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下)
漫长的隧道（Ⅰ）
四
我病后一个月，整个劳教所又被转移到卢沟桥西边窦店附近的一所监狱——“良乡机械厂”。这是个方圆足有好几平方公里的高墙大院，四角和大门口都筑有岗楼，院墙内外和院墙顶上都布有电网铁丝网，被关押在这里的人休想逃越。
这时我的身体已完全康复，从而正式参加劳动，每月的口粮定量由26斤提高到32斤，每月还给我一级工的工资32元，扣除伙食费可净保二十几块 钱。但所从事的工种很杂：一会儿到院子里清除杂草、修挖游泳池；一会儿参加砌房子当小工，一会儿去压制汽车轮胎上用的轴瓦，一会儿又去钳工车间当钳工，都 是零打碎敲的活儿。
由于参加了劳动，工种又杂，在大院里跑来跑去，视野就扩大到了整个大院。几乎每天出收工时，我们都能看到一队穿着破旧军衣列队行进的囚犯， 总数不下数百人，被称做“军犯”。他们所住的三层红砖楼，在我们所住的三层红砖楼西边大约300多米，叫做“西楼”。由此推而论之，我们所住的叫“东 楼”。大院管理者规定不许我们和他们接近，更不准我们和他们说任何一句话。因此他们犯的何罪何错，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但住在我们楼下一层的“职工”中，也就是解除劳教或刑满释放留在劳改单位就业的人员中，由于同住一座楼，又同在一个大锅吃饭，低头不见抬头 见，有一些年龄悬殊、服装奇异、神态特别的人，就引起了我们的注目。其中特别值得提的，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者。他身材魁伟，头发苍白，面呈古铜色，看上去 身体颇为康健。他的古怪之处就在于夏天光着油光光的古铜色大脊梁，活像个干苦力的；天气一凉就长袍马褂，气候转冬则身穿深蓝色绸缎面的大棉袍，又俨然一位 老学究。每逢接见日或“职工”休息放假，也没有任何亲友来与他相会。他也不进城购买生活用品和打牙祭，至多在楼房四周散散步。
通过侧面了解，得知他原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的一位老同学。1917年，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他则横跨太平洋去美国留学，后来在美 国一所大学当了教授。1949年新中国诞生，周恩来当了国务院总理，这位老同学辞别了也已当了教授的老伴与儿女，只身回归新中国，以为已当国家总理的老同 学会委他担任教育部长。没想到周总理只让他在一所大学当了一名教授，他未免大失所望，长年为之快快。1957年整风鸣放，他在鸣放座谈会上一吐积郁多年之 不快，遂被打成“右派”，与一大群人被流放黑龙江兴凯湖畔劳动教养。三年后，他又与这群人由兴凯湖畔被押转到天津、唐山之间茶淀车站西边的清河劳改农场。 在那里，他被解除了劳教并被摘去了“右派”帽子，留场就业，终年终月地继续从事体力劳动。
一天，他请假回到了北京，摸到了中南海，提出要见周总理。周总理与邓大姐立即拨冗相见，并做了几个菜盛情招待。后来，他就被调来“良乡机械 厂”这样一个插翅难飞的大院，并被严令禁止外出。于是他就年续一年地苦守在这个院子里，既足不出院，也没有亲友来看他，说来令人怅然。
五
1965年冬天，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见报后，我和原中央美院教授高庄、原石景山钢铁厂医院院长苏自田和毛主席点过名的原北 京大学物理系学生谭天荣等几名“右派”，从“良乡机械厂”的劳教所，被调到北京南苑飞机场西边的团河劳改农场最北端的三余庄，与聚积在这里已有数年之久的 100多名“右派”汇合。
这个所谓三余庄，实际上只有从北到南的四长排平房。第一排平房与第二排平房的西墙之间，砌有一道半人多高的花墙，中间留了个豁口，形成了半 拉小院。院里住的是解除劳教或刑满释放的“就业职工”。他们主要从事苹果园、梨园、桃园、葡萄园和草莓地的劳动，每两个星期休息一次，北京有家的可以回家 休息两天。第二排房子是队部、仓库和财会统计人员的办公室和宿舍。第三排和第四排就是还在劳教的“右派”队，周围绕有破破烂烂的铁丝网。在“右派”队这两 排平房之间，夹有南北向的三间平房，是“就业职工”、“右派”队和队部人员共用的食堂。吃饭均用统一的食堂粮票和代金券，一视同仁。
