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9月23日
马克思主义的党，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如果在各级没有集中的和有纪律的领导，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党。但这并不是说，党是它的领导人意志的沉默而顺服的执行者。
领袖的意志应该是党的意志的集中表现，而党的意志是通过民主集中形成的。
没有民主集中制，马克思主义的党就不能具有真正的力量，并不可避免地会变成一群争吵不休的空谈家，极容易为组织严密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所摧毁。
在中国共产党内，由于对任何与”毛主席”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镇压，民主集中制已锐化成马克思所讥讽的由信仰而产生的奴隶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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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懂得中国的古典文学，他的同胞所以给他唬住了，这是主要原因。他对西方哲学了解得很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庸俗的。
我们谁也没有在他那里见过莎士比亚、斯丹达尔、契诃夫、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中译本。
凡属不是中国的东西，毛泽东一概加以蔑视。可以这样说，对他说来，中国的东西是世界文化的顶点，是终极真理。
他经常看的，是一套中国百科全书，古代哲学论文，和一些旧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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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要召回尤任、阿列耶夫和多尔马托夫，十月底要派飞机来把他们接回去。根据与中共领导商定的意见，我、奥尔洛夫和里马尔将在延安留至战争结束。
毛泽东就此同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用各种办法来试探我的情绪。
1943年9月24日
今天，在我们例行的碰头会上，康生意味深长地说起王明来。他说，王明在汉口时的所作所为，不像一个党员应该做的。他和他的一伙在那里好像另立了一个党中央，而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于不顾。实际上，王明并没把以中共中央主席为首的延安的整个领导放在眼里。王明不服从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甚至拒绝翻印他许多很重要的文章，这是有案可查的。
康生还说，王明作为中共驻国民党区的代表，违背他所得到的指示。他未经毛泽东同志许可，就直接跟蒋介石通信。他瞒着中共中央主席进行的这种通信联系，是令人吃惊的，因为至今还一点也不知道给蒋介石的这些信件的内容。
很明显，康生是要在各方面给王明抹黑。他所举的一些事情并不能看成是什么严重问题，这一点他很清楚。在某些情况下，王明不按惯例，而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命令，作了相应决定，这是形势的需要。对王明与蒋介石通信的未知部分，对他在这方面的活动加以怀疑，显然是找岔儿。这是胡说八道，但这种胡说八道大家立刻就会信以为真。这是加于王明的又一罪状。
说完这些以后，康生说，在1941年9月，政治局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结果产生尖锐的分歧。从此，中共中央主席和王明的关系就变得十分紧张。(据我了解，毛泽东想要由他来裁决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是否合理，就是说，他要凌驾于共产国际这个工作机构之上。)
情报局局长还说，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报告及一些”有关问题”的讨论结果是，除王明以外，所有有关的人都这样那样承认了错误，只有王明把自己”摆到了与党对立的地位”(毛泽东正好是要把王明逼到这个境地)。
康生说，有些同志说到他们的错误时，不坦率，不诚恳，他们”显然只是形式上坦白了”。
“我们对这点没有怀疑，要愚弄我们不是太容易的！”康生总结说。
康生是出于天真还是他的愚蠢，以为我倾向于接受他的观点。他跟我谈话时，对一些显然有损他自己和中共中央主席的事情，有时也并不隐讳。好吧，尽管对我的这种态度不会持续很久，可是眼下我知道了很多情况，确实很有价值，很有趣，以前这些情况对我们一直是小心保密的。
这也许是毛的策略？也许他想这样来使我持中立态度，使我成为他的代言人？无论如何，江青对我们的态度说明了这一点。她随便，可亲，而且越来越想和我们经常在一起。有时，他拉拉扯扯，似乎有失体统，有悖于对女性举止有严格约束的民族传统。(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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