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3日讯】我做了一个梦：我背着女儿急急忙忙赶路，女儿握着小拳头捶打我的肩背，吃吃地笑着。我埋头走路，任由女儿骑在背上耍闹，觉得非常舒服。好像走到了家乡的渡口，两岸绿竹林绵延十余里，是我常来玩耍的地方。我慌忙上了渡船，朝河对岸划去，距离岸边三五丈，渡船就停下不走了。我着急起来，正待去拿撑竿，背上的女儿忽然跃起，我一惊，跟着跳下河去。女儿没有掉下河，却落在岸上等待多时的我的母亲怀里，一转身就不见了。我拼命挣扎向岸边游去，不料一只水鬼拉着我的脚，我怒火中烧，叫道：你放不放手？水鬼也叫道：不放不放！我一个翻身，揪住水鬼的头发，挥拳就打！
妻子紧紧抱着我，惊慌地叫道：怎么啦？你怎么啦？我醒了过来，才知道自己一拳打在妻子头上，立即抱住妻子的头，连声说对不起！
已是深夜三点钟，再也无法入睡，开灯看看睡在妻子身边的女儿，微微张嘴，轻轻打鼾，睡得正香。我拉下蓝布灯罩，坐在书桌前唯一的一张破旧藤椅里，点燃了一支发霉的‘大重九’，吸了一口，又苦又涩又干，连忙又把烟头熄灭。胃又痛了，忍着，无法再忍，就喝一杯热开水，好像舒服了许多。
今天是星期一。再过三个小时，我还要骑脚踏车，赶到二十公里外的南海县文化局去上班。我常常和南海县的干部一样，星期六下午提早下班，骑脚踏车回家，中途经过大坜公社的农贸市场，买些萝卜青菜，有时还能买到一点小鱼小虾，尽可能给妻子儿女增加一点营养。星期一早晨又骑车去上班。虽然这样两头跑觉得很累，但周末能与家人相聚，这点小小的安慰，旁人是无法体会的。
女儿背部大面积烫伤以后，由于有妻子悉心照料，伤口慢慢地长好了。虽然脊椎骨和胸骨严重变形，但原来的癫痫病，好像没有过去发作得那么厉害，这又重新点燃了一线希望的火苗。不过，省文艺办的王副主任还是不肯放过，以‘不服从分配’的罪名，又宣布对妻子停发工资，直到妻子屈服，到南海县报到，重新分配工作为止。
这当然给妻子、同时也给我造成极大的压力。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屈服，只会坚持‘以不变应万变’的立场。停发妻子的工资，在干校时已经领教过了。现在有我一份工资（按佛山地区级工资分计算，我的工资从九十多元减为八十多元），一家四口，目前还可以对付，绝对不相信会让尿盆子憋死。
妻子每天打理儿子去上学，然后把女儿安顿好，锁上门骑脚踏车去单位上班。虽不发工资，也从不旷工。开头，单位领导没有分配她具体工作，时间长了，一些同事就开始向领导反映意见，为妻子说情，才不得不让妻子去‘人防工程’帮忙烧粥。所谓‘人防工程’，是文革前夕，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新口号，全国各地，纷纷挖洞不止。这个有亿万人参加的大工程，就叫‘人民防空工程’。就我所知，光孝寺大院内，距离我的住家不到百步，就有一个大规模的‘人防工程’，由专业工程队施工，十年以后，这个地洞已经建成‘不知深浅’的地道。据此推测，广州市地下恐怕是一个蛛网般的地道网。妻子单位的工程规模不大，由干部职工轮流挖，每天十几二十人进洞，下午三点钟左右吃一顿粥。妻子的工作就是烧粥，但还是不发工资。
我对妻子说：让你烧粥你就烧，不给工资也烧！我在干校不也当过灶王爷么！
当时的广州，地下地上都异常热闹。地下热闹就是挖地洞，从大机关到各团体、各区、各街道，都有挖洞的任务。我的儿子非正规地读了两年高中，就草草毕业了，叫‘教育革命，缩短学制’。大学取消统考，改为由各单位推荐‘工农兵学员’，大学的入学名额，全掌握在各地第一把手的手里。我儿子就失去上大学的机会，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山下乡’，只因街道办事处认为我儿子有个残废的妹妹，算作‘独生子女’，按政策可以不必下乡当农民，就被分配去街道卫生院工作，上班以后，先挖半年地洞，才有资格去当学徒。
地上热闹，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整个社会折腾了将近十年，学校无法正常运作，积压下来的中学和大学毕业生，人数达几千万，无法就业，成为社会无法承受的负担。于是，就出来一条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掀起一场新的政治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各级成立了‘知青办’，软硬兼施，收效不大。许多青年冒着生命危险逃亡香港、澳门，一些青年女子当街叫骂：‘就是当一辈子老姑婆，也绝不踏出广州一步！’农民的反应也很冷淡：‘自己还吃不饱，又多一双筷子来争饭吃！’
