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5日讯】在文革40周年之际，重读凌耿的《天仇──一个中国青年的自述》，热泪盈眶、夜不能寐。
1966年文革爆发时，凌耿才16岁，在学校是学习优异的好学生，在家里是温训听话的好孩子。像许多青年学子一样，他的愿望是当一个造福人类的科学家。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成了他所就读的学校厦门八中的第一批红卫兵中的一员，开始了他斗老师、斗走资派的生涯，变成厦门和福建的造反派头头。接着，他又进行了大串联、被毛主席“接见”、夺权、武斗、抢军火、打派仗，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最后，凌耿温柔娇嫩的女友梅梅以18岁的花龄在武斗中死于非命。作者悲痛欲绝、心灰意冷，终于彻底认识到红卫兵和全国人民都是毛泽东玩弄于股掌的权力斗争工具。他毅然决然地于1968年7月19日与他因反苏而一度入狱的二哥一起由厦门游泳逃到金门大胆岛，来到另一世界。作者将他的亲身经历写成了《天仇──一个中国青年的自述》，于1972年由香港新境传播公司正式出版。
《天仇──一个中国青年的自述》一书所披露出的中国人民的贫穷、共产党视人民如草芥、群众组织之间武斗的残忍和冷血……令人发发指。在文革40周年之际，重读这本在文革高潮中出版的重要当事人的自传体小说，对于认识毛泽东把天真烂漫的青年学子煽动成残酷的夺权工具、把纯洁无邪的年轻一代转变成面目狰狞的利鬼的过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也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在揪斗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带队进行三个月全国大串联、接受毛泽东在11月26日在西苑机场对200万红卫兵的接见、大闹北京使馆区和参加王光美斗争会以后，凌耿回到厦门，先后担任厦门造反派组织厦门公社的后勤部部长、生产总指挥部总指挥和外事部部长等重要职务，参加过多次大规模武斗。在这些武斗中，群众组织头头所表现出的残酷和冷血使人无法相信他们在不久以前还是普普通通的学生，而被他们残杀和奸淫的人在几个月前还是他们的同学、甚至是朋友。请看以下场面：
1967年8月2日，厦门大学一万名促联分子包围了厦门大学的革联总部300人据守的最后据点。在小口径步枪和手枪的一阵激烈射击后，革联自知寡不敌众，接受了促联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促联的作战部长“沙玉亭和几个部属慢慢移向大楼。到了台阶边沿，沙玉亭举起手枪向里瞄准。一记枪响，战争突然结束了。举白旗的人走下台阶，嘴里嚷着：‘不要开枪！’后面跟着其他的革联头头……沙玉亭吹一吹还在冒烟的枪口，轻蔑地笑着说：‘清扫战场……’一个担架抬出了革联的第一号头头。他受伤很重，生命垂危。担架一放在台阶上，作战部的几个人又立刻动手打他。‘促联的第一号头头’何为民赶来制止殴打，说要留个活口好问话。沙玉亭拍拍他的肩头：‘老何，我是他的同班同学都不可怜他，你干嘛要保护他？现在不把他打死，以后有的是麻烦，说不定我们有一天还会脑袋搬家呢！’”
就这样，促联的作战部长沙玉亭在革联已经无条件投降以后，冷酷地枪毙了革联的第一号头头──他的同班同学。这是在敌我战场上也绝对不容许的谋杀！同窗好友有什么根本利益冲突？怎么会成为势不两立的仇人？这是毛泽东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结果！毛泽东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但是对“革命左派”却没有明确的定义和标准，各人有各人的理解。福州军区支持促联、厦门军分区支持革联。他们各自给自己认定的“革命左派”提供武器和弹药，使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越演越烈，最后演变成了势不两立的仇敌。
请接着往下看：凌耿在俘虏中发现了和他一起进行过三个月全国大串联的女同学墙头草。
“俘虏经过仔细搜身、问话和刮耳光后，一个个被放了出来，其中有几个厦八中的女生都是革联头头们的秘书。突然间，我看到了墙头草。她一身是伤、蓬头垢面，我还是一眼认出了她。我叫她，她抬起头来瞪着我，好像不认识我了。现在距一同串联的日子才不过几个月的光景……我搜她的挎包，拿出几件很古怪的东西，原来是卫生套。在场的人一个个睁大了眼睛。她经不起我一再追问，才承认自己已经变成了革联头头们的玩物。”
