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驱逐最后四十五个独裁者
如果不怀抱梦想，就不会拥有成果。
——奥斯瓦多．帕亚（Oswaldo Paya）古巴乌勒拉计划（Varela Project）
这些政治领袖们对待世事的不同观点，正如同刺猬和狐狸之间的区别一样：狐狸知道许多琐事，但刺猬知道一件大事。
——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
我们所知道的一件大事就是，世界上仅存的独裁暴君正逐渐在消失，自由民主社会明显的优越性，使他们面临灭绝的命运。而我们在短短一世代的时间中，就证实了这一点。自一九七二年到二○○二年，全球“完全自由国家”的数量就增加了一倍。二○○二年自由国家有八十九个，加上五十六个“部分自由”的国家后，约占全世界总国家数的百分之七十五以及总人口数的百分之六十五。
从葡萄牙、西班牙到波兰和俄国，再从智利到南非，以及菲律宾和印尼，一个悄然无声且出人意料的非暴力革命，正在横扫全球，并持续发展壮大中。在二○○二年，就有二十九个国家于民主自由化方向获得进展，然而也有十一个国家在追求民主自由上受挫。今日世界上大多数回教徒都生活在民主选举的环境中；甚至连笼罩在顽劣暴力的反对势力阴影下的伊朗人民，也一次次在投票箱和街道上表达了他们对民主制度的普遍渴望；台湾证明了民主同样可以在华人文化中生根发芽；东欧亦已抛弃那曾存活半世纪之久的共产主义。
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进展，让我们有信心在二○二五年之前，完成全球民主化的任务。那些仍生活在专制下的人们，没有理由不融入民主自由的主流社会中，来选举他们自己的领导者、阅读独立的报纸、加入独立的贸易联盟，以及在和平与包容下实践他们的宗教信仰。
根据“自由之家”的〈世界自由〉年度报告，截至二○○二年底，世界上仅存四十七个不自由国家，以及四十五个独裁国家——其中黎巴嫩被归类为不自由国家，因为它被叙利亚占有，并被叙利亚的巴夏尔．阿塞德（Bashar al-Assad）控制；虽然阿富汗进步明显，但由于在首都喀布尔外问题不断，它仍然被列为不自由国家，不过显而易见，其总统卡赛（Hamid Karzai）并不是独裁者（参见表格2.1）（注1）。
正是这四十五个独裁者（而且皆为男性），阻碍了超过二十亿人民来获取他们应得的自由！这些残存的少数独裁者必须被消灭，并且以符合〈世界人权宣言〉的体制来取代：定期自由选举、自由媒体、自由贸易联盟，以及独立的司法─—此宣言是经联合国成员国大会全数通过的（注2）。现在我们必须坚持让那些独裁者们兑现他们对人权宣言的承诺，但这也仅是个开端，紧接着我们必须准备好因应可能发生的困难和危险。
首先，无论在专制铁幕之内还是其外的人们，都必须大立建构这个信念：民主不但可成，也是必成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就是加强这种信念，历史是站在自由这一边、普通人民有能力摆脱压迫者，这是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
其二，民主人士必须被组织起来，以联合发挥其在专制内部、在民主国家中，以及内外力量连结上的作用。独裁者看待这些民主人士的反对势力，会比看待我们这些“专家”更认真，因为他们明白，如果民主人士能坚持奋斗到底，独裁者终将失去权力。
其三，民主人士必须发展政治及经济上的手段和技巧，以达到非暴力推翻压迫者的目的。最近二十几年就有许多成功例子：印尼学生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反对苏哈托（Suharto）；主要由青年组成的波兰团结贸易联盟运动推翻了耶尔左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匈牙利学生剪断了匈奥（奥地利）边界带刺的铁丝网；东德的年轻人推倒了柏林围墙。藉由这些案例，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许多经验。
对于生活在暴政下的人民来说，铲除独裁者将是该国民主政治的首要任务。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我们不断地见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独裁国家内部的认知觉醒、策略组织、有协调且非暴力的行动等方面的变化，将会带来势如破竹的民主成功。然而国际社会所起的作用，相较之下却显得不太明显。事实上，境外民主势力只要稍做努力，就能带来相当重大的影响。不难想像，如果能有个创造性的策略，辅以资金和决心做为当后援，境外势力将能颇有作为。
然而是什么使我们退却了？坦率地说，我们局部停滞不前，是因为国家安全、国际关系、外交政策、情报等领域，甚至连新闻界都仍受早期的陈旧思想所束缚。这些领域的观念架构，是在一个与当今都截然不同的时空环境下（甚至早至上个世纪初期）所发展的。他们或许比其他领域更少经历变革的冲击而显得陈旧不堪，因此根本性的重大改变总是姗姗来迟。他们所愿意承认的基本行动者，就是由这些独裁者所统治的“国家”及“政府”。
“实力”的定义，首重其军事力量，然后是经济力量。“关系”则是指政府之间透过外交部门建立的关系。“良好的关系”意味着和那些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人相处良好。“稳定”一词备受青睐，但它同时也意味着缺乏变革。
这样的心态恰好说明了为何影响国家和国际安全的重大发展，几乎总是让外交部、国防部、智库、学术机构和媒体感到诧异万分。每一个民主健全国家的国安及外交政策体制，都是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从诸多个别的民主发展或策略发展下所权衡出来的。讽刺的是，独裁者通常对此根本不感到讶异。
