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的3亿人——中国农民工的挣扎与悲歌
一群过去为了追寻梦想而来到上海的人们，正如雪崩一般大举迁离上海。
二○一六年六月十六日，上海迪士尼乐园开幕了。开园第一年的游客人数就达到一千万人，远超过目标的百万人次，业绩似乎蒸蒸日上。
另一方面，在接近“梦幻王国”迪士尼乐园开幕的二○一六年春天，发生了一个鲜有人知的现象，一群过去为了追寻梦想而来到上海的人们，正如雪崩一般大举迁离上海。迁离的人潮多到有的幼稚园甚至因为大量孩童离开上海，面临经营不下去的危机。
这群人就是在上海从事基层劳动或体力劳动的农民工。失去工作与住处的他们，在上海着实失去容身之地后，历经了一番艰辛波折，最后如遭驱逐一般离去。他们是一群即使想走也不知往哪走，一群走投无路、进退两难的人。一群被迫妻离子散的人。
在上海属于贫富差距社会底层的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其中存在的真相是，在海纳百川的广博胸襟下逐渐膨胀的上海，如今面临成长极限，终于开始痛苦哀号，把容纳不下的地方出身者驱逐出去。
在这个“梦幻王国”成功引来人潮的城市再也看不见梦想的一群人，上海的无情切割蕴藏着急速失去光辉的危机，毕竟这里向来以“来者不拒”的态度，塑造出其作为一个都市的魅力，并吸引人潮与钱潮的投入。然后上海的这副模样，在国家凭借强大经济实力，企图以“一带一路”将势力扩大至欧洲或非洲，并大手笔买下希腊港口或非洲资源等强势行径背后，也与整个中国努力挣扎，连在非洲都试图创造出国民就业机会的模样遥相呼应。
在欢庆梦幻王国开幕的上海、在不愿再予人梦想的上海，以及再也看不见梦想的人群中，也可以见到拚命扶养四岁女儿的单亲妈妈乔女士的身影。
“或许这次真的撑不下去了。”
“刚才房东来赶我离开公寓了，叫我五天后搬出去，或许这次真的撑不下去了。”
我的智慧型手机在二○一六年刚开春不久的三月初旬，收到乔女士在紧要关头传来的这封短讯。
“连她也这样啊。”
回拨电话的同时，我嘴里喃喃自语着，内心确信“他们周围正在发生什么事”。
我所谓的他们，指的是农村出身并从农村地方来到上海工作的人们。长久以来，他们都被统称为“农民工”，但如今农民工也有了第二代、第三代，其中也有不少第二代以后的人念到大学毕业，进入都市企业工作，成为所谓的白领。
只是目前在整体比例上占压倒性多数的，还是最初农民工从事的工作，也就是在从“改革开放”进入高度成长的一九八○至九○年代的中国，在都会地区从事因“辛苦、肮脏、危险”而面临人手不足的建筑工地体力劳动、仓库作业、工厂产线工人、服务业外场、富裕阶层或中上阶层家中女佣的人。
工作开始减少
上海的家庭女佣工作大约从二○一五年秋天开始减少。乔女士原本的两家客户，也是在二○一五年十一月减少为一家。就在她担心新的一年会面临什么状况时，又遭到房东的驱赶。
我听闻乔女士被驱赶的消息后，确信“他们之间正在发生什么事”是有理由的，因为那两、三个月以来，除了乔女士之外，也有愈来愈多在上海从事基层劳动的地方出身友人说过“我在烦恼房租要提高一倍的事”、“感觉好像快被赶出公寓了”、“我被解雇了”之类的话。
没有足够经济能力为妻子准备婚宴上的婚纱，只好让她穿优衣库红色羽绒外套出席的长顺，也是其中一人。来自安徽省农村的他，在高中升学考试落榜后，十五岁就到母亲工作的上海，透过亲戚的介绍开始在花市工作。他的父亲思顺和我同为一九六五年出生，今年（二○一七年）五十二岁，母亲比父亲小两岁，今年五十岁，两人都只读到小学毕业而已。
思顺曾经对我说：“虽然我上了六年小学，但最后只读到三年级而已。”
在现年四十岁以上的中国农村出身者当中，思顺的学历并不算少见的特例。
言归正传，十五岁就到花市工作的少年长顺，因为受不了工作太辛苦，做了两星期就辞职回到父亲以务农维生的老家。附带一提，我就是在长顺辞去第一份工作，失意地搭车返乡时，在长程巴士上认识他的。
其后，他三番两次变换职业与居住地，一会儿在东北辽宁省的沈阳帮亲戚带孩子，一会儿又到浙江省沿海城市宁波的海鲜餐厅当服务生，然后再度回到上海当发型设计师，最后在二○一二年，来到上海浦东机场附近的物流仓库当作业员。虽然薪水视加班程度而定，但平均下来也有四千元（新台币一万七千六百元）。
那一年，他认识了在附近电子设备组装工厂当作业员，而且同样来自安徽省农村的十七岁少女，两人认识之后在隔年的二○一三年结婚，并于同年生下女儿。若加上妻子的薪水，家庭总收入是七千元（新台币三万零八百元）。
我还记得那一阵子，长顺曾用稍微多了些自信的表情对我说：
“我在工作中学会操作电脑，薪水也调升了。这是我第一次觉得工作很有意思。”
他说将来想买自己的车，载女儿去兜风，为此必须先考到驾照，于是在二○一五年花了一万元（新台币四万四千元）考到汽车驾照。他成为一个孩子的父亲，工作上也愈来愈得心应手。
从十五岁出社会起算已经第九年了，到二○一五年年中为止的两年多期间，也就是二十二岁到二十四岁阶段的长顺，出社会以来第一次感觉生活充实，并过着可以描绘未来梦想的生活。
世博与迪士尼的美梦
担任家庭女佣的乔女士虽然从成为单亲妈妈开始，就过着相当辛苦的生活，但从担任商场销售员的二○○八年开始，到大约二○一○年为止的那几年，每天都过得相当充实……
出社会八年多来每天为眼前生活忙得不可开交的乔女士，第一次对自己的将来感到乐观的那一年，就是北京举办中国第一场奥运的二○○八年。两年后的二○一○年则是举办上海世博。然后华特迪士尼公司也在这一年，与中方正式签订建设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合约。
长顺的父母那一代人，也就是出生于一九六○年代中期到一九七○年代中期的第一代农民工，大约从一九九○年前后开始离开故乡，前往北京、广州、上海等大都会。然后大约从二○○五年开始，乔女士、长顺等第二代农民工开始往上海聚集。世博和迪士尼乐园所创造出来的需求，将他们吸引到上海，支撑着他们的美梦。
然而到了二○一五年，这些动向却开始变调。在中国经济减速的同时，上海市中心的都更也暂缓下来，于是我愈来愈常听到在建筑工地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工朋友抱怨说：“最近工作减少了，害我闲得发慌。”
此外，由于都更开始减少，因此以往靠着收集拆除现场废材料或废弃物维持生计的农民工，也面临可回收品项骤减，不得不改行换业的状况，或是在找不到新工作的情况下，因为无法维生只好离开上海的人也大幅增加了。除此之外，在接近年底的时候，我也开始从家庭女佣口中听见工作减少的哀号声。◇
——节录自《不存在的3亿人》/ 联经出版公司
（〈文苑〉）
责任编辑：李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