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09)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十一、道德荒漠 （下）

我们家附近住着一对年轻小夫妻，在我们家刚搬过去时候，大家见面经常点个头。后来，我们渐渐觉得那家人有些古怪：男的经常一连好几个月不在家，女的则每天清晨我上班时见她从外边回来。后来有个邻居来串门时候跟我们说了他们家的底细：那个男的是小偷，经常因为盗窃被公安局拘留，而且人家“兔子爱吃窝边草”，这个楼道里几乎每家住户都曾经被他光顾；那个女的则被汉正街一个外地老板包夜了，每天晚上陪人家睡觉，早晨人家开门做生意就回来。我们一听，顿时张口结舌。所谓男盗女娼，算是被这家人占全了。后来我父亲得病，那个男的有一天还来向我母亲借钱。我母亲说，我男人病成这样，家里就靠过年糊两个灯笼给老头治病，实在是没钱啊。那个男的还算有点良心，连声说，阿姨，我真不知道你是这个情况，对不起了。

这家人混到这个地步，并非实在走投无路。那个男的原来有工作，但就是嫌钱少爱偷人家，结果给判了几年刑开除了工职。那男的还会开车，有一段时间给一个出租车司机夜间“挑土”（【注】“挑土”是武汉人对出租车轮班司机的称呼），一个月可以挣一千来块钱，但干了几个月觉得累，又不干了。有一天我母亲从他们家门口过，碰到那个男的跟几个朋友喝酒，喝着喝着哭了起来，说自己是怀才不遇，没有伯乐来发现他这匹千里马。后来那个女的跟人家跑了，那个男的就一个人在家，跟街上一个卖炸鸡腿的农村妇女搞上了对象，天天跑到人家的出租屋里白吃炸鸡腿。后来把那个女的吃怕了，偷偷搬了家。

一九九九年我们家花灯生意不错，就租了二楼的一套房子搞成展示厅的样子。后来生意不好，就把这套房子退了。后来房子的主人把这套房子租给了外面一个发廊，每天一到晚上就有不少小姐领着嫖客到那间房子里苟合，来来往往，川流不息。最多时，男男女女十几个人在一间屋子鬼混，那里面发出的淫声浪语站在楼道里都听得一清二楚。后来终于被举报了，有一天公安局来抓卖淫嫖娼，抓走一大帮人。

参加工作以后，我到过全国许多城市出差，发现在这些城市的繁华地区，比如火车站、商业区，都存在着一批数量不少的乞讨儿童。这些年幼的乞讨者衣衫褴褛，肮脏不堪，三五个一伙围住过往的人群，往往采取搂腰、抱腿等方式强行索要，因此他们也常常受到被骚扰的人们的殴打和辱骂。一九九七年我到北京出差，走到西单路口碰到一个中年农妇指挥一群乞讨儿。那农妇是专门做“国际贸易”的，中国人不讨，只要看到有老外经过，农妇就发出口令，于是那帮脏兮兮的儿童就冲上去抱住外国人的腿死死不放，直到对方掏钱。那些被抱腿搂腰的老外脸上那种鄙夷与厌恶的表情，深深地刺痛了我。这时，一个戴眼镜的北京中年妇女走到那个农妇面前指着她的鼻子骂道：“你给中国人丢脸！”农妇脸上挂着笑，用河南口音卑微地回答道：“没办法，孩子多嘛。”

在武汉，我也不止一次被这些乞讨者骚扰。每次为了脱身，我都要给个一块钱或者五毛钱的硬币。有一次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子抱住我，在我给了他一块钱硬币后居然还不满意，说道：“给这么点，小气！”我这个人一般不跟弱者计较，但见了这么个无耻的少年，也禁不住心里生气，大吼一声：“给老子滚！”那少年被吓住了，松开了我。后来我走了几步回头看了看他，竟然在向我做鬼脸。

武汉的洪山广场一带，则活跃着一批强卖玫瑰花的孩子。他们一般只看到情侣才动手，强行缠着要人家买花。一次我和妻子从那里经过，一个十来岁的小丫头缠着我要我买玫瑰花。虽然我一向不喜欢弄花啊草啊什么的，但心想，一枝玫瑰花也就两块钱，至多五块钱，买就买吧。谁知那丫头张嘴就要十块。妻子一听，说这不是敲竹杠吗？咱不买了。妻子拉着我离开，谁知那丫头居然抱住我的腰，也不说话，非要买不可。我就跟她说，丫头，你正是上学的年纪，咋不读书啊，干吗要干这个。那小丫头听了我的话，张嘴就骂：不用你管，连花都买不起的穷鬼！我一听，压住怒火说：做买卖得讲究自愿，我不买你的花你也不能骂我呀。妻子早就不耐烦了，一把把那丫头从我身上拽开，跟我说：就你个书呆子，跟这种人啰嗦什么呀？走！恰好在此时，另一对情侣走过，这丫头又缠住了他们俩。我摇了摇头，对妻子说：这种人长大了能长成什么样子？