在这个“右派”队，有“吴祖光小集团”的杜高和中央美院毕业后到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西方美术史的油画家朱维民等人。他们和苏自田、谭天荣等 绝大多数人一样，原决定“劳教”三年，但从1958年春天到1965年冬天我们来到三余庄止，七年半都过去了，他们的“劳教”生涯似乎还遥遥无期，依然日 出日落地和大家一道参加挖河修堤、覆埋葡萄藤和麦田冬灌水，劳累不止。
一天晚饭后，全“右派”队集体在三连间没有隔墙的空屋子里，开会批斗“顽固到底的‘右派’分子”邢松劲和李定一。
这两位是何许人？
据说40岁左右的邢松劲，原是北京通县著名的大地主“邢家大院”的少东家，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精通日文与英文。解放前，在北京大学外语 系教英语，解放后被转到北京国际书店当职员。他身体矮小，面黄肌瘦，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看上去活像一个鸦片烟嗜好者。他被打成“右派”后，立即与大小家 庭断绝了一切来往，把盖有“邢松劲藏书”章的外文原版《莎士比亚全集》、《马克‧吐温全集》、《杰克‧伦敦全集》、《巴尔扎克全集》等数百册珍贵书籍，全 部带在身边。他坚持认为，地主让贫雇农耕种土地收取他们的租子，不但不是剥削，而且是给贫雇农以活路的一大善举，是合理合法合情的，他持这种论点就被打成 “右派”是没有道理的。因之，每逢过年过节，食堂改善生活，他一律绝食，以抗议对他的“非法拘禁”。所以，队长和指导员要大家对他进行批斗，划清界限。
李定一其貌不扬，说话结结巴巴，那扑克牌型的脸，看上去好像一块发面饼。据说他40年代初毕业于上海某个医学院，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为抗 日，他参加了新四军。到1955年被授军衔时，他已是解放军中的一名大尉军官。但他仍笃信天主教，而不是共产党员。1957年整风鸣放，他提出应该坚持宪 法上规定的信仰自由，不要在教会系统中搞“三自一新”的宗教改革。于是他被认为攻击了党的宗教政策，被打成了“右派”。他想不通，认为这是蛮不讲理，不辞 而别地回了安徽老家，漫游四乡，行医糊口。数月后，他被“抓获归案”，开除军籍，送交劳动教养。在三余庄，他仍然坚持他的宗教活动，每顿饭都要独自端坐无 人处，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最后说声“阿门”，才举箸进食。队长和指导员认为，这是抗拒改造的一个宗教狂，因之需要批斗，促使其“迷途知返”。
批斗会冷冷落落，尤其对李定一宗教信仰的批判更为乏力。作这种发言的人，只能泛泛地说16世纪的欧洲新兴资产阶级也搞过反封建、反对罗马教 皇的宗教改革运动，并说当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时代，随着宗教存在根源的消失，即一切剥削阶级及其影响的彻底消失，物质生产和科学文化的高度发展，宗教也 将逐渐趋于消亡，等等。
对这些话，李定一根本听不进去。他听着听着，竟然低下头眯瞪起来，接着就鼾声大作，这被认为是“抗拒改造的死硬分子”。会后，这两位都被弄去三余庄以南两公里的大队部关了“禁闭”。
对这样的批斗会，我是反感的。对邢松劲，他的那种观点我不表赞同，但他只要没有破坏性的行动，他那样想就让他想去好了，不必兴师动众地强制改 变他的观点。对李定一的宗教信仰，更无权去强行干涉，而且，对思想观念，是不能用刀剑去改造的。把这样的人都关了“禁闭”，如关囚笼，一天只给两小碗稀粥 喝，则更是一种暴政！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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