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7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5月6日报导) 关心中国问题的学者专家在纽约举行的一次讨论中国萨斯疫情的讨论会上认为，经过这次萨斯灾变北京可能会对国际和政府内部的信息流通加以改变，但是并不会触动涉及政治体制的新闻改革层面。此外，法律学者提出了中国体制方面的弊端，并建议中国人大常委会成立萨斯特别调查委员会，全面彻底查清萨斯疫情流行的来龙去脉，给中国人民一个交待。
*信息流动三个方面*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陈希认为，萨斯病的蔓延虽然不会像切尔诺贝里核电站事故在前苏联产生政治危机并启动全面改革，但是仍能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产生影响。陈希认为，这次萨斯灾变提示了信息流动的三个方面。一是中国政府与其他政府的信息沟通。中国政府已经得到教训，如果不向国际社会负责任地公开信息就会受到制裁。现在中国在经贸上受到的损失就是一种制裁。二是政府内部的信息流动。现在中国政府要求机构间信息机制强化，要求下级全面准确地向上面传递信息，但这并涉及政府与民间的沟通。这方面涉及的是行政改革。第三方面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沟通。陈希说，这种沟通更有政治意义。从宪政法律的角度上讲实际上是关系到老百姓的知情权以及新闻自由的问题。
陈希说：具体到这次事件，实际上更强化了老百姓的那种意识，就是说这些官员的失误和体制的弊端直接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健康和经济利益，所以老百姓现在都是为农民负担和下岗工人进行抗争，实际上这些抗争也有可能利用这个事件提供的一些动力来增大对政府的政策以及制度改变的压力。这些机制可能会产生影响，会推动制度和政策上的一些调整。
*当局控制媒体更严厉*
多维新闻社执行长何频的发言以事实佐证了陈希对萨斯灾变只改善了政府机构间而非政府与民众间的信息沟通的分析。何频说，4月20日胡锦涛和温家宝出面之前，广东、北京隐瞒疫情真相、严密监控媒体；4月20日之后虽然全中国所有媒体一夜间言必称非典与人命关天，但是当局对媒体的控制却更加严厉了，整个事件并没有如港台和国际媒体认为的中国出现了新闻改革的机会。何频说：也就是说，所有关于萨斯的报导都是经过所在单位的党委书记，现在党委书记是一把手，行政官是二把手，由两人签名才把报导发出去。何频说，政府继续以散播谣言的罪名大肆抓人，更严密监控、整顿互联网和手机讯息传递。
*政治需要可能压倒人民安全*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王军涛列举4月27日《人民日报》的人民网报导说明，广东在4月20日北京高层表态之后还在继续隐瞒疫情和责任，特别是仍在继续迫害公民以封锁信息。王军涛说：有一个姓彭的人在公司内部计算机网络上收到了一条关于非典的邮件，就是说旁边有一个工厂的工人，那个工厂死了一个人，县卫生办已经去调查了，正在隔离。说大家要多注意啊。就这么个邮件，送给全厂四十几个职工，结果他被开除公职。这个报导是4月26日广东省签发出来的。那就是说4月20日中共中央明确表态了之后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还在签发。王军涛说，这表明，围绕如何应对萨斯灾变，北京高层仍有不同看法和做法。他说，联系到江泽民派系表态仍然强调秩序，以及江掌握的军、警、特安全系统的沉默和继续抓人，使人担心少数人的政治需要最终仍然可能压倒人民的安全和福祉。
*人大应该认真咨询萨斯事件*
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陈小平从法学角度对萨斯灾变中出现的宪政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中国的党国体制在萨斯灾变中表现出的弊端是“刑不上政治局委员”，也就是说拥有绝对权利的人不承担责任。陈小平说：宪法规定是首长负责制，国务院是总理负责制、部里部委是首长负责制，省里是省长负责制，按照宪法当然是撤市长和部长这一级，撤不到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这一级去。这种结构有合理的一面，但是也有非常荒谬的一面。这也说明从根本上说，中国不是个宪政体制。
陈小平质疑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的下台是否符合中国宪法程序。陈小平还指出，中共16大把军权和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分开了。这次萨斯灾变中军队反应迟缓正暴露了这种体制在危机发生时的毛病。陈小平说，国家的宪政过程常常在发生突发事件时出现奇迹般的改变。他建议，如果国家主席胡锦涛有意树立宪法的权威，可以从萨斯灾变入手。
陈小平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关于对萨斯问题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对萨斯事件的前后过程作一个详细透彻的说明。以正国际社会对中国萨斯事件的彻底了解。 陈小平说，明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时，应该对萨斯事件进行认真负责的咨询。按照宪法程序这是履行他们对选民所作承诺的一个表示。
纽约关心中国问题的学者专家是星期天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这次中国萨斯疫情讨论会的。出席发言的还有政治分析人士孟玄、哥大东亚研究所所长吕晓波、原中国体改所官员张刚和原香港《信报》总编邱翔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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