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2日讯】(大纪元特约记者易帆﹑郭罗报道)当一个律师放弃法律，转而寻求权力的介入来保护公民的权益，这是司法工作者痛彻心底的悲哀，又何尝不是法制、文明社会的悲哀，公民的悲哀！
◎小谷围的七月
2003年8月，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发布公告，通令要在限定时间内拆迁小谷围艺术村，建造全国第一流的大学城。之后，小谷围的业主和他们的律师一起开始了艰难的维权，包括不断地到北京上访，向国家总理、人大、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国务院等部门递交了有关信访材料。但是，事态并没有向他们希望的方向发展。在被拆迁户和政府及开发商交涉的同时，这座美丽的艺术村正在被强行拆迁。
7月7日，政府召集了一次别有生面的双方对话。一方是拆迁补偿仲裁人、价格评估事务所、广州市土管局和拆迁人，另一方是小谷围业主的代理律师高智晟，试图说服高律师配合他们的强拆。
谈话中高律师当场指出：仲裁人与估价人有法律界定的中介地位，怎么能和拆迁人坐在一起，作为共同的一方？“你们完全可以在我和我的当事人不在场的时候，背后营营苟苟，谁都拿你没办法。但最起码你们形式上的面子还是要顾及到的，公开赤裸裸的在我们面前表达共同的强拆愿望，这种对话能有什么实质意义？对被拆迁人更无任何公正可言。” 谈话不欢而散。
7月8日，政府逼迁负责人找到艺术村的村长田沧海，一个著名的画家，勃然大怒地告诉田，“7月9日要不强拆你们的房子，我就从你们的胯下钻过去”
7月9日上午11时，三百多名不明身份的人（直到现在没有人通知受害人及其律师这些人是谁。）把房子里的人架出去，每个人由两个人按着，然后把一栋价值几千万非常漂亮的别墅夷为平地。强拆期间业主四、五次向110报案，110说他们管不了，而整个强拆的过程却有四辆警车始终停在现场，忠于职守的警察在那里一直守到房子变成废墟为止。房子的主人看到了他人生当中最绝望的一幕，一气之下离开了广州。
7月10日，众多业主到省政府门口向省长递交了一封公开信，要求政府尽快查清犯罪事实，惩罚犯罪人。政府随即迅速展开了谁曾到省府门口去了？谁去冲击了政府的调查。
……
被问到艺术村其它别墅的命运会怎么样？两个月前高律师的答复是 “山穷水尽”，两个月以后，答复仍是“水尽山穷。”
◎宪法与推土机的博弈
在广州，除了小谷维，面临灭顶之灾的还有水星水库别墅区和天鹿水库别墅区。水星水库有35栋价值几亿元的别墅已经被荡为废墟，政府报纸对此七次报导，颂扬政府在执法过程中毫不留情。文章还说像这样的别墅光在广州的经济开放区还有一千栋，政府强拆这些别墅的决心是不会动摇的，而且一分钱不补偿，因为那些别墅是违法的。
难道政府没看到业主手上的《宅基地证》是以人民政府的名义，按照法律程序颁发的？难道政府不知道这些别墅的合法性？其实他们都非常明白，只要有了“非法建筑”这么一个借口，他们就可以不花一分钱拿到这些土地，而且还带了一个严格执法的桂冠，头上还多了一些光环。
在中国，凡是以政府为背景的赤裸裸的犯罪，根本没人去管，也管不了。民间对拆迁官司的总结是立案难、审理难、胜诉难，甚至想求司法部门接下诉状都很难。只要听到你告的是政府，法院连材料都不看。广东地方法院就曾经如此教育高智晟律师：“你作为律师你应该清楚，建国以来我们从来没有受理过一起状告省级政府的案子，难道能从你这开始吗？”警察也自嘲说，如果你门口有两块砖被小偷偷走了，我们肯定能管，但像三、四百人把你几百万、上千万的房子夷为平地之类的事，我们肯定管不了。
这种谁都管不了的权力的能量到底有多大？高律师的形容是无边无际，比如来佛都厉害。下面这段小插曲可以证实他的感觉。
小谷维艺术村的评估最重要是作价，这一道本来很简单的程序，由于对手地位的特殊，使得一切都是超常的。
由于政府找来的评估事务所评估的价格不到实际价格的百分之一，我们介入之后，重新找过许多评估事务所。最初是广东省价格评估部门，不到两天它坚决不给你评估了，原因也不跟你讲，他说“你别问了，我们还要吃这碗饭。”我们又找了深圳的评估部门，一切都以秘密的方式进行，就在计划评估的当天又夭折了，不明不白，对方什么也不跟你讲。最后我们找到了新疆的评估部门，离广州几千公里，应该没有问题了吧？交了三万块钱的订金，人家也捶胸顿足的向我们保证不会惧怕任何部门、任何干扰。结果到了广州的第二天，不干了。说上面来通知，全国任何评估事务所都不得给小谷维评估。
法律保护不了公民，社会一切的平衡资源一概为政府和开发商一方所用，公民手上就只剩一本宪法了。北京的黄振老人试图“以宪阻拆”，河南省开封市的居民以宣传《宪法》的方式抵制政府对其房屋的拆迁，广州市艺术村的居民也打出“捍卫宪法”的横幅对抗政府的强制拆迁令……不幸的是，在一片片房屋轰然倒塌之后，大概没有人会怀疑，用那小本本去跟隆隆的推土机对抗，“鸡蛋碰石头”的比喻是再恰当不过了。
◎文明与野蛮的博弈
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律师的天职，但如果掠夺的一方是政府，而你又想让政府部门遵守法律，这种追求本身就置你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替拆迁户打官司的上海律师郑恩宠被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广州艺术村的原代理律师谢振润因为在给当事人的公开信中“包含了部分过激言词”被广东省司法厅通报批评。几天前，北京有关部门又找到了高智晟律师，询问是否与境外法轮功人员以及国内的六四人员有过接触。
高律师说，“我明确的告诉他们确有其事。因为我是个律师。既然对法轮功的处理是司法处理，法轮功学员认为处理不当就可以找律师，作为律师我可以和任何人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一旦和他们接触了就要有危险！”
高律师还说，尽管保密是律师的权利和义务，而且每个当事人都规律性地要求严格保密，他发现自己已经无需也无法保密了，一切都在人民政府的掌握之中。每次他要上哪儿，做什么事，这边还没开始，那边已经了如指掌；每到一个地方，无论他的住处怎么保密，对方的电话总能准时地打进来。对于电话被监听，高律师似乎意见不大：“资源共享嘛。唯一比较不太高兴的地方是只有我一个人在交电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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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谷围以及众多的维权案例，我们不难看到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使得这些官民博弈格外的残酷甚至成为灾难。当一些律师努力追求个案公正和普遍正义的时候，总有各种方法、力量、渠道抑制他们在社会上发挥作用，阻挠、吓唬、甚至赤裸裸地展现给他们——继续下去的话，谁谁谁就是下场。尽管前者的努力是为了捍卫中国的法律制度，完全符合国家的利益，但至少在现阶段，它远远无法与另一股阻挠和迫害文明的力量抗衡。
据说百般无奈的高智晟律师最后代表业主给温家宝写了一封公开信，请求国家总理出面制止这种文明社会的不文明现象。一位曾代理过许多轰动全国的案件的赫赫有名的维权律师舍弃了法律，转而寻求权力这种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希望偶然的权力因素介入可能能使问题得到解决，这是一个律师痛彻心底的悲哀，又何尝不是法制、文明社会的悲哀，公民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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