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11月06日讯】（大纪元记者郭益昌台湾彰化报导）今年是鹿港反杜邦运动30周年，小镇居民当年的慷慨情绪已不复见，反倒是假日时段的游客如织。随着观光旅游业兴盛，加上彰化县政府重新定义“偏远地区”，让鹿港民宿业者得以解套，第一家合法民宿在今年正式上路，种种因素将小镇观光推上另一个高峰。回顾当年的环保运动，显得格外有意义。
“鹿港反杜邦”发生在1986年，主要诉求为反对美国杜邦公司拟在台湾彰滨工业区设立二氧化钛工厂。由于杜邦尚未动工，当时媒体报导仅用“拟”设厂等字眼，但敏锐的鹿港人已经嗅到不寻常，纷纷发起以反杜邦为名的环保运动，拒绝高污染产业进入纯朴小镇，捍卫农、渔业发展。
整起事件源于1985年的一篇报导，内容披露杜邦打算在彰滨工业区设立二氧化钛厂，总投资额约64亿元，经济部也批准这项投资案。消息传出后，敦厚的小镇居民立刻群起反对，正反两方的攻防不外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辩论。鹿港发展成知名观光景点，则是当时成功推翻杜邦设厂后，种下意外又美丽的种子。
1986年3月，时任县议员的李栋梁发起陈情活动，他表示，生产二氧化钛所产生的废气、废水将造成环境污染，高达60多公顷的厂区不会只生产二氧化钛，将来可能生产其他高危险化学药品，居民坚决反对；10月，彰化县公害防治协会成立，成员运用各种手段阻止开发，直到1987年3月，杜邦宣布取消设厂计划，行政院也在该年设立环保署。
1980年代，环保团体、反公害组织大量出现，环保运动逐渐受到民众的认识与支持，也让台湾在发展工业化的过程中及时反思。环保署、地方政府环保部门的设立，除了因应环保团体的要求，也是先进国家的重要指标。
与政府角力 公害防治协会遍地开花
早在杜邦有意在彰化投资设厂时，台湾各地早已传出许多化学工厂污染事件，包含台中大理的三晃农药厂、新竹李长荣化工厂、桃园大潭高银化工等公害事件层出不穷。杜邦到鹿港设厂，当然引起居民反弹，1984年底发生的印度博帕尔事件，还有临近的台化彰化厂，都是居民反对设厂的重要依据。当时台湾各地的环保运动，居民互相交流与协助，让抗争得以成功，日后也各自成立公害防治协会，持续为环境发声。
1986年，台中县大里乡反对三晃农药厂污染的组织台中县公害防治协会（台中市公害防治协会的前身），是台湾第一个民间反公害“合法”团体；彰化县公害防治协会创会会长李栋梁以反杜邦为号召，于当年10月成立协会，两会同为历史悠久的环保社团。
李栋梁在反杜邦运动一战成名，除了当选县议员外，后来也连任两届鹿港镇长。他在彰化县公害防治协会成立30周年庆的纪念专刊中指出，反杜邦运动发生在戒严时期，很多行动都要秘密进行，否则若被情治单位掌握情报，行动将被破坏。
“很多时候和警察沟通必须很有技巧，进退拿捏很重要，事后想起，还是会有点害怕。”李栋梁说，协会还没正式成立前，他们策划一场反公害之旅，以参访为由，打算搭游览车北上，结果警察将车挡在高速公路下，硬是不放行，还打算以戒严时期“聚众游行”理由抓人。在陈秀贤、陈阳德、卢思岳的支持下，他勇敢面对警察，表明与乡亲有契约在先，每个人已收100元，不给上车就是背信，后来警方自知理亏，要求他们不要穿印有“我爱台湾、不要杜邦”的衣服，就这样从早上谈判到下午，最终虽然放行，但也耽误了行程。
反杜邦运动被视为台湾社会运动的先驱，让各地污染事件的抗争群众群起效仿。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多个污染事件与鹿港反杜邦的时空背景重叠，民间团体相互支援，共同对抗执政者，成为奠定日后台湾环保运动的重要指标，多个县市环保团体组织了“合法”的公害防治协会，有效对抗政府与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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