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绥民:北京暴雨成灾含有人祸——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蒋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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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08月14日讯】2012年7月21日这个日子,将载入《北京地方志》。报纸宣称这是61年以来气象记录最大的降雨量,全市平均为170毫米,其中房山河北镇达到460毫米,山洪暴发、拒马河上游洪峰下泄,造成七十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二百万人受灾。自然灾害是防不胜防的,但做好防御措施,灾害的损失就会大大减轻。我们长期谴责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英、美、法等国,但他们在一、二百年前所建的排水系统,至今仍完好地发挥着防洪抗涝的作用,而我们自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全党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是富有经验的。二、三、四代领导人仍秉承着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在天灾面前,竟然束手无策,不堪一击?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发人深思。

有位学者金世遗先生指出,北京7月21日的降雨量并不是61年来最大的。1963年8月9 日北京的日平均降雨量265毫米(大于170毫米),平均水深0.5米,积水面积达202平方公里,河道普遍漫溢。只因当年的政治气氛紧张,人们经过1957年的“反右运动” ,大部分敢言的知识份子,正在劳动改造中,喑然无声,人民群体仍心有余悸。195 9至1961年的“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饿死了三、四千万人(此数至今无定论,因为国家档案不敢公开。)国家和人民元气还未恢复,因此1963年8月9日北京的雨灾,造成的伤亡与损害舆论鲜有报导,市民也不敢追究防范不善的责任,更谈不上北京领导或中央首长自觉的承担责任。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当权者成了“走资派”,风雨飘摇,自身难保,哪有心思去总结自然灾害的教训,关心人民的安危,对排水系统作长远规划。这一拖延就十年过去了。

1976年“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领导人致力于恢复经济,平反冤假错案,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先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当国力昌盛、GTP高居世界第二之时,在全中国各级行政单位带动之下,金融、保险、电力、水利、矿产等各部委大兴土木,修建楼堂馆所,乘疯(风)破浪,使一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望尘莫及。为奥运会兴建的工程。称为北京市新十大建筑,更是标新立异,竭尽全力要把北京塑造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会” ,靠的就是中国的形象工程!地面上的建筑物争奇斗艳,搞得热火朝天。地下排水系统,则无声无息、冷冷清清,至始大水来临之时、许多城市沦为泽国。行政领导部门为了推卸责任,强调客观:什么“百年一遇”、“六十年一遇”等等。夸大天灾,掩盖人祸,甚至谎报死亡人数。

从1949年开始六十多年来,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以阶级斗争为纲,竭尽全力以巩固政权为中心,根本没有把民生及城市生态系统建设放在主要地位,优先建豪华奢侈的楼堂馆所及政府办公大楼,一是表面形象能表现出领导人的功勋。二是是追求“公仆”的自我享受。三是政府贪腐官员寻租获得暴利,所以积极性很高。联系到地下排水系统的规划与建设一是业绩不显。二是不能直接享受。三是风险大获利少。权衡利弊,当然择优而为之。

下水管道的设计,是考验有关领导者是否具有长远的眼光?也与他的政治责任感、对人民的爱心有关。对人的爱心,也就是人性,有了对人的爱心,才能关怀人、体贴人、为人们办实事,这就是“责任感”。有了责任感,才有责任心。没有责任感则能避免的事没有避免,能不死人的事,死了人,这就是缺乏爱心,少了人性,就是失职!

北京这次发生的灾害,1963年已出现过,为什么不及时预防?及时采取措施?这是因为国家领导人关心的是手中“权”,不是老百姓的命!每次天灾或是人祸,就会发生群体事件。目前的主要矛盾,是老百姓的“维权”,与国家领导人的“维稳”。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老百姓维的是公民权。领导人维的是执政权。民主体制下的双方诉求利益是一致的,并不矛盾,结果是和谐的。而专制集权体制下的双方诉求利益是相背的,矛盾会尖锐化。

其实质是当权者没有正确理解和摆正谁是真正的主人?谁是真正的仆人?遂造成了目前的“主仆颠倒”现象。领导人的面子(形象)重要?还是老百姓的生命重要?投资到形象工程重要?还是投资民生工程重要?孰轻孰重?则是考验执政者是不是真诚为人民服务的试金石,否则“执政为民”只是一句空头口号。

现在当务之急主要是端正态度,解决问题。“亡羊补牢,犹未为晚。”造成的损失,既成事实,若追究责任,则源远流长。从毛泽东始至各界行政领导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责任都加在郭金龙身上,这有失公允。他到北京才几年?他的前任,他的上级,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对北京的排水系统,水利工程,从规划设计到实施,有谁强调力主、作为重点来抓?相反对地面工程则搞得轰轰烈烈,这是什么原因?因为地面形象工程看得见,地下工程大家都看不见。为显示自己功劳业绩,让国内外都看得见,修建地面上的工程,是见效最快、获利最大的。经历水灾后,应该体验到地下排水系统的重要性。其他管线的安装、维修,看似琐碎,实际上也关连着人们日常生活。如自来水、天然气、电话线、电视光缆等,都与人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规划道路的时候,规划局应该牵头召开一个联席会议,把上、下水管线,电力、电话、天然气、光缆等有关民生的事项,应统一归口,预埋在一条类似地铁的隧道中,便于安装维修。不应该在马路修成后,再安装管线,多次“开膛破肚”,这样做既浪费钱财、也浪费时间,今后若遇故障,每次都要“开膛破肚”,造成长期的隐患。对此,有关部门一定会强调,一次性修建地下隧道,投资巨大。诚如所言,那么三峡大坝、南水北调及奥运工程难道投资不大吗?且在违背民意下强行实施的。而城市中的生态系统、包括排水系统及管线安装,都是与民生休戚相关的事,更应作长远考虑。一次性的投入,比“零敲碎打”要节约的得多。这样做不仅是省钱,主要还在于堵绝后患,达到“一劳永逸”的目的。

北京暴雨造成的灾祸,对我们再次敲响了警钟,我们应以此为启机,下定决心,彻底根除隐患,未知中共中央及个各省市领导人有无同感?掀起一个关怀民生、改善生态的绿色革命!这对北京,甚至对全国老百姓而言,为当代及子孙后代造福,善莫大矣!

附言:

(一)、为防微杜渐,根除水患,环卫部门也应检讨。只要掀开马路排水沟的井篦子,沉淀池内的垃圾绝大部分被堵得满满当当。平时只往里扫,无人经常掏挖。当大水来临,最低洼的桥下积水最多。祸根之一是井篦子下的垃圾堵塞。形成大量积水、拥堵成灾。

(二)、水利建设基金的利用。

据有关信息透露北京市水利建设基金从1998年开始提取至2010年12月31日结束,十二年的收支情况应该向北京人民作一个明细的交待,并由审计部门把关检验。使用是否得当?有没有充分地发挥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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