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3月28日讯】春秋
《礼记·檀弓》：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翻译：子夏问孔子，父母之仇，应该怎么办？孔子回答：睡在草席上，拿盾牌当枕头随时准备玩命，绝对不跟仇人共存在一个世界。如果在街上碰到仇人，碰巧手上没兵器，别浪费时间回家拿，赤手空拳上去弄死他！
儒家非常重视君臣大义，对冒犯君王的臣子那是绝对要口诛笔伐，但父母之仇除外。伍子胥之父伍奢为楚平王子建太傅，因受费无极谗害，和其长子伍尚一同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从楚国逃到吴国，成为吴王阖闾重臣，后来伍子胥协同孙武带兵攻入楚都，伍子胥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报父兄之仇。
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对此的评论是：“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意思是，父亲无罪被杀，儿子复仇是正当的，父亲有罪被杀，儿子再去复仇，那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并不具备正当性。
伍子胥鞭尸曾经的君主楚平王，在儒家看来，是完全合理的正当的，司马迁对伍子胥的评价是：“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在真正的儒家那里，万事逃不过一个理字。
汉代
到了西汉，董仲舒提出，要用孔子的思想来对犯罪事实进行分析、定罪。即除了用法律外，可以用《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中的思想来作为判决案件的依据。这就是所谓“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还被清人编纂成书，共11卷，摘取几个有关案例如下：
案例1：甲没有儿子，拣了个弃婴，作为养子乙。乙长大后杀了人，甲把乙藏起来。如果按照当时法律，藏匿犯人要受重刑。但《春秋》上提倡父子一方犯罪后可以互相隐藏。董仲舒认为他们是父子关系，所以甲不能判罪。后来，唐律明确规定了父子相互隐匿不属犯罪。
案例2：甲把儿子乙送给了别人，儿子长大后，甲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结果乙一气之下打了甲二十棍子。按照法律，打父亲要处死刑。但董仲舒认为甲生了儿子不亲自抚养，父子关系已经断绝，所以乙不应被处死刑。
案例3：父亲和别人因口角发生斗殴，对方用刀刺父亲，儿子拿棍子相救，结果误伤了父亲。有的官吏认为儿子犯了殴打父亲的重罪，要按律处死。但董仲舒根据孔子的观点，认为儿子的动机不是打父亲，所以应免罪。
唐代
到了唐代，旧唐书记载了一个奇案：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父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后师韫为御史，元庆变姓名于驿家佣力，候师韫，手刃杀之。议者以元庆孝烈，欲舍其罪。子昂建议以为：“国法专杀者死，元庆宜正国法，然后旌其闾墓，以褒其孝义可也。”当时议者，咸以子昂为是。
这个案子很有意思，说有个人叫徐元庆，他爹被县官弄死了，后来这个县官上任，徐元庆更名换姓在旅馆当服务员等机会，待到县官来住店，就用刀把他干掉了。大家都觉得徐元庆无罪，但陈子昂建议说，国法讲了，杀人者死，徐元庆应该先按国法处死，然后又因为他是孝子为爹报仇，所以应该表彰。当时的人都觉得他说的对。
可是后来的大儒柳宗元看到案卷，批驳陈子昂，说他在胡扯，因为情与法并不相违背。根据春秋大义，如果徐元庆的爹该死，那么县官杀他爹就是正当的，徐元庆报仇就是错的，怎么能表彰？如果徐元庆的爹不该死，那么县官就是枉法在先，徐元庆为父报仇完全正当，又怎么能判处他有罪？应该无罪释放并予以表彰才对。
在陈子昂那里，礼和法是对立面。但礼与法的目的，不都是为了社会安定和谐让民众感到公正吗？在柳宗元这里，礼法得到了完美的结合。这才是真正的“礼”，这也是民众愿意服从的“法”。后代的宋儒欧阳修等，在编纂新唐书的时候，也完全赞同柳宗元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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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