当然，单单把民主高度理想化宣扬是不够的，也应确实地判断那些棘手且一触即发的现实安全威胁。另一方面，专家们经常藉“现实”来当他们长期短视的借口，这使得民主的根本价值大打折扣。其实在真正的“现实”社会中，民主的传播才是最能保障人道，以及最能保证我们自身安全的方式。简而言之，我们在道义上对民主的关注支持，也将与我们所要追求的安全与繁荣目标完全符合。
然而，最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民主化变革虽然没有出人意料，但是变革的阻力却常常来自那些民主化的国家，而且人们也没有因此从中汲取教训。不论是华盛顿、巴黎、柏林、东京或是其他地区国家安全体系中的保守分子仍坚信，在中东、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是不可能在中短期内能有显着的民主进展。这些保守观念认为，在这些地区大力推行民主反而有碍稳定、欲速则不达，甚至是有悖自己国家利益的。大多数观点认为，我们应该致力于避免新兴民主国家的倒退，打击那些光天化日之下严重违反人权的独裁者，并大力且温和地鼓励逐步迈向民主的运动。
这种误导的普遍保守观念，一而再、再而三地造成冷战时期的许多重大失误，并影响至今。一个经典的例子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一九五三年帮助推翻伊朗民主选出的领导者，把巴勒维（Shah Mohammad Reza Pahlavi）树立为华盛顿的反共产主义独裁者（注3）。正如所有的独裁者“盟友”一样，巴勒维更热中于自我利益的保护，而非以维护美国利益为优先，包括在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危机期间也是如此。美国对伊朗民主运动的反对，却塑造了一个恶意反对美国、忠于恐怖主义的政权。而以民主途径反对巴勒维腐朽政权的方式被否决，就成为一九七九年革命后寻求广泛公众支持的关键因素，而这一机会反过来又被何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劫持利用，形成了回教基本教义派的专政。错上加错的是，为了寻求一个足以和德黑兰恐怖新政权抗衡的力量，美国专家在伊拉克物色了一个人：海珊（Saddam Hussein）。
那些习惯外交政策思维的奉行者们，试图把美国的安全建立于世界其他地区暴政的基础上，这样做不仅十分失败，而且破坏了美国在全世界的信誉。每当提及人权和民主，美国人往往嘴上说得都很漂亮，但对于那些在美国支援的独裁统治下受苦的人民，如伊朗和伊拉克人民，我们却成了胆小的伪善者。今天，在伊朗，绝大多数人都已经从回教基本教义派中觉醒，进而开始支持民主。伊朗人民两次以压倒性的多数票选出改革派总统默罕默德．哈泰咪（Mohammad Khatami），而现在他们则公开抗议他对独裁者哈米尼（Ali Khamenei）的妥协。美国现在有第二次机会可以改正来把事情做好，就是在伊朗人民反抗其独裁政权时积极鼓励伊朗的民主运动。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知道我们支持的是谁、支援的是什么，而不仅仅是我们不喜欢什么。
大使们经常发现，他们会陷入本国老套思想与其所得的第一手政治现实之间的两难境地。举个例子：尽管葡萄牙在萨拉查（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独裁统治四十年后，左翼的军事力量，即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势力成功夺取了政权，于一九七五年来到葡萄牙的美国大使佛兰克．卡路斯（Frank Carlucci）却敏锐地觉察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民主化可能性。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建议卡路斯大使按照美国的操作常规行事：共产统治的存在已是一个既定事实，我们应该仅致力于牵制它即可。然而卡路斯仍旧依循他的民主直觉，和葡萄牙民主人士配合，经由选举击败了共产党（注4）。
我自己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情形，那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我是当时的美国驻匈牙利大使。由于大使馆积极地支持匈牙利国内的民主改革，以致外交部长霍恩（Gyula Horn）向当时的国务卿贝克（James Baker）抱怨，我也因此被华盛顿召回，并迫切要求我减缓这种举动。在接下来的一九八九年夏天，老布希总统在匈牙利访问期间，我安排了这个国家的一些民主运动领导者和老布希总统在我的客厅里见面。后来，国务卿贝克告诉我：“马克，我知道他们是你的朋友，但是他们永远统治不了这个国家。”这是美国式的老套思想。那时，匈奥边境的铁丝网已经被剪断。四个月后，柏林围墙也倒了。我的“朋友们”很快赢得了大选。他们中的一个，维克多．欧邦（Viktor Orban），后来成为了匈牙利总理。在一九八九年的时候，他是“费德兹”（Fidesz）学生运动的领导者，这个学生运动在驱逐共产主义最前线战斗，然而他们却几乎被西方完全忽略。
一九九九年，印尼学生成功地推翻苏哈托和苏卡诺的腐败独裁统治，此举震惊了西方的外交官、媒体和专家们，一切尽在不言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