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法庭
美国是世界上实行法治的先驱国家之一，我们曾经带头创办了在海牙的“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安达国际刑事法庭”。这些国际法庭在推翻独裁者上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些独裁者触犯了国际法，并且都被判有罪。那么为什么仍有许多人，在华盛顿坚决反对建立国际刑事法庭？显然，是因为担心那些不推行法治的政府，会在这个法庭上担任法官，这样会诋毁这个法庭的诚信，甚至被用来审理美国和美国士兵在促进和平和民主过程中所谓的犯罪行为。解决这一窘境的方法之一是，由美国来说服其他民主政体联盟的国家，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必须来自于尊重法治的国家，即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同时，我们也可以继续运用特别法庭，或是与其他民主国家合作，来将我们要关注的案例，送上国际刑事法庭。
对独裁者进行刑事诉讼是十分有效的方法，必须使用。曾协助处理大批战犯的前美国大使大卫．薛夫（David Scheffer）说：“在柯林顿政府期间，我常常孤独地作战，整理伊拉克统治集团的犯罪记录、并设法起诉那些涉及的伊拉克官员。至二○○○年底，我们的调查组已经收集了上百万页的档……证明伊拉克政府的反人类罪成立。然而，尽管犯下了二十世纪最恶劣的罪行，仍没有伊拉克官员被起诉。我努力想使联合国批准成立一个特别的国际刑事法庭，但在各国的首都、纽约、甚至在柯林顿政府内部，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通常的借口是，我们需要海珊的合作进行监察和制裁，而这样的刑事诉讼会妨碍这类合作”（注5）如果真有对海珊的起诉，我们可能就不需要选择使用武力了。
南斯拉夫和卢安达国际刑事法庭，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经验和先例。这些特别法庭，代表现行的国际法律，涵盖在特定时期、特定国家发生的犯罪案例。我们也可以建立综合性的国际特别刑事法庭，既有国际的参与，又有当地的介入，可能适用于狮子山共和国和东帝汶（East Timor）的案件。这些综合性的国际特别刑事法庭的好处是，当案件了结，国际参与退出，所建立的机制可以增强地方的立法和监督能力。
当获得自由后，有关国家主张重新审理前政权犯下的罪行，这样的例子非常多。通常，这种重审最好在那些民主完善、经由非暴力方式取得政权的国家进行，就像德国的例子，统一后的德国审理前东德时期犯下的罪行。但是，像衣索比亚这样部分自由的国家，当前的统治者是经由武力击败前得克（Derg）政权的，再运用一些合理的法律标准来审理前马里安（Mariam）政权的罪行。在大多数的案例中，独裁者是对自己的公民犯下了罪行，因而，当时机成熟时，运用当地的法治来审理这些罪行更为合适（当需要时，可得到国际民主专家和国际监督的协助）。
国际议会合作
和国际刑事法庭（ICC）一样，“国际议会联盟”（International Parliamentary Union）亦受到独裁者参与的玷污。例如，由独裁者卡斯楚在哈瓦纳主办二○○一年国际议会联盟的会议。许多这一类的“议会”都不是自由选举出来的，按议会的定义严格来说，他们都不是议会。他们代表部分世界上四十五个独裁者的利益和独裁统治，而不代表选民的利益。因此，美国议会和其他民主国家的议会，对国际议会联盟少有兴趣。
事实上，如果能把世界上民主选举的议会聚集在一起，将是极其重要的。自由选举产生的议员，当然比大多数的外交部官僚，更能从他们自己的经验，来理解民主和专制独裁的差别。历史上，美国国会就比执政部门，特别是国务院，更先认同在国外促进民主的重要。总体而言，民主选举的议会，不仅对在世界上推广民主更加支持，而且有能力提供需要的资源来促进它的发展。
在民主事业上，议员们能逾越党派一起工作。当三藩市的自由派人士南茜．培罗希（Nancy Pelosi）担任众议院民主党主席时，保守的共和党众议员克瑞士．考克斯（Chris Cox）宣称：“对全世界生活在专制政权下的人民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评论的：“十多年来，考克斯和培罗希组成了一个为自由而战的两人国会小组……严厉谴责各地的独裁政权”（注6）。
民选的议员们也可成为优秀的民主使者。参议员拉萨尔特（Paul Laxalt）在驱逐菲律宾独裁者马可仕中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参议员泰德．甘迺迪（Ted Kennedy）一直对智利的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施加压力，英国国会议员对缅甸的独裁政权进行了强有力的公开谴责。曾任国会议员的南韩总统金大中，清楚了解这些向北韩渗透、直接和独裁者打交道、开展民间专案、打开隔阂的冰山等方式，都是通向统一、民主和和平的重要途径。这里，并不是支援金总统所说的每一句话或其采取的每一个步骤（他不太愿意谈论在北韩引进民主的必要），但他确实努力使北韩对外开放。与“围堵”、大面积经济制裁或“恶意忽视”的办法相比，这显然是一个更好的方法。
从君主到民主
民主政体联盟的另一个工作是，建立一个特别的工作组来引导君主制度走向民主。世界上七个独裁国家是王室统治，还有很多国家是国王在一定程度上参政。推进民主的一个基本方法是，让西班牙国王璜．卡洛斯（King Juan Carlos）为首的宪政王室民主政体联盟成员国，帮助那些王室统治的国家向宪政王室过渡，也可以让没有王室历史但有转型经验的民主国家来参与协助。在第九章中，我们会对这一提案更详细地说明。
非政府领域
