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3日訊】得知沈容阿姨去世的消息，我很久說不出話來。她的音容笑貌浮現在眼前，仍然那麼溫和、寧靜；我甚至還想起我和她的兩位女兒就“美伊戰爭”激烈論證戰的時候，她和老伴李普站在我一邊的那種溫馨和相知。我一個人在房間裏無以排遣內心的傷痛，就給孫長江先生打了個電話。孫老師也是李普夫婦的朋友，他和夫人孫偉參加了沈容阿姨的葬禮。孫老師第一句話就是：你那個上帝怎麼搞的，怎麼把這麼好的一個人給收去了呢？我幾乎沒有猶豫地回答，正因為她是那麼好的一個人，所以上帝把她收歸天國了……這世界有什麼好啊，那麼多罪惡，那麼多傷害，那麼多愚蠢和謊言！
一位朋友曾在我出國前告訴我去看看李普夫婦，說兩位老人很想見個面。我當時也有這種想法。但那個時候，“有關方面”對我的“關照”越來越嚴密，所以我放棄了去探望任何一位朋友的打算。但是真的沒有想到，這一別，與沈容阿姨竟是永決。我出國後曾給李普先生打過一個電話，他在電話裏還叮囑我多打電話回去。那時候沈容阿姨就在病中，所以也沒有與她說話。現在想來，這一切真是令人追悔莫及。沈容阿姨是我見到的最端莊、最文靜也最有才氣的長輩之一。她的人生經歷也特別有代表性：出身於名門卻 “投身革命”，因此在中共治下歷次運動中遭受迫害，晚年開始反思並開始支持李普對中國的政治黑暗進行批評。沈容是江蘇人，1922年出生。她的父親曾官至國民黨上海市政府人事處長，原是國民黨軍委後勤部特別黨部書記長，少將頭銜。他也是蔣介石侍從室主任（後上海市長）錢大鈞上將的密友。反右時沈父被打成右派，接著又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刑坐牢，折磨致死，1989年才平反。沈容在初中時期開始參加抗日活動，後來追隨“革命”也追隨李普進入了“新中國”。1949後，沈容曾任文化部電影局製片處副處長、珠江電影廠副廠長、中共中央中南局文藝處副處長，中央新聞記錄電影廠導演、首席責任編輯。在“文革”中倍受迫害。“文革”後，任廣東電視臺台長、北京廣播電臺編輯部主任。
我常與李普先生開玩笑說，我們更喜歡沈容阿姨的文章，比如《我們只舉行過一次婚禮》、《一個奇怪的電話》、《我這個媽媽》等等。李普先生每次不無“嫉妒”也不無得意地贊同我們。沈容的文字沒有理論特點，而是對生活的白描，靜靜地回憶，但卻因此更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一個飽經苦難和歷史風沙的人，能夠用一種很超脫的心情敍述那些血淚往事，你不僅要為當代中國一位優秀女性的命運而悲憤，更會為這種超越而感動。在沈容的回憶中，我每次都感慨地想到：那個“黨媽媽”、“祖國母親”的說法似乎顛倒了，真正患難的母親是沈容這樣的女性，“黨和祖國”肆意淩辱在她們，而她們卻能把這種傷害融化在歲月之河與人性的光輝之中。對於我們的經驗來說，“黨”和 “祖國”實在是一隻傷害母親的“母狼”。
記得在北戴河，有一次沈容阿姨跟我談起她在文革中的一次悲慘經歷。我後來把這段回憶收進《李普先生口述史》中，並冠名“沈容遊街：沈公一語九回腸”–“沈公一語九回腸”，這句詩本是我送給李普先生一首詩中的一句話，談的就是當時我聽過“沈容遊街”的故事之後的感受。下面是沈容阿姨的這段回憶中的片段：
我是中南局文革中第一個帶高帽子遊行的。陶鑄在被抓起來以後，我是“文藝黑線”。《大浪淘沙》這部片子挨批判。其實那部戲我都不同意拍的。那個廣東珠江電影製片廠第一個來抓我。把我臉上塗得紅的、藍的是一塌糊塗，然後還抓我頭髮，他們開著車還喊口號：“毛主席萬歲！”我也跟著喊。到了一個廣場那裏，就叫我把鞋脫了，把襪子脫了。
