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6日讯】〔自由时报记者赖仁中╱台北报导〕绑架案愈来愈多，赎金愈来愈高，但是“撕票者死，不撕者活”已成铁律；法务部长施茂林昨天严正指出：“并非绝对如此”，他指示全国各检察机关未来侦办犯行严重、震撼社会的重大绑架案件时，应斟酌绑匪恶意性，不该轻饶的，即使未撕票，也可求处死刑。
施茂林并说，除侦查检察官外，公诉检察官也一样，法院审理掳人勒赎案件时，莅庭检察官若发觉被告在庭上始终饰词狡辩、毫无悔意或有其他恶性行为等情，也可当庭要求法院以最重的处分严惩被告。
另一方面，绑匪一旦落网定罪，即使最后未被判处死刑，只判无期徒刑或刑度较高的有期徒刑，监所对于这类犯行重大受刑人，一律从严审核其假释案件，若无明显悛悔实据，绝不轻易核准，若是再犯、累犯，更要严格把关，“让他们一关至少二、三十年，达到长久隔离社会的目的”。
法务部官员补充指出，所谓重大绑架案，不是只以“有无杀害肉票”为判准，如绑匪凌虐肉票、要求钜额赎金、手法恶质、或案情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等，皆应属之。
据了解，早年，绑架案被视为不可饶恕的重罪，无论肉票是生或死，不乏同案被告全被判死之例，但在人权团体极力推动废除死刑等因素影响下，近十年来法官判死的尺度愈抓愈紧，其中“是否杀害肉票”成为最关键的衡量刑度指标，撕票者，判死，未撕票，全数判活。
结果，绑架案件疑因此而暴增，无论采取多恶质犯罪手段的集团都有，只要尽可能不杀肉票就好；赎金行情也节节高升，从数百万、数千万元，到随便一喊价就是数亿，赎金额度之高，令人咋舌。
法务部指出，此一问题并不是出在法定刑太低，因为触犯掳人勒赎罪最重可判到死刑，最轻为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如今的问题是，法院实务量刑时，除非直接涉及撕票的被告，否则不动用铡刀。
故，法务部希望检方今后斟酌案情时，不能也只以“有无撕票”做为求刑最主要依据，忽略被告其他极恶质的犯行。
法务部指出，对于检方请求处以死刑的案件，固然只能当成法院判刑参考，但至少能形成压力，只要检方求处有据，法院就不能不重视采纳，即使不采纳，也须提出十分有力的论据，否认势必遭到訾议。
大圈仔犯案 日益恶质
记者黄敦砚╱特稿
台北县电玩大亨之子被绑票案，警方追查肉票下落时，意外查出在苗栗后龙负责看管肉票的共犯是中国籍男子，中国人士在台湾犯案又受到重视，警方担忧的是，中国人士在台犯罪原以轻罪为主，但近年来所涉案件已日趋恶质化。
事实上，这个情形从去年有数起中国人士在台涉及绑票案与强盗案件，已可看出端倪，今年4月间，刑事局侦八队追查中国女子在台被绑案件时发现，所查获的多名绑匪中，就有五人是中国籍男子，益发凸显这个问题严重性。
根据统计，九十二年间共查获五百七十二名中国人士在台湾犯案，到了去年，查获中国人士涉案增加为六百四十九人，总计两年期间，就查获一千二百二十一名在台湾涉案的中国籍人士。
若以中国人士在台涉及案件的类别分析，九十二、三年间，以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二百六十一人最高，这些人大多是在台湾逾期停留或是非法打工，其次为涉及伪造文书的二百零一人，接着为偷渡来台涉及国家安全法的一百八十五人。
