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0日讯】在茶山干校过了个空前绝后的国庆节，最大的特色就是偃锣息鼓，取消所有的庆祝活动，连国庆节加菜的惯例也免了。好在我是干校指定的炊事班长，新官上任三把火，借着盖茅草房的名目，让大家吃了一顿红烧肉。当然，这仅仅是巧合，绝无故意与中央过不去的用意。
不作任何庆祝的国庆节过后，茶山的气候和全国一样，连日阴冷郁闷。有一天，干校召开全体大会，传达中央文件。历来传达中央文件，都有极严格的规定，‘先党内后党外’是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不过，在如此特殊的环境下，早有些党员有意无意把中央文件的一些内容透露了出来。林彪及其妻子、儿子乘‘三架机’叛逃，摔死在外蒙古草原上的重大政治事件，已经有所传闻了。
听了中央文件传达已后，照例是政治表态，口诛笔伐。我花了一个晚上的工夫，写了一百多行的一首长诗，干校革委会副主任李门看了，叫人抄成大字报，整整贴满了一面墙。李门来伙房打饭，见到我还说了一句：‘愤怒出诗人！’
我自己知道，愤怒当然有，至于是不是诗，并不重要。中央文件里指出，林彪曾企图到广州来‘另立中央’，广州军区的百万大军，就是原来林彪直接指挥的第四野战军。林彪的头号死党黄永胜，就是四野的主力部队司令员，十几年工夫，窜升为军区司令员、军管会主任、中央军委参谋总长。我仅仅写了一张大字报，对黄永胜五年前取缔一批所谓‘反动组织’提出不同看法，他属下的军代表，抓住不放，把我整得妻离子散，差点连小命都丢了。现在，黄永胜垮台了，至少应当还我一个公道。
不料，军代表在领导我们‘批判林彪及其死党的严重罪行’时，提出了两条‘原则’：一，林彪黄永胜出事以前，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凡是反对过林、黄的案子，一概不准翻：二，过去反对林、黄的，说明了对林、黄有所了解。现在应当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对林、黄的罪行加以揭发批判。军代表手里有枪有权，什么时候都正确，什么时候都整人﹔我们既无枪又无权，什么时候都有罪，什么时候都挨整。这哪里是正常人的世界？我第一次尝到‘秀才遇着兵，有里讲不清’的滋味，原来是这样难受。
于是，许多与林彪有关的‘小道消息’，甚至政治笑话，就悄悄流传开来。其中最有意思的一则笑话，是这样说的：戏剧家协会有位出纳叫李富，是‘笑话协会主席’，大家也就随口叫他李富主席，因为‘富’‘副’同音，外人就以为他是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红卫兵运动兴起，大搞‘破四旧’，打、砸、抢、抄、抓，人人自危。李富的妻子悄悄说，你的名字不是连着‘富贵’，就是连着‘富有’，多少有些‘四旧’，不如改个名字，免惹麻烦。李富觉得有道理，但改个什么名字，却熬了三个通宵。最后还是李富一锤定音，‘富’改为‘赋’，同音不同字，叫起来不用改口，方便多了。
后来，中央文件贬称刘少奇为‘刘贼’，林彪为‘林贼’，本来是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和党章规定的副主席，一下子都变成‘贼’了，听着总有点怪怪的。一会儿是党和国家的领袖，一会儿又变成贼，落差之大，未免太过儿戏。李赋倒觉得没有什么不妥，只是有一天得了感冒，到医院看医生，竟意外地闹出一场可大可小的误会。按医院规则，病人挂号后就在诊室外等护士叫名。李赋等了半天，听护士出来叫名‘李贼’，觉得有些奇怪，怎么有人以‘贼’为名。护士叫了三次，不见有人应声，就依名次叫下一位。直到病人都看完病走了，李赋才觉得不对，可能是护士把他的名字漏掉了。立即去找护士询问，护士手里只剩下一份挂号单，就问李赋叫什么名字。李赋指着护士手里那张挂号单说，这就是我的名字。护士一看就惊叫起来：李贼！原来李贼就是你啊，我已经叫了好几遍，你怎么一粒声也不出？
李富自叹倒霉，差点儿上错贼船！
上贼船是当时的流行语，出自中央文件，却流行全国，成为‘斗、批、改’的习惯用语。这里头有个公式，例如批斗刘少奇，就不叫他刘少奇而骂他刘贼，刘一成为贼，照例株连妻子儿女，都被视为上了刘的贼船。刘少奇是大人物，他的部下遍及全国，就都变成‘黑帮’，还有知识界的所有‘反动学术权威’、‘学阀’以及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都被挂在刘贼的派系下面，统统算是上了贼船，怎么‘批’怎么‘斗’都不过分，因为这些上了贼船的反动派，被认定是死不‘改’悔的。等到林彪成为林贼，又有大批‘死党’、‘军阀’，以及原来被视为上了刘贼的贼船的各式人等，这时又一律被视为上了林贼的贼船。所以，我们这些还被强制留在干校的人，既上了刘贼的贼船，接着又上了林贼的贼船。如果将来还有邓贼、马贼，又如果我们还活着，贼船当然是照上不误的。不管你想不想得通，贼船照上，照批照斗，多少热血青年丢了最可贵的生命！这就是‘斗、批、改’没完没了的原因，也是文化大革命无法结束，无法取得最后胜利的缘故了。