正处在十七、八岁花季的中学生，怀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崇高革命理想加入了群众组织，在努力工作当上革联头头们的秘书的同时，也沦为了革联头头们的玩物，这是多么深刻的讽刺啊！在疯狂的武斗中，两派群众组织的头面人物都时刻面临着生命危险，得过且过、即时行乐是他们一致的生活哲学。他们诱奸自己的女部下、强奸敌对组织的女俘虏、甚至以攻下敌对组织的据点就可以肆意奸淫敌对组织的女战士来鼓励士气。由于各群众组织没有军服，缺乏明显的外观标志，在肆意奸淫敌对组织的女战士的过程中，自己组织的女革命战友也往往被误奸！毛泽东所培养出的这些红卫兵难道还算得上人吗？不，他们是十足的衣冠禽兽！
不仅对敌对组织成员狠，对自己人也一样凶悍。在头头开会的时候，由于意见不合，泼口大骂司空见惯，老拳相向习以为常，在最激烈的情况下甚至动用干戈。请看：“沙玉亭在一次首脑会议中说我这样做是故意令他难堪。争吵间，他竟拔出了手枪。梅梅赶紧冲过来，用身体挡住我……尽管有命令严禁携带武器进会议室，开会过程中拔手枪、扔刀子却是司空见惯的事。直到后来，工总司属下的手工业系统司令部的一个头头在会议桌上被打死后（这件事使何为明大为震怒），大家才稍稍克制了一些。”
在会议桌上拔枪打死与会者，张学良被老蒋软禁后在东北军高级将领讨论对策的会议上发生过这种事情；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也这么做过。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大地上，各地群众组织中也多次发生过这种事情！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他对给他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政治局委员、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这一“最高指示”就已经埋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派系武斗、全国内战的种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号召“文攻武卫”，进一步使武斗在全国范围内合法化。（攻和卫本来就没有严格的界线，人人都可以说自己在搞“武卫”，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搞的是“武攻”。）江青在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公然说过，“不要害怕死人，死几个人没有关系。”
江青的狂言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生命的一贯漠视（反正死的人不会是他们自己）。共产党杀人手段的凶狠和残忍是古往今来的任何专制政权所无法比拟的。为了把他们的组织扩展到农村，凌耿曾进率众深入闽西山区。那里的农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请看：“我问她中国有多大？她摇头。我问她除了中国还有没有别的国家？她又摇头。我再问她知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她还是摇头。”但是，即使是这些一无所知的群氓，他们杀人的花招却也是花样翻新、闻所未闻的。“向导学生兴致勃勃地说起过去村里斗地主的往事。他说凡是有蕃薯粥吃的都被看成地主。然后，看着路旁的竹笋，他突然显得很激动，问道：‘你们晓不晓得竹笋也能当作杀人的凶器？’我不懂他的意思。只见他的眼泪滚滚，开始叙说他的祖父的遭遇。他的祖父被村民以地主的名义斗了一天一夜后，被判了死刑。他被绑在竹笋上，经过一夜春雨，竹笋迅速长高，穿破了他的肛门。”
呜呼，看到这里，我合书长叹，整整一夜也无法入睡。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了大型歌剧《白毛女》（贺敬之、丁毅执笔）后，周扬曾经得意地总结它的主题：“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白毛女并无其事，而是共产党文艺工作者的虚构。但是，《天仇──一个中国青年的自述》却是凌耿的自传体小说，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依据写出的。笔者不禁要套用周扬为《白毛女》总结的主题的前半句话总结此书的主题：“毛泽东把人变成鬼”。
凌耿，本名为郭坤仁，在1968年7月19日和他的二哥郭坤中一起由厦门游泳逃到金门大胆岛。1968年8月23日被救总作为“反共义士”安排来到台湾本土。后入台中一中就学，然后考入台大电机系，1975年毕业。《天仇──一个中国青年的自述》曾得到蒋经国的极力推崇。郭坤仁曾在台湾电视台作过有关此书的“讲座”。后来，此书一度被当时的台湾当局禁止。但是，在许多图书馆仍可以找到这本很值得一读的书。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