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3月17日(2)
我认为约翰．谢伟思谈的这些话是真实的。我亲眼见到了赫尔利的严重政治失策。我也在宴会上注意了这位将军和政坛人物，喝了几盅之后，就在那里夸起他和“克里姆林宫的私人关系”来了。显然，赫尔利灌下一大杯威士忌，就宣布说，1942年11月至12月，他是美国总统派驻莫斯科的私人代表。继这之后，他作为美国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德黑兰会议。赫尔利接着又夸起他如何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事务，以及他“同斯大林的关系”来。
德黑兰会议的决议、罗斯福和蒋介石在1943年的会见—所有这些事情，都引起了延安的病态的关切。赫尔利感觉到了这一点。他有点醉了，开始吹嘘他参加菲律宾的几次战役、他的负伤和他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引人入胜的生活细节。
现在，赫尔利身任美国驻华大使。论年龄，论级别和威望，谢伟思都不能与他相比。因而他孤注一掷，未经许可就来到特区。按照谢伟思的看法，美国通过赫尔利，在对延安的态度上犯了政治错误。赫尔利把中国两个最有影响的政治集团—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早已存在的复杂关系，搅得更加混乱了。可是，赫尔利的任务恰好是相反的—要制止抗日统一战线的分裂。赫尔利接二连三地犯错误。他谁的话也不听。对他来说，只有一个人的意见他是重视的，那个人就是蒋介石。可是，想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是荒谬的。光听一面之词，是难以解决问题的。所以，赫尔利在把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机构中所有有才干的、进步的人士都调离中国，这么干，谁还敢去反对他呢？！这位帕特里克．赫尔利，1929-1933年的美国陆军部长！(“天哪，有谁能比部长知道得更多呢？！即使他是位前任部长”。—这是谢伟思的想法，只是没说出来而已。)
谢伟思说，他相信，赫尔利的政策，对国共两党和对美国都是有害的。因此，他和卢登打了一份报告给华盛顿，批评新大使的做法和政策。怀特迈耶也知道这份报告的内容，他也同意他们的结论。
谢伟思没有耽搁就回重庆了。目前，他除了任美国大使馆的二秘外，还担任盟军驻华司令部的“政治官员”的职务。
约翰．谢伟思和周恩来讨论了中共现阶级的政策的实质及其前途。这个美国人显然想知道延安外交政策的具体目标。他只关心一个问题：延安领导人目前推行的政策的实质。(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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