在汉口的江汉路一带，则活跃着一批奇形怪状的乞讨儿。实际上这些乞儿多数是被人为地弄成各种畸形怪状：有的被用绳子把双腿从背后绑到胸前，有的干脆被人为地弄成残废。还有一些流浪儿，为了博取同情，冰天雪地中只穿单衣，因此被冻坏了手脚。此外我还发现，这些残疾的乞讨儿童往往有大人监视和唆使。他们通常在距离流浪儿不远处，监视着流浪儿的一举一动。据我了解，这些人往往是流浪儿的父母、亲戚，有些干脆是人贩子。本来应在课堂中读书的儿童，成了这些人发财致富的工具。

我父亲患了多发性骨髓瘤以后，在二○○二年新年期间因为脊柱压迫性骨折而自己不能行动。为了方便自己回家做饭不在父亲跟前时照顾一下，我母亲到A医院找了一个护工。那个护工姓万，是个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姓万的嘴很巧，一个劲地让我们放一百个心，说自己有很多年的护理经验。我们听了，也就略微放了些心。当我母亲一走，姓万的就对我父亲说，他昨天晚上照顾另一个病人，一夜没睡，想在我父亲床上休息一下。我父亲心善，也就同意让姓万的睡一下。可我父亲骨折自己动弹不了，姓万的就搬着我父亲到床的一边，然后就挤到我父亲那张窄小的单人病床上睡大觉。那个姓万的“照顾”了我父亲一个礼拜，本来我父亲还以为他只是一时如此，却没想到竟然天天如法炮制。偶尔醒过来，姓万的就跟我父亲说自己缺钱。湖北有不少人有意思，不说挣钱、赚钱，而是说“搞钱”；一个“搞” 字，把钱的来路弄得十分暧昧。姓万的就是这样，成天嘴里“搞钱搞钱”的，实在令父亲厌恶。但当着姓万的面，父亲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后来有一天乘姓万的不在，赶紧跟我母亲讲了。这才把这个一心“搞钱”的家伙给辞了。从此，我们家人对医院里的护工厌恶至极，自己再累也坚决不雇护工。

二○○四年四月我父亲去世前几天，又住进了C医院。C医院也有护工，一开始还有几个跑来问要不要来“帮忙”。我们家早就知道这些护工普遍不怎么地，根本就没有考虑。我母亲每天招呼父亲，姐姐也从河北廊坊赶来伺候，我也向单位请了假守侯在父亲病床前。在伺候父亲期间，我看到旁边病房住了一个八十四岁的老人，他的那个护工是个十七八岁的农村小妞。别看这个小妞年纪小，损人利己却一点都不含糊。一天春光明媚，老人家想晒晒自己的衣物被褥，就请那小妞帮忙。小妞也正想晒自己的衣物，就不答应，把她自己的衣服搭在晾衣服架子上就出去散步了。老人无奈，只得找了根竹竿，自己颤颤巍巍地往竹竿上搭衣服。我母亲见状赶紧过去帮忙。刚晒了不到半小时，那个小妞散步回来了，看到老人那些衣物被褥挡了她的阳光，立即气急败坏地走上去把衣服拽下来，嘴里还骂骂咧咧：“又不是明天就要死了，急什么急？”

对弱者施以同情，至少不故意坑害，这是做人最起码的底线。然而在今日之中国，弱肉强食的观念已经深入很多人的心。即便是那些医院门口卖烤红薯的，其价格都比一般地方贵上四分之一。对，因为你弱小，因为你陷于困境，不宰你宰谁？在各个大医院的门诊部，往往还活跃着一批专门从事坑蒙拐骗的“医托”，假装成患者模样，虚情假意地介绍一些蒙古大夫、野鸡医院。城里人见识多，上当的少；很多农村人就被这群丧尽天良的骗子骗走了救命钱。此外，医院的小偷还特别的多，这帮贼知道这些来看病的人肯定带了钱，于是专拣病人下手。父亲生病这几年，我奔走于医院，不止一次看到那些被偷了救命钱的病人呼天喊地、悲痛欲绝的情景。

二○○三年二月底，我和一位同事开车到外地出差，在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汽车撞到水泥隔离墩上又翻了个底朝天。当我们从扭曲变形的车身中爬出来，惊魂未定地报警时，附近村庄的几十个农民拿着撬杠等工具奔到现场。看到我们人都还活着，那些人就跟我搞价钱，要我们付一千块钱帮我们把车子翻过来。我们这是因公出差，车子也有保险，自然不会要这些一没票据、二无工具的农民“帮忙”，就客气地向他们道谢后请他们离开。然而，那些农民就如同等待觅食机会的秃鹫一样围在那里不肯走，几个人把我们车上洒落在外面的香烟、打火机等东西捡起来塞到自己兜里，更多的人则围着已经摔开的汽车后备箱。当时我们的后备箱里还放着手提电脑、业务资料和一些生活用品，于是我走上前去请他们走开。他们却不走，指着散落在后备箱里的洗发水和饮料说：反正你们也没有用了，把这些东西给我们吧。我当然不干，只好冒着汽车起火的危险守在那里防止他们哄抢。直到二十分钟后交警来了，那帮农民才不情愿地散去，走时一步三回头。后来我们清点后备箱里的物品，发现少了同事的一双新买的皮鞋。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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