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5日訊】（據自由亞洲電台含青報導）據來自第28屆國際心理學大會的消息，中國目前約有20%的兒童出現抑鬱症狀，與會的專家指出，這主要歸咎於中國家長對其獨生子女的過高期望。就此，本台記者含青邀請美國得克薩斯理工大學教育學院的藍雲教授和美國麻省大學波士頓分院社會學副教授鄧小剛進行了討論。
記者：首先想請教藍雲教授，中國目前大概有20％的兒童出現抑鬱症狀，為什麼會出現這種這麼比較高的情況呢？
藍教授：從心理學的歷史上來看，一般來說如果不發達的國家或不發達的地區憂鬱症的比例是比較低的，我們現在的20％實際上跟美國和其他工業化的國家已經是不相上下，所以這可能是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個要出現的問題，很可能這意味著中國至少在城市部分已經開始在這方面跟發達國家看齊，就是說有一些發達國家所要經歷的這些毛病、心理問題很可能在中國都會出現，所以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警告，中國為什麼會這麼多人得憂鬱症，就是說社會對他們、對孩子的壓力，家庭對孩子的壓力。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我所能說的，就是說整個的來說，我們的社會對成功的定義過於狹隘，如果你不能達到這個標準，在一般人的眼裡不管是老師也好，家長也好，你就不是一個成功的人，你就是一個失敗的學生，是個失敗的孩子，像這樣的高期望值，往往就給孩子造成很大的壓力。
記者：鄧教授您的看法呢？
鄧教授：我基本上跟藍教授的看法都差不太多，中國文化一般影響就是說比較注意以批評為主，西方文化比較注意就是鼓勵孩子，讓孩子感覺良好，中國文化比較喜用恥辱，不過恥辱能夠使孩子認識到自己的不足，還有一個就是像藍教授說的這樣對於幸福的定義比較狹隘窄，什麼是幸福，什麼是成功的標誌，那主要現在就是看你是不是能夠上好大學，是不是能夠有房子、有車這種，但是從這一方面就造成很多各種各樣不同的社會問題，之前家長只重視孩子的學業成績，心理健康不重視就反映到社會上很多問題，比如說像大學生自殺，或者像雲南大學的馬家爵殺死四個同窗，實際上都是反映這種心理上的這個問題，而且隨著現代化的發展，人們社會壓力越來越大，精神壓力也就越來越大，給孩子造成壓力也大，比如說1998年美國青少年問題研究中心他們調查結果反應就是說，問學生大約有多少人喜歡學習，小學中有8％左右，到高中只有4％，那麼真正喜歡學習，所以在中國這種社會環境教育制度給孩子造成過大的負擔，從幼兒園到上重點幼兒園到小學、中學，造成負擔過重。
記者：鄧教授我還想請問您，像有的專家指出中國的兒童出現抑鬱症，他覺得還有特殊的背景，就是中國這個獨生子女政策，是不是也造成家長對孩子過高的不合實際的期望，給孩子造成一定的壓力呢？
鄧教授：就是說一方面就是人口政策造成獨生子女，但是獨生子女一個是由於父母還有老年人，爺爺奶奶這一輩，至少是兩代人的期望都放在這個第三代人身上，所以 對孩子的期望就過高，而在同時孩子又是整個家裡寵愛的中心，所以沒有其他兄弟姊妹，這樣的話也容易造成他們精神上不是特別健康。
記者：藍雲教授，您覺得獨生子女的因素在這其中有沒有起到一定作用呢？
藍教授：我覺得這很可能是一個問題，就是說如果家裡有其他的孩子的話，孩子很可能不會有那麼大的壓力，而且同締之間互相也有個社會支持的力量在那裡，而中國 的孩子他們往往比較孤單，所以如果受到壓力的話，他們沒有一個可以傾訴的對象，沒有一個另外支持他的力量的話，這就造成憂鬱症比較高的因素。但是，我覺得 就是我們是不是因為我們對他的期望高造成憂鬱症，我們就應該取消期望呢？這也是不對，因為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一個家庭養育孩子的氣氛和他的那種風格是有 兩個因素造成的，一個是期望值的高低，還有一個就是對孩子的支持程度，光有一個都不行，光有高的期望值沒有支持不行，或者光有支持沒有期望值也不行，所 以，我們不能因為憂鬱症的增高就普遍的把期望值降低，那樣的話，我們很可能也會導致教育孩子的失敗。我看我們問題是說在高期望值的同時要給孩子提供心理和 其他方面、社會方面的支持，就是說高期望值附予高的支持率，這樣我們的孩子才能夠健康，才能夠健康的成長。
記者：鄧教授，您在這方面還有什麼建議嗎？
鄧教授：就像剛才藍教授說的一個是期望值，一個是支持系統，最主要的問題就是說中國這種文化環境下，支持系統不管事，支持系統只是批評的過多，而真正能夠積 極的支持孩子的比較少，還有一個我覺得中國對於神經性疾病的認識非常膚淺，或者是很多人基本上是無知，所以說現在應該更多的普及這方面的知識，才能將來意 識到光是這種消極批評是不管用，怎麼樣能夠建立起一種更積極、有效的這種支持系統是非常重要。
（以上據自由亞洲電台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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