在如此荒诞的岁月，我也学会了过自己的日子。灶王爷我照样当，做饭烧菜，做好本职工作之余，我就灌满一壶茶，捎带两个馒头，一份《参考消息》，持一把广州造的汽枪，躲到树林里，打斑鸠去。我走到附近一座小山丘边沿小树林里，找了一株枝叶茂密的矮树，背靠树身坐了下来。这时，艳阳高照，远远近近的山林，全都笼罩在墨绿色斑驳的世界里，气氛极其安静。但是，我心里十分清楚，这里正隐藏着一个小小杀机。
我现在有的是时间，又有现成的书本经验，活学活用古人‘守株待兔’，就成为我屡试不爽的‘守株待鸟’了。切身的经历告诉我，斑鸠是鸟雀中的精灵鬼，没等你靠近，它就飞之夭夭了。我的办法是：在斑鸠时常出没的地方，物色好一个隐蔽处，在那里静静等待，可以自由自在地喝茶看报，想心事。凭我少年时锻炼出来的听觉，只要那轻柔又富弹性的哨音传入我的耳膜，立即就能意识到有斑鸠飞来，及至那几声拍打翅膀的礔啪声响，我即刻能判断出斑鸠落在树枝上的正确位置，然后悄悄举枪，然后枪响鸠坠，然后，那种满足感油然而生，胜过于忽然灵机一动，解开了一个困扰多时的心结。
我自信选对了地方，利用枝叶遮蔽自己，不容易被斑鸠发现，反过来，树夜常常会遮住斑鸠的眼睛，不容易看到我。不是有个成语故事叫‘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吗，原来和‘守株待兔’一样，都是讥讽那些自作聪明的蠢人的，我却反而用之，倒也相当得心应手。
也许‘守株’的时间长了，自然有些疲乏，正昏昏欲睡之际，忽然心里格登一跳，一桩困扰多时的心事，忽然有了头绪。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叫做‘灵感’，或叫做什么‘感应’，总之，立即，抓住这个念头不放，极力穷追。果然，一年前的一桩往事，浮现在眼前。那是一本新出版的书，书名《李白与杜甫》，没什么特别，但书的作者是当今大名鼎鼎的郭沫若，就不能等闲视之了。听闻当今至高无上的领袖喜欢李白，不爱杜甫。本来，喜欢谁不喜欢谁，完全有个人的自由。但是领袖之所以是领袖，爱与恨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郭沫若的自部新著作，褒李贬杜，当然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不论褒李还是贬杜，只要能说出道理来，哪怕道理偏颇，都可以略备一格。不过，书中以杜甫一首七言古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为例，判定杜甫是个‘不折不扣的地主分子’，却令我惊叹不已。
郭的‘论据’有二：一是杜居大屋，竟然有‘三重茅’，而这种盖有三重茅草的房子，据说是‘冬暖夏凉’ ，只有地主才能享受得起﹔二是杜甫的茅屋为大风所破，却指责公然抱茅而去的村童‘为盗贼’，分明‘一副地主分子的凶恶嘴脸’。我读书不多，大抵还知道郭沫若与杜甫是不同时代、不同命运的两个大诗人。郭氏官拜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绝非杜氏一介布衣所能相比。若以诗论，郭大概还不配替杜‘洗脚’。只是郭的命运太好，居然为‘杜甫草堂’题匾，却又对‘茅屋’一无所知，才闹出所谓‘冬暖夏凉’的大笑话。我在干校期间，建过砖瓦房，也搭过茅草屋。覆盖房顶的茅草帘，必须由房檐处开始码着铺，一层一层往上铺设，必须覆盖三层，最后在房脊处将茅草帘压紧，才可避免漏雨。所谓‘三重茅’，就是这样简单的道理。正常的中国人，都知道住大瓦房舒服，不至于愚蠢到去住茅草房，享受‘冬暖夏凉’的地主生活。
杜诗‘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层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清代诗评家沈德潜在此处评注：‘实有此事，不必作隐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郭氏饱读诗书，竟然以‘阶级斗争’的关点，给古人无限上纲上线，诬陷杜甫是‘一副地主分子的凶恶嘴脸’。我想，杜甫一生写下万首诗，建构成自己一座辉煌的诗歌殿堂，其中《三吏》、《三别》，公认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任谁都无损诗圣一根毫毛。倒是郭氏自己，将一个人性完全扭曲了的文人形象，暴露为遗。何苦！
