将他流放美国跟抓了他没什么两样，如果他还想回来，即使在美国，他也不敢像老戚一样乱骂。”

　　 “为什么不抓我呢？”

　　 “抓你？我们会那么傻吗？你是学生会干部，我们党依靠的力量，我们还指望你为国家出力呢。抓了你，只能制造一个敌人，一个‘民运英雄’。前些时候，这样的傻事确实干过，但今后不会了，应该利用学生中的健康力量，分化和瓦解敌对势力对学生的影响。”

　　
我问：“是不是所有对政府的批评都被视为敌对势力？”

　　 兰姐说：“有些言论已经不是批评了，有些人不仅有言论而且有行为，例如有些组织在海外向外国法院起诉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有些人公开组党鼓吹暴力推翻政府，有些人潜回国内发展成员发动工农运动，这是任何政府所不能容忍的。某些人虽然没有颠覆政权的具体行为，但是他们与这些敌对势力互相配合，丑化党和政府国际的形象，攻击国家领导人，给国家的外交工作和商务活动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他们的行为已经成为某些西方国家对我国施压的筹码，作为国家安全机关，我们能够视而不见吗？”

　　我反驳兰姐：“你这是只站在政府的立场说话，你应该看到，老戚也好，王彤也好，绝大多数的异议人士都是独立知识份子，他们没有推翻政府、取而代之的野心，他们批评政府，是因为政府的政策出现了问题，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专制、腐败和社会不公，这些不是敌对势力的蛊惑宣传，而是活生生的现实，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政府做了坏事，社会出现问题，自己讳病忌医不说，还要堵民众之口，我不相信这样的局面能够维持下去。”

　　“说得好，可你说的只是一个浅层次的问题。中国社会远远不像你说的这么简单。一切社会问题的探讨都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兰姐说：“从现实看，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普选，中国会出现成千上万的政党，什么样的政治主张都可以出台，共产党丢掉政权不是最大的麻烦，台、疆、蒙、藏生事，民族主义擡头，国家四分五裂，经济发展中断，在中央政府权威弱化，地方势力必然群雄四起，到那时，宪政也好，民选也好，不过是民国初年的“城头变换大王旗”。

纯子的笔记到这里葛然而止，我打电话问她，怎么没了下文？她反问：“你还想知道什么？”

“你为什么要离开北京？离开人大？”

“你觉得那地方还能待吗？”

“为什么不去美国？”

“你的问题居然和兰姐一样。”(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