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8月2日
这个城市已经非正式地实行戒严。各机关学校已经用栅栏围起来，并没有门岗。已婚的人被严格禁止与家人见面，否则就有被捕的危险。两人之间的私人交谈也明显地担有风险。
很多”罪恶昭彰”的人奉命待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因为监狱里已人满之患。
各个组织之间的联系，要通过康生情报局的特别通讯员。
到处都有对揭发出来的人”进行改造”，对即将被揭发的人拼命说教。毛泽东承认，他把这次运动看得”特别重要”。
延安党的领导机关和行政机构的活动，都取决于毛泽东的情绪。只要他觉得累了，任何工作—会议，甚至重要的报告—都被取消。
1943年8月6日
国内是一片欢乐景象—礼炮齐鸣，祝贺我们红军的节节胜利。莫斯科在昨天庆祝了奥勒尔和别尔戈罗德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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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正在对中共各领导机构的人事进行调整，这个做法一定是得到毛泽东同意的。
康生局里的工作人员，有百分之八十承认自己是搞间谍活动的。
入夜，死一样的寂静笼罩着延安及其近郊。听不到一点声音，没有笑声，没有灯火。
方才我走出窑洞，俯视山谷，只见漆黑一片。没有听到太平沟卫兵的脚步声和口令，但每条道路都有卫兵巡逻。
1943年8月7日
考虑到毛泽东对我和我的同事抱有敌意，我决定公事公办，要求毛泽东接见我一次。
中共中央主席很快就答复我。他邀请我去，但要我单独去。
他还是在平日那间屋子里接见我。他让我坐在为贵宾准备的皮椅上，端给我一杯茶。他笑着开开着玩笑。在互相寒喧以后，他问我是听了谁的话着手对政治和经济问题进行研究的。我回答说，我的文章还远远谈不上是什么研究，我只是想丰富我的知识，能对中共正在进行或即将实行的经济改革有比较清楚的了解。然后我说，从1928-1938年这一段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遵义会议的重要性(它的进行情况，代表们的发言，等等)，在党的文献和历史著作中都没有得到充份的反映。
毛泽东问我，我这样做是根据莫斯科的指示还是我自己的主意。我再一次告诉他是我自己想做，因为我对一些具有重大政治和社会意义的事情确有兴趣。
毛点了点头，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然后他说：”好吧，我将亲自负责来说清一些主要问题。我想我是惟一能在这方面帮助你的人。好吧，可以。”他提议我们立刻就开始工作。我拿出笔记本，还没准备好，他就口授起来了。看得出来，毛是习惯于发指示和作口授的。
我记下了工作的计划以及开始要叙述的问题。
毛懂得如何进行工作。在不出十分钟的时间里，他就研究中应该着重谈什么，不应该谈什么问题，扎实地给我上了一课。
我想想提我自己的计划，但他甚至连听都不听。
他的全部论点的实质就是：”我是这些大事的主要参加者，是见证人，我是最好的评判人。”
接着，他规定了一个务必遵守的条件，即我写完的文章必须经他过目，都要由他签上名，从而使文章具有真实性，使其意义更为重大，等等。换句话说，我必须在他的严格控制下进行写作，否则他就拒绝帮我阐明一些问题。
这一切看来颇为幼稚，但我除了同意，别无选择。
中共中央主席想把党及其发展情况、党内思想冲突等问题，都由他亲自来谈。而我则只能从他那里了解事实以及对事实所作的解释。这时，毛明确表示，我不得去跟旁的任何人讨论这些问题。他甚至说，他要就此提醒每个同志，不经他同意，不得跟我进行任何商讨。
这完全不是开玩笑。中共领导内部关系的本质已经一清二楚，就是，大家都必须严格服从中共中央主席。
当提到关于红军的组织和发展问题时，他表示要给我上堂课。他专横地把其他材料来源说成是”不合适的”和”有毒的”。在这件事情上，毛也不准我跟其他任何人进行讨论。
在我们分手时，毛泽东说不得让任何人知道我们的谈话。我得一个人来。他说我用不着译员阿列耶夫帮忙，因为我的中文很好了，能听懂所有问题。毛说：”旁人只会打扰我们的工作。”
话说到这里，还没有完。他开始吹捧我，同时，暗示他不信任我的同志们。我表示感到惊奇。毛竟反对我的意见，态度之粗鲁和生硬，使我猛吃一惊。毛几乎喊叫着告诉我说，在延安，谁都不可信任，我的苏联同事尤其不可信任，因为他们是外国人，等等。接着，他又赞扬起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斯大林同志来。
但这还没完。我临时走，他又对”在对付蒋介石问题上束缚了中共手脚的”博古、王明等”教条主义份子”辱骂了一番。他激动地想要说得我相信，博古和王明思想上继续了陈独秀和李立三的路线，还说，”教条主义者的头头，实质上是党的异己份子，是分裂者，是机会主义者”，等等。
他要论述的大致是这样一些问题，如：”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与中共党内反对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斗争”。
这种既可笑，又可悲的情景，明显地反映出毛在威信、荣誉和权力问题上是多么敏感。他想成为一个在什么事情上都绝对正确的人，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好吧，让我们听听他要说些什么吧。(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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