我正想入非非，忽然一丝轻柔又富有弹性的哨音，从头顶掠过，接着又在附近树梢上发出几下礔啪声响。我立即确定目标所在的方位，利用树丛和枝叶作掩护，轻捷地接近目标，贴靠在一株歪脖子树背后，认准方位，进行搜索。在枝叶深处，我发现一块茶杯口大小的褐色物体，便毫不犹豫地举枪、瞄准、扣板机，噗地一声响，一只山斑鸠应声坠地。几乎同时，又有一丝哨音掠过，哨音远去，绕了个大圈，又兜了回来，在对面一株枝叶茂密的树梢上，发出几下特别响亮的礔啪声响。就在哨音兜圈子瞬间，我的汽枪已从新上膛。斑鸠一落在树梢上，枝叶还在轻轻摆动，我立即发现，树叶恰好遮住斑鸠的头和大半个身子，露出铜板大小的一块粉灰色胸脯，我连忙瞄准，恰好是四十五度抛物线，当胸一枪，打个正着。
我性格内向，在那险恶的环境里，本来就少与他人打交道，现在独来独往，荒山野岭间打斑鸠，整天不说一句话，孤魂野鬼一般，越发孤独。表面看，小小一座冰山，内里却是滚烫岩浆。也许有太多解不开的郁结，岩浆才翻滚不停。
我不明白，二十年前已经连肉体都消灭了的‘地主阶级’，有什么理由，还要株连九族，祸及‘新中国红旗下’侥幸长大的后代？又有什么理由，将全部所谓‘罪名’，清算到千年以前的大诗人杜甫头上？地主阶级果真有十恶不赦的罪孽吗？
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从人文观点看，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文明，一直是‘以民为本’的，‘民以食为天’，‘食’自然而然就成为‘本’中之‘本’。无论士、农、工、商，无不以农耕为安身立命的根基，从事各项经营、管理、劳作，生产出所有人口赖以生存所必需的粮食，和各式各样生活用品。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各具时代特征的思想文化。即使像秦始皇那样的暴君，焚书坑儒，也不敢毁坏‘民’赖以为生的这个根基。如今，将社会的一切不公，全都归咎于‘地主阶级’，一棍子打死，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岂不是最大的不公？
有我这样看法或想法的人，相信不会太少。只是，知识阶层早已被强令‘夹紧尾巴’，从这条‘贼船’赶到那条‘贼船’，任何时候，都‘不许乱说乱动’，连喘口气都可能惹祸。
我还是不明白，陶铸这位封疆大吏，中南五省首脑，土改运动时提出‘依靠大军搞土改’，不出三年，辖区内的地主、富农，一个个尸骨无存。具有独创性的‘反地方主义’，令广东大批领导干部背上‘反党’罪名，受到严厉打击和处分，有的还被冤杀。反右运动，又打成了数万名右派。大办公共食堂，又提出‘三餐大米饭，尽肚子吃饱’，不出三月，全境大饥荒，百万饥民逃亡，一半去了香港，一半死于珠江口或关进收容所。照理说，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遗余力﹔落实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各项措施，呕心沥血。如此忠心耿耿，官拜‘第四把手’的中央大员，却敌不过文痞姚文元一篇《评陶铸的两本书》的狗屁文章，立即被赶上刘贼的贼船，死于非命。又是什么道理？
狗屁文章直指陶铸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甚至扣上了‘南霸天’的帽子。问题是陶铸‘上贼船’之前，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不负‘圣命’，治粤多年，替中央镇守‘南天门’，功不可没。那么，陶铸是罪可当诛的‘南霸天’，还是镇守‘南天门’的封疆大吏，到底由谁说了算？历史的是非曲直，极其复杂，往往不是‘当事人’或‘当代人’能够论断的。 如果有一天，真的‘时过境迁’，陶铸也许可以恢复‘封疆大吏’的名誉，但站在广东六千万人民的立场上看，‘南霸天’的帽子，就能那么容易地摘掉吗？
问题又回到我自己身上。黄永胜是林彪的死党，上了贼船。但林彪指挥过的百万野战军，包括军官和士兵，不可能全都上了贼船。黄永胜的部下，那些还在领导我们进行‘斗、批、改’，并把我们也赶上‘贼船’的军代表，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能够轻易放过我们吗？果然，没隔多久，军代表就向我下毒手了。
8/27/03(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