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5日訊】我是在民國八十二年考進國立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的。考取博士班當然很開心，不過又不好意思太張揚，因為我考的是三民主義研究所，全世界除了台灣絕無僅有。事實上，我的確從在國立政治大學三研所碩士班就讀起，就老是面臨周遭親友的質問。他們總是問，三民主義是學問嗎？值得你窮經皓首嗎？要不就問，你是中國國民黨員嗎？你想當官嗎？
我天生反骨，厭惡一黨獨大，愛好自由，該怎麼來面對自己內在價值的掙扎呢？首先，三民主義作為台灣的國家意識形態，是歷史偶然遺留的問題，因為當日本放棄台灣主權後，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隨即有效地統治了這塊土地。其次，將三民主義學術化一直是黨國意識型態教育努力的方向，因為這樣才不會使《國父思想》或《三民主義》的教學與〈憲法〉保障思想與學術自由的價值相衝突，而台灣學界至少已成功地為三民主義找出作為國家發展理論和社會科學科際整合的研究取徑，而這則正是我的學術興趣所在。第三，三民主義內含並指向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普世價值，是第三世界人民的建國理論，三民主義的意理本就不應當由國民黨一黨壟斷，當我取得三民主義的博士學位，我也將擁有三民主義的詮釋權。第四，再怎麼說，這裡畢竟是中華民國教育部核定通過設立的學術機構，不是國民黨的革命實踐研究院，一切照學術規矩來，要受到學術社群全體的檢驗，任憑你政治忠誠度多高，專業研究和學習表現不佳，還是畢不了業。第五，國立台灣大學，是台灣的第一所大學，並且由傅斯年校長在兩岸分裂後嫁接了中國的自由主義，如果這裡居然有一處學術自由不存在的角落，我們就讓它有。第六，如果「三民主義」的名稱讓人望文生義，折損了三民主義研究所的價值感，我們就當順天應人，換掉招牌。
我在台灣已經完成民主轉型的時代裡，在台大三研所整整花了九年的時間來攻讀博士學位，我盡可能地向這裡的每一位老師學習他們的學問和人生經驗，自由地參與我感到興趣的學術活動和研究、以及關聯到政治與社會現實的許多公共事務，充分地運用台大的資源填滿我人生最後一個學生階段，並且從中累積了豐富的社會資本。我曾經在《國立國父紀念館館訊》發表〈以台灣為思考本位的三民主義論綱〉，嘗試對三民主義進行本土化的批判和典範革命，我也努力使周遭的人事因認識我和肯定我而對於三研所有所改觀；我以自身為證明，刻意顛覆三研所給人的忠黨愛國刻板印象；我更援引參與政大三研所長期改名辯論的經歷，參與台大三研所的改名，在《台大校訊》撰文鼓動風潮，協助陳春生所長爭取校務會議中的學生選票。我兩度獲得國父紀念館三民主義研究人才進修獎助，贏得中山思想論文首獎，民國九十年當選台大優秀青年。我的博士學位論文《一九九○年代台灣憲政改革之研究──民族主義與民主轉型的觀點》在李炳南教授的指導下，獲得當年二○○二年度財團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暨紀念陳同仁先生台灣研究博士論文獎首獎。我那年少時曾經迷惘於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而遭到國民黨政府依〈戡亂時期預防匪諜再犯管教辦法〉管教與監視一生的父親兼台大學長，出席了我的畢業典禮。
畢業時，我是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的法學博士。
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十時於台北晴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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