他們喊：“打倒沈容！”
我就喊：“我叫沈容！我叫沈容！”。
打了一架，他們也沒奈何了。
就問我：“你知道你的罪行嗎？”
我說：“我沒有罪行，我有錯誤。”
……散了以後，把我帶來一個房裏，我在鏡子裏看到我臉上畫得亂七八糟的。我累死了，坐下來說：給我一支煙吧。他們就給了我一支煙。我說我累了，他們就讓我躺一會兒。就是一個竹榻，我就躺在那裏。後來我躺在那裏，從門縫裏看有人在說話，一聽是中南局的幹部，兩個人在那裏說話。剛好他們上廁所，我也說上廁所，我對他們說： “趕快想辦法把我救出去吧！”
他說：“不行不行，我們也被關起來了。”
我說：“你們為什麼也被關起來？”
他說：“他們說我們是反動路線。”
我說：“那現在怎麼辦呢？” 他說：“裝病”。
回來我就躺在那裏哼啊哈啊的。他們問我：“怎麼回事，不舒服啊”。他們就把校醫找來。校醫看了後–校醫其實也是在幫我–我聽造反派問校醫：“怎麼樣，到底嚴重不嚴重？”校醫就說：“這個事情我很難說”，他們問：“有沒有危險？”校醫說： “這個事情我也很難說。”他們就商量：怎麼辦，死在這裏也不是回事，放了她回家吧，以後再說。就叫了一個司機把我送回家……
沈容阿姨還談到她在幹校裏的一段生活：
我在幹校很苦的。每天累得不行。我一坐下來，歇一會吧，一會兒要吃飯了，我一歇下來，躺在床上就睡著了。那時候什麼活都幹。他們開會就叫我幹活，沒活也在那裏呆著。因為開會就在住的屋子裏，我是走資派，不能聽，就讓我去種地。碰上下雨天，老鄉都不去拔草去，我得去。我穿著那個雨衣，雨就從身上流下去，擋不住。坐也沒地坐 ……
在沈容阿姨這些回憶中，我不止一次想到那個“母狼”的意像。有時候也難免義憤填膺。“國家”和“革命”如此淩辱一個弱女子，特別是當這位女性還是背叛家庭投奔而來的，這種悖謬構成了20世紀後半頁中國當代歷史的象徵。不過我也在想這樣一個問題，如果當年我也在場，我是保護沈容的人，還是站在“黨和國家”一邊向她揮舞皮帶的人呢？我得承認，我更可能是兇手、看客，而更不可能是抵擋群眾暴政和國家暴力的人。文革以後，一種反思開始了，但全部的反思幾乎都是由當時最可能或實際上是兇手和看客的人作出的，仿佛那場災難都是別人搞的，而與自己無關。就是這種半吊子反思文革的人。今天構成了江澤民、胡錦濤暴政下的“基本群眾”；那些過去可能成為看客的人，今天正現實地成為看客。因此，沈容阿姨的政治災難從文化上看並沒有過去， “她”仍然在街上被遊鬥，而“人民”仍然在揮舞拳頭，或者冷漠無情、麻木不仁…… 今天，沈容阿姨已經離開這個世界了，她雖然沒有看到那位“革命後母”被審判，卻已經看見了這種未來。作為繼續活下來的人們，也許更有責任讓千千萬萬個沈容阿姨避免這種命運，讓更多的母親、妻子和女兒，能遠離政治的傷害和踐踏。然而事實是，“良心犯的妻子和女兒”仍然在煎熬之中，而那個曾經殺害過沈父並折磨過他的女兒的“國家”，仍然在一臉橫肉地延續著毛澤東的下流產業。
因此，我在遙遠的大洋對岸傷悼沈容阿姨的時候，又難免同時被一種絕望所籠罩。一位世紀老人已經離開了，但這新世紀又返回到了舊世紀的起點。我仿佛能看見朝氣蓬勃的沈容阿姨正在過去那個世紀的早晨意氣風發投身革命的情景–我在寒冷的加拿大的冬天裏，在這個早晨，欲說還休。
2005年2月15日星期二
──轉載自《議報》第18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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