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 (2)

—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
张祖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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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方面看,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文化作为一个社会民族风貌的主要展现,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1)与正统意识形态疏离。“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革命年代制造的政治神话一一破灭,正统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制、个人崇拜、计划经济、一大二公等)逐步走向衰败,人们普遍发生信仰危机、信念危机、道德失范。随之而起的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拜金主义、自由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总之,无论是大众文化还是精英文化以及时兴的流行文化都表现出与正统意识形态疏离的趋向。

(2)“西化”思潮兴起。西方社会作为先行的现代化范式近些年来对中国的影响波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在思想文化包括哲学、宗教、艺术、文学、政治等方面,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基督教宗教哲学、权力哲学、实证主义、现代派、后现代派的各种文学艺术作品,以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影响日益广泛。在工具文化包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经济科学、管理科学以及广告文化、营销文化、服饰文化等方面,西方影响更是十分深入。在大众文化方面,如电影、电视剧、古典音乐、流行音乐、社交礼仪,西方影响可谓无所不在。以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英国BBC、法国广播电台的中文广播为代表的西方传媒,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3)多元化。由于正统意识形态控制能力的减弱以及实行改革开放,经济的多元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了文化上的多元化。社会主义文化仍在据守自己日益紧缩的阵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思潮正在异军突起;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以及儒家思想信徒日众,呈现复兴之势;各种功法流派则多以准宗教的方式寻求扩展;各民族、各地区、各人群的亚文化,层出不穷,形式繁多。可以说,多元化是中国新时期文化的基本特征。

从政治方面看,突出的变化为:(1)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政治制度的转变。“极权主义”是指政权对社会生活一切领域(包括人们的思想深处)进行无所不在的控制的政治制度。而“威权主义”或一般意义上的“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指的是虽然不民主,但是只要不向政权公开挑战,它就不进行严格管制的政治制度。在威权政治的统治下,虽然还没有政治自由和新闻自由,但是开始有了一定的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比起极权主义时代,社会氛围还是要宽松了许多。原来人们不敢做不敢说甚至不敢想的一些事情(如承包土地、做买卖、个体经营、创办企业、发家致富、继承财产、证券交易),在威权主义时代变得可以做可以说可以想了。社会生产力也因之得到启动,得到解放。当然,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仍然存在诸多的弊端和矛盾,我们将在本书第六章给予分析。

(2)技术官僚统治。在毛泽东时代,是清一色的老革命家统治的时代。在邓小平时代,是老革命家与行政官僚、技术官僚混合统治的时代。而到了江泽民时代,则是典型的技术官僚统治。从中共的政治局委员到省市一级的主要负责人几乎是清一色理工科高等院校学历,同时具备多年的党政领导职务从政资历。这些人虽然仍具有意识形态上的承袭性,但大多较为务实,较具功利主义色彩,较重视操作技术、策略、权谋、手腕,较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和实际问题,较具有灵活性。正是由于技术官僚执掌政权,使得费边式的渐进改革道路成为可能,但也使转型期的中国政治显现出缺乏人文主义底蕴的局限。

(3)法制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在渐渐地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立法机关制订和颁布了上百部法律、上千部全国性法规、上万件地方性法规。这些法律法规覆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防、外交等各个领域,为国家的治理奠定了法治的基础。民众的法治意识得以不断增强,遵守法律、依法办事已成为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共识;用法律维护人权、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也已成为愈来愈多的人们的自觉选择,民告官的事例屡见不鲜;律师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现。执政党也开始强调“依法治国”,并在党章中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要“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当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距离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遥远。

综上所述,对转型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主要特点的概要描述。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是先谈经济,然后谈社会、文化,最后谈政治。这样的顺序绝不是随意的排列,而是依照社会发展的自身进程所作的排序。中国的改革进程始于经济领域;在它演进的过程中,逐步放射到社会、文化、政治领域;尤其是当改革使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之后,则政治改革必将不可避免地随之到来,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也是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只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才能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制度化,以保证经济、社会、文化在良性轨道上持续进步。认识这一现象,对于理解政治改革的动因、条件、时机、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也不能简单地理解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假如没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期的一系列政治变化,中国的经济改革是难以启动的。所以,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其实是密不可分的,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注定是行不通的,我国今天的社会现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世纪交替、千年更迭的今日中国,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此伏彼起、激扬鼓荡,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地影响。要搞清当今中国问题的实质,自然应对现今正在流行的主要的社会政治思潮有一个大致的了解。1999年,广州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作《呼喊—-当今中国的5种声音》,作者是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马立诚。所谓的5种声音,即主流的声音(邓小平理论)、教条主义的声音、民族主义的声音、封建主义的声音、民主的声音,其实就是5种社会思潮。此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普及性的学术丛书,题目叫作《保守主义》、《社群主义》、《法团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作者分别是5位学者。丛书介绍的是流行于当今西方社会的几种思潮,在今日中国亦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我认为:对当今中国影响较大的社会政治思潮如下:

一曰社会主义。据《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的解释: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发展社会生产力;变革、完善和发展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存在阶级斗争;劳动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等。官方过去一直把前三条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这三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营经济异军突起,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已占有相当比重;计划经济已为市场经济所取代;按劳分配早已不再是惟一的分配方式。所以中共十五大不得不作了如下修正:“这就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从世界范围来看,苏联和华约组织的解体,标志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消亡和二十世纪全球性的社会主义大试验遭受重创。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从此无影无踪,更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

只要世界上还存在不平等、不公正和两极分化的现象,社会主义就不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在国际上主要有两大分支:一是民主社会主义,直接来源于前苏联和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的理论;后来在戈巴契夫执政时期曾提出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目前在俄罗斯和部分东欧国家还有一定影响;二是社会民主主义,主要来源于第二国际,主张“和平长入”、“议会道路”、“阶级调和”和“社会改革”;这种观点在西欧和北欧长期处于主流地位,在欧盟国家俱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欧盟15国中有12国是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包括社会党、工党等)执政、或社会民主党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邓小平有一大发明,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然是“中国特色”,也就是说与其他种类的社会主义不同,自然不宜把它归类,可算作另一类景观。可以预料,即使中国实现了宪政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也不会消声匿迹;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它仍会作为左派力量的旗帜继续发挥影响。(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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