另外，有一百卅七名中国籍人士涉嫌犯下窃盗案件被捕，一般妨害风化有一百零四人，一般伤害四十九人，涉及毒品、赌博案件各有卅人，而有廿四人涉及诈欺背信案件，暴力犯罪有十九人，组织犯罪防制条例则有七人，另有一百七十四人为涉及其他刑案。
以过去两年中国籍人士在台湾犯下十九起暴力犯罪的情形看来，中国籍人士较少涉及重大刑案，多数以伪造文书、窃盗、一般伤害、诈欺背信等一般案件居多，但是中国人士在台的犯案手法日益恶质，犯下如电玩少东绑案等重大刑案，却是不争的事实，值得相关单位正视。
若拒合作 电信业者算共犯
〔记者蔡彰盛╱竹市报导〕行政院长谢长廷昨天表示，政府全力拼治安、打击诈骗集团，已有显着成效，今后如果遇到不合作的电信业者，不排除以“诈欺共犯”移送检方侦办。
谢长廷昨天下午在内政部长苏嘉全、警政署长谢银党等人陪同下，抵达新竹市风城购物中心，参加新竹市预防犯罪协会成立典礼。他在致词时表示，竹市成立全国第一个预防犯罪协会，相信打击犯罪绝对是人民的期待。
谢长廷提出具体数字说，以前匿名诈骗电话平均一天有三万通，但目前降至一天仅三百通，且以前简讯一个月约有卅三万通，现在一个月只有六万通。
谢长廷下一步希望电信业者合作，由于诈骗集团疯狂传简讯，让电信业者获利可观，部分业者也趁机大赚黑心钱，谢长廷昨在会场宣示，“不义之财、别赚太多”，今后不与治安机关合作的电信业者，将不排除以诈欺共同正犯处理。
张锡铭落网 会死刑吗？
记者赖仁中╱特稿
“撕票者死、不撕者活”，已成近十年司法终局裁判的定律，无一例外；这个律则，一定对吗？
要犯薛球自恃未杀人质，被押解回台湾之后，自信绝对不会面临极刑伺候，而目前官司发展似乎也是如此；“恶龙”张锡铭也自满于未杀一人，依旧四处犯案，动辄勒赎上亿钜款，狡狯如他者，不是不怕死，而是深信自己不会死。
仅仅这两个人，几年来就把全台搅得鸡犬不宁、治安指数大跌，何况，还一再出现模仿集团，如这次的跨国绑架案，若非薛、张等恶徒，把赎金行情炒作到上亿，现今怎会动不动发生“亿元绑架案”。
正是因为只要不撕票，被告就算被抓后，也不虞人命，而且一旦犯行得逞，获利往往上千万、甚至破亿，歹人在有恃无恐下，无论狡猾的、冲动的，往往一缺钱就合组绑架集团，终致演成如今“楼上掉下一块砖头，搞不好也会砸到绑匪”的绑架案泛滥程度。
人们很清楚，台面上侦破的绑架案，只是表面数字，歹徒拿钱之后，释放肉票走人的未报案、未曝光的黑数案件，还不知有多少。
一般来说，现今人权至上时代，对于攸关人命生死的判决，必须愈严谨愈好，这是对的，不过，严谨证据法则，不代表不能对犯行重大被告判处极刑，而是把证据查得清清楚楚才是，一旦完全弄明白，被告的确犯行重大，应当“该怎么判、就怎么判”才是。
回头来看，一直逍遥法外的台湾头号绑匪张锡铭，他每犯一案，知名度和份量就增一分，在加乘效果下，被害人家属一确知绑匪是他，不但迅速给钱、赎金还不敢乱喊价打折，而且，只要他不被抓或未远走高飞前，绑架案还会持续犯下去。
再者，不撕票、不判死的实务原则，让更多绑架集团只注意不撕票，却为了达到勒赎目的，仍恣意凌虐、残忍对待被害人，以及向家属要求咋舌数额的钜款，他们的恶行，影响社会安定之大、破坏社会秩序之多、乃至危及人们生活自由之严重，同样是无可想像的。
法务部长施茂林以及不少检方人士，都看到了这一层，身负实践社会正义的审判者，不知道能不能有相同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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