在这样动荡的形势下，又继续掀起一个全面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省革委会领导的部署，文艺办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团’，到增城县农村去开展‘教育工作’。妻子单位的领导规划征求工作团成员，问到妻子时，妻子反问道：‘发不发工资？’回答是肯定的。于是，妻子领了工资，请了一位保姆，安排好女儿的生活，就随工作团到增城县去了。
我依然是每个周末回广州一次，儿子在卫生院跟班学习中药配剂，一天八小时就在五尺长的中药柜前来回转，用糎秤配药。他说工作不算繁重，就是在柜台间来回走，一天起码要走十公里，累倒是不觉得累，枯燥一些。我安慰他，先熟悉中药，将来有机会再学中医。女儿有保姆照料，不必我过多操心。有时病了，我就得陪她上医院，看病、取药，安排妥了，才能去南海上班。有一次，女儿发高烧，医生给她打了针也不退烧，就将女儿送入病房观察。我和保姆轮流看护，白天是保姆到医院照料，夜里由我接班。一连三天，打针吃药，还是不能退烧。
医生怀疑女儿得了脑膜炎，说要抽取女儿的脑脊液进行检查。我不同意。我对医生说：我的女儿已经患了严重癫痫病，如果再得脑膜炎，还有医疗价值吗？如果不是脑膜炎，抽取脑脊液，对她已经受损伤的大脑，无疑再一次伤害。医生没办法说服我，只好同意让女儿出院。
回到家里，我到中药店买了五元犀牛角，煮成一碗水，分几次喂女儿吃了，第二天就退烧了。从此，我对西医的治疗，完全失去信心。
八个月后，妻子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结束，回到家里，心情相当愉快。她带回来一小罐橄榄油，说是她的‘三同户’送的。当地没有花生油，也没有菜籽油，更没有猪油和豆油，只能就地取材，把本地生产的乌橄榄粗加工，熬制成余渣猷存的橄榄油，吃饭时放一点，总比没有半点油星好。妻子感慨地说，解放二十多年了，农民和土改时期一样，还是那么苦。每天生产队长敲钟下田开工，农民总是懒洋洋提不起劲头。心里着急，有时就连说带劝，劳动都是为自己能吃饱饭，希望大家能出多一点力。许多人都不出声，有些妇女偷偷对我说：‘同志，你不了解，再卖力也是白干。’开头我想不通，后来才慢慢看出一些问题来。比如冬天修水利，前年按公社领导规划，挖了一条千米长的大水渠，去年就填掉了，今年又在距离不到十丈远的地方，重新挖一条新水渠。这样折腾，农民那一点劳动致富的积极性，还能不折腾完了？难怪，有个农民一边用锄头砸碎干硬的土块，一边叫道：万岁（碎）！万岁（碎）！万万岁（碎）！
我心里当然明白，增城县的农民是这样，南海县的农民又何尝不是这样！
几近绝望和徬徨，像冬天的浓雾，笼罩一切，人们在喘不过气的气氛之下， 艰难地迎来了又惊又喜、又恐又乏的一九七六年。先是周恩来总理‘突然’去世，接着是刚刚复出的副总理邓小平，‘突然’被打成匈牙利的纳吉。北京城里正刮起一阵批判‘走资派还在走’的风暴，‘突然’又传来唐山大地震的骇人消息。各方人马纷纷奔赴已被夷为平地的废墟，抢救伤者，掩埋死者，‘突然’又传来朱总司令默默辞世的噩耗。人们站在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突然’又传出毛主席与世长辞的新闻。全国正处于一级警戒状态，‘突然’又传出活捉‘四人帮’的奇闻。城市里的鞭炮几乎烧光了，农村里却连个响屁也没放。农民最关心的是唐山大地震会不会一震再震？会不会震到广州？会不会震到佛山？会不会震到南海？人们纷纷在户外搭起简易的棚寮，宁愿在外面让蚊子叮，也不愿在家里睡觉。农民还关心年终分配，能得到多少斤口粮，能不能度过明年的春荒？至于什么伟人死了，至于‘四人帮’还是‘五人帮’，都不是老百姓能够管得了的事。
我依然在南海县文化局上班，骑着脚踏车，光孝寺大院与南海县政府机关大院两头跑，生活没有特别的变化，身体却觉得特别累。胃痛经常发作，十二指肠一梗阻，就呕吐，无法进食，只好到医院吊盐水，打葡萄糖。先前，宣传部洪副部长很关心我，常常教导说：工作要靠毛泽东思想，生病治疗也一样要靠毛泽东思想。我想：毛泽东思想救不了毛主席自己，还是难免一死，救得了谁呢？现在，洪副部长一样关心我，对我说：要彻底检查一下，到底得了什么病。县医院不行，就到广州的大医院去。我知道自己的胃病不是没有来由的，最早的起因是挨了那一记重重的拳头，然后是茶山干校苦役累得胃出血，长期得不到治疗和休息，精神压力过大，病就越来越严重了。因此，我就请了假，到广州的大医院看病去了。
