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提出困难、复杂的问题，但是你用一种恰当的方式提问。”
“她提出好问题。”案主说成功的治疗经验中，最有帮助的面向是治疗师提出的问题。问题是任何访谈或治疗对话的核心，它们能够协助或阻碍案主想要叙说的故事。
当我们明白案主对于治疗师所提问题的观感，特别惊讶于他们经常觉得治疗师提的问题，用他们的话来说，“似乎并不相关”，这代表治疗师“根本没听进去我说的话”、“让我觉得毫不重要”、“侮辱我的人格”，或让他们“感到受责备”——或是一些让他们无法述说其故事的问题。
在问题之前的答案
从后现代的观点来看，由于它强调对于新叙事的开放性，且因为治疗叙事绝不可能在瞬间的对话之外被理解，总是从not-knowing的立场提出问题。换言之，因为采取一种not-knowing的立场，使得治疗师能够对案主表达兴趣与好奇，从这个立场所提的问题较可能来自局部对话（local conversation）的内部而非表面。
由这个立场所呈现的问题，能帮助案主述说、澄清和延伸故事；打开新的途径，探索已知或未知的事物；它们帮助治疗师了解和避免误解已说出与尚未说出的故事。结果，每个问题就引出详细的描述与解释；每个问题又引出另一个问题——这是一种不断询问的过程，为对话式的过程提供跳板。
我称这种问题为对话性问题（conversational questions）（Anderson & Goolishian, 1988; Goolishian, 1989; Goolishian & Anderson, 1990），它们鼓励案主与治疗师谈话，它们鼓励案主进入共同的探询之中。
依我的经验，奠基于not-knowing立场的问题，帮助我进入案主的主体性。挪威心理学家伊华．哈维森（Ivar Hartviksen, 1990）于下面这段话捕捉到这一点：“在我的治疗工作中，问题是我唯一拥有的工具。它是我探究和参与病人生活的唯一方式。”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问题总是受到对话的立即脉络表面所影响。当表面的knowing或论述位于优势时，它可能创造隧道式观点（tunnel vision），局限我们感到兴趣和询问的事物。它使得需要（demand）和设定（configure）案主故事的问题，能与我们基于之前跟案主互动所得的经验内容相吻合。它也引发一些会限制意义与理解的问题，这些意义与理解能透过较局部的对话产生。
治疗成为更动态的过程
若有愈多的问题是奠基于事先了解（preknowing）、寻找答案，或证实治疗师假设的基础上，那么治疗师就愈可能跟案主的经验和自己的经验脱节。我相信这些案主在他们的批评中所指的正是这个。
对话式问题的概念脱离了传统僵固的问话方式——奠基于某种方法论，或透过技巧而产生，或为了获取讯息或证实假设而预设问题，我们自认在提出问题前就已知道答案。这使得治疗成为更动态的过程，案主在过程中发展的叙事，让治疗师本身理解的视域开始产生疑问。
治疗师的任务永远是寻找问题和工具，透过它们理解更多关于眼前经验的叙述。这表示我刚被告知的内容，这个叙事的组合，正是治疗师必须找到下一个问题的答案；它给予治疗师下一个问题。也就是说，问题来自目前的交谈事件，正在发展中的叙事赋予了下一个问题，叙事是透过针对它而产生的问题，以不同的方式组合而成。在这种局部且不断问与答、再述说与再描述的过程中，寻求理解、意义与改变的可能性是开放且无限的。
同样地，勃纳（1990）在访谈中找出有意义的问题，将这种可理解的外在叙事典范，与那些针对局部交流的问题加以区分。勃纳的第一个范畴类似于我所认为的“在问题之前的答案”（answer before questions）：修辞学或教学法（pedagogical）的问题。修辞学的问题本身就给了答案；教学法的问题则暗示了问题的方向。在传统治疗中的问题经常属于这类性质；也就是说，它们会暗示方向（例如，正确的现实），但又留给案主一些距离以便找到答案。
“你必须问对问题”
在挪威北部举办的一场工作坊中，我跟一位午餐时坐在我对面的与会者闲聊。她很友善，面带微笑，看起来颇有自信。她必定是看出我没有认出她，所以自我介绍：“我知道你不记得我了，但我是安娜。你访谈过我一次，我告诉你的第一件事是：‘你必须问对问题。’”她部分说对了。我一开始没有认出她，但听到这番话就立刻记起她了，虽然她的外表跟我数年前在一次咨询访谈遇见的那位女性明显不同。
摘自《合作取向治疗——对话‧语言‧可能性》张老师文化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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