另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政府之外创建一个世界民主人士的新联盟。这包括那些仍在独裁者统治下受苦的和在外界提供帮助的民主人士。事实是，民主的种子已经种下，只是需要浇水了。
其中之一就是在一九九九年成立的“世界民运组织”（World Movement for Democracy）。它起始于一次研讨会，研讨会是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U.S.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联合“印度工业委员会”（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y）和“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所筹备的，本部设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首都新德里。这次会议云集了世界上四百多位民主人士和活动家，奠基成立了世界民运组织做为民主人士的活动网路，规定了至少每两年开一次会，其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二○○一年世界民运组织在巴西圣保罗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工作小组研究了如何在转型国家中帮助发展仍然脆弱的民主，亦有但较少地讨论了怎样突破独裁政权。第三次世界民运会议计划二○○三年在南非举行。
另一个有效的民主种子是“非政府组织论坛”，它和“民主政体联盟”的部长级会议同时举行，从而使和独裁者抗争的民主人士声音有机会经由论坛被民主政府听到。民主人士之间互相交换意见和战术已被证明是成果丰盛的。对与会者来说，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的人在进行类似的战斗是非常感动人心的。另外，民主国家的代表能听见这些民主人士的心声，是很有意义的。在网际网路时代，民主人士和民主团体之间常规的通讯更为可行，独裁者更难以侦察到。
利害攸关
在过去的十年中，未能针对暴君维持一个统一的战线，其损失是巨大的。几年前，《财政月刊》（Financial Times）前专栏作家毛泰摩（Edward Mortimer）写道：“新世界秩序的真正设计师并非像小布希这类人，而是像米洛塞维奇和海珊这样的独裁者，他们迫使这个世界对他们做出反应，从而根本上控制了国际日程。”
塞尔维亚的独裁者米洛塞维奇娴熟于利用西方和世界上其他民主国家存在的分歧，使其不能保持一致。这帮助了他的政权免于在克罗埃西亚战争、波士尼亚战争、后戴顿时代、科索沃战争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干预及以后，受到真正决定性的压力。民主国家不断地对米洛塞维奇采取不同的政策，从而给米氏较大的活动空间去操纵和利用他们。
民主国家和南斯拉夫民主人士之间缺乏磐石般的团结，帮助米氏保持了权力，导致了流血和镇压的发生。在这一事件中，欠缺了美国的主导。因为美国不愿领导盟军，来制止贝尔格勒（编注：南斯拉夫联盟的首都）指挥的波士尼亚塞尔维亚人（Bosnian Serb）的“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使得回教基本教义派成为被困的波士尼亚政府唯一的外援。当美国最终卷入时，却又错误地把它的巴尔干政策建立在独裁“伙伴”身上：米氏和他的克罗埃西亚同伙突杰曼（Franjo Tudjman）。这两人都镇压国内的政敌，并秘密合伙肢解波士尼亚。戴顿（Dayton）之后，意大利和希腊经由购买塞尔维亚的通讯垄断权，给了米氏所需要的资金，从而使其在一九九七年选举后，得以马上兑现支付养老金的承诺。当科索沃危机加剧时，欧洲国家不愿制裁米氏，民主国家亦未能迫使俄罗斯切断和独裁者的关系，来显示它的民主信度。九○年代错综复杂的巴尔干危机，详实地显示了当民主国家在反对独裁者时，不能统一步调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海珊更善于加剧并利用民主国家之间的政策分歧。法国退出了一九九一年波湾战争联盟，更注视着海珊控制的经济，以获取商业优势。由于缺少促进伊拉克改变的有目标政策，美国只好用制裁代之。直到最近，如何把伊拉克从独裁政权中解救出来，并融入国际社会，仍未有严肃的论证，更不用说统一的意见。伊拉克人民受压迫如此之久，就是因为民主国家未能设计好统一而有效的计划，来驱逐海珊、建立伊拉克的民主，从而在中东树立一个积极的典范。
当世界民主史无前例的发展时，在伊拉克的民主推进却毫无章法，这一事实令人震惊，我认为，简直就是令人咒骂的！尽管民主政体联盟仍处在婴儿成长阶段，但它可以提供一个框架，来纠正那些民主国家缺乏团结的缺陷，帮助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最重要的是，制定一个统一的策略，把民主推广到其尚未扎根的地方，也就是最后的民主新大陆，从而打开其封闭的社会。
注1：杰克逊．迪尔，〈民主被淹没〉《华盛顿邮报》，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注2：理查．敏，〈另一个冷战？〉，《欧洲华尔街时报》，二○○○年六月三十日。
注3：威廉．撒丁，〈需要自由的议会〉《纽约时报》，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注4：迪尔，〈民主被淹没〉。
注5：大卫．薛夫，〈审判他是因为他有罪〉《华盛顿邮报》，二○○二年九月十二日。
注6：伊．J．迪奥尼，〈培罗希：人权好消息〉《华盛顿邮报》，二○○二年十一月十九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