妻子有些得意，坚持留在广州终于如愿以偿。按时上班，按时领工资，下班照料女儿，如此而已。她最大的烦恼是请保姆难，请到好保姆更难。最后的一位保姆六十岁上下，只做了三天，早晨起来就说要走，怎样劝说都不听，只好让她离开。晚饭后，妻子准备了一大盆热水，要给女儿洗澡，这才发现，女儿身上红一块紫一块，有二十来处掐伤。女儿由保姆带着睡觉，可能没睡好，影响了保姆睡眠，欺女儿又聋又哑，就狠狠掐她泄忿。我和妻子都非常伤心，却也无可奈何。
恰好我在广州检查治疗胃病，白天妻子去上班，女儿就由我照料。这时，‘阶级斗争’不再提了，人际关系宽松了许多，整个社会都需要精神上和物质上的疗伤。一些要好的朋友也常登门造访，关心我和女儿的病。一位朋友知道我需要用灵芝仙草为女儿治病，趁假期回四川老家探亲时，费了好大的转折，向一位从西藏转业内地的军官，求得一朵灵芝，带来广州送给我。还有一位朋友，老家粤西，说他们乡下有一种偏方，用青鱼的胆汁可以治疗癫痫。可惜女儿的体质已经非常虚弱，纵有神医妙药也无济于事了。
有一天，歌舞剧院的女舞蹈家陈辒仪找上门来，喜孜孜地对我说：‘幸好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打倒了‘四人帮’，我五十年代创作上演的歌舞节目《娶新娘》，才有可能重见天日。在重新上演之前，请你改一改歌词。’我沉吟片刻，才说：‘《娶新娘》是表现潮汕渔区婚嫁风俗的歌舞，舞蹈优美，歌曲动听，也是广大观众喜爱的节目，似乎与英明领袖关系不大。如果将来又有新的领袖上台，是不是又要再改一次？’舞蹈家听罢，默想了许久，豁然开朗，连声‘有道理有道理’。此后，我出席了省文艺界代表大会和一些专题座谈会，有机会发言，就会表明我的一个观点：文学艺术和政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不能混为一谈。由于这个观点，在我重新回到广州工作以后，又惹了一些麻烦。
女儿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整天躺着，连稀粥也吃得很少。有时我抱她起床小便，她深皱眉头，样子很痛苦，我又轻轻放她躺回床上去。有一次，我发现女儿喉咙处皮下有个黄豆大小的红色斑点，暗自思忖，可能是内出血，女儿的日子不会太长了。妻子给女儿抹澡时，也发现她身上有一些红色斑点。我和妻子心里都明白，只是不愿意说出来。那一天早上，妻子将女儿抱了起来，准备喂她吃粥。忽然妻子叫我：‘你过来看看，女儿不行了！’我连忙过去，见女儿躺在妈妈怀里，脑袋低垂，没有呼吸，也没有脉搏，手脚还有温度。我帮着妻子将女儿安放回床上去，妻子没有哭出声来，但泪水如注。儿子也立即过来，叫我们守着，他奔去卫生院请来一位医生，摸摸脉搏，试试鼻息，再用电筒照了照女儿的瞳孔，说一声‘节哀顺变’，就走了。
我和妻子心伤意乱，手脚无措。幸亏儿子非常得力，跑回卫生院打电话与有关丧葬的单位联络，不到中午，女儿就被抬出门外，上车走了。接着安排女儿火化和安放骨灰盒等事宜，全由儿子一一办妥。我非常感谢儿子，他把妹妹的后事办得如此周到妥贴。这一天正是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
女儿终于走了，我心里留下无尽的悲伤和内疚。女儿与人民公社同年同月生，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的时候还不会吃饭，开始会吃饭的时候，食堂又彻底断炊。有一句顺口溜：‘出生就挨饿，上学就停课’，说的就是女儿这一代。我的女儿，正是最早挨饿的一批孩子中的一个。我有能力让女儿出生，却面对女儿挨饿而束手无策，我还有什么资格当父亲！女儿半周岁就开始挨饿，满周岁开始发病，身体非常虚弱，但还是用稚嫩的嗓音，喊出了人世间最美丽、最甜蜜的话语：‘爸爸！妈妈！’没想到，如此动人的亲情呼唤，竟成为绝响。以后的二十年，女儿就掉下了悲惨的深渊，她生命的每分每秒，没有快乐，只有苦难。
我从火葬场的灵堂里，将女儿的骨灰盒捧了回来，安放在自己那张破旧的书桌上，并写下了一首七律，以寄托我无尽的哀思，也永远纪念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诗云：难死难埋骨肉痴，二十一载勤操持。经年犹闻咿呀语，旷日忍见舞蹈姿。亲情呼喊成绝响，阴阳相隔受鞭笞。六月一日儿童节，恨不陪汝赴瑶池。
十年后的那个风云四起的春天，我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将女儿的骨灰安葬在白云山深处一片漫坡上，旁边栽下一棵凤尾葵。女儿，安息吧。
9/16/03(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