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5日訊】（大紀元記者楊婕美國加州聖地亞哥報導）梁雷，哈佛大學作曲博士，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音樂系助理教授。一九七二年生於中國天津，四歲開始學習鋼琴, 六歲時寫出自己的第一部音樂作品，十七歲作為高中生赴美留學，二十五歲被產生過十六位諾貝爾獎得主的哈佛大學院士協會聘為青年院士。除了獲得眾多獎項與榮譽，梁雷還受邀為紐約愛樂樂團、海倫堡愛樂樂團、台北國樂團、上海絃樂四重奏等作曲。
梁雷及其作品被西方藝術家評為「為恢復中華傳統文化所尊崇的『文人』氣質起了先導作用」。中國音樂學院李西安教授評價梁雷「對中國文化意蘊（包括原典）有獨特領悟和表現方式」，音樂學家班麗霞評價他的作品，「在極其簡潔的旋律內部有著豐富細膩的色彩流動，寧靜自由的呼吸之間，蘊含著對藝術、人生、宇宙的深刻思考。」
採訪梁雷，是一個輕鬆愉快的過程。我們在一家梁雷和太太 Takae 最喜歡的咖啡店見面。同來的還有他們剛過三個月的兒子，不過他一直躺在舒適的小推車裡美睡。梁雷說話聲音不大，平靜的語音和少有裝飾的詞彙，傳遞著他對中華文化的獨特理解和對音樂的摯愛，也讓聽者真實地感受到他內心蕩漾的激情和純真的生命力。
梁雷說，中國人有很強烈的自豪感，但這種自豪感經常是非常空虛、盲目的。他認為，重要的是，怎麼樣才能從文化的意義上「掙來」、「得到」這種自豪感，這種真正的自信。從某種意義上說，梁雷的學習和創作歷程，就是一個不斷掙得對中華文化自豪感的過程。
現代中國人空虛盲目的自豪感
談到中華傳統文化，梁雷講了一段自己的親身經歷。有一次梁雷回中國，在北京大學演講，他問底下的學生，有多少人讀過全本《論語》或六祖慧能的《壇經》。「這是我們作為中國人，不能不知道的書，你不知道這些書，你就不能說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人。」令他失望的是，底下上百的學生，沒有一個人舉手，這是在北大。他在哈佛大學，問同樣的問題，卻發現美國學生讀過這些書！
他說：「這個反差很大，我們中國人有很強烈的自豪感，但這種自豪感經常是非常空虛、盲目的。我特別在意的，就是從文化意義上，我們怎樣能夠靠自己的努力，掙來，得到（earn），這種真正的自信，而不是一種空虛的自豪感。」
讀書也不過是一個開端而已。梁雷說，「我認為，文化這東西，不是說你得了一個學位，你有很多書，或你生為一個中國人，你就在這個文化群體中，就是她的一員。文化是必須要從零做起，一點點自己去掙得的。你對文化有沒有體驗，不是說你讀過哪本書，而是你心裏對這個文化有沒有共鳴，有沒有把她內在化，把她變為你自己個人的一種體驗。」
作為一個音樂家，梁雷是怎樣找回自己的文化，並掙得對中華文化的自豪感的？話題從梁雷的「學習過程」談起。
音樂之家 播下音樂文化的種子
梁雷出生於一個音樂家庭，父親梁茂春是中央音樂學院的教授，研究中國音樂；母親蔡良玉是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的研究員，研究西方音樂史，偏重美國音樂，是較早把西方音樂介紹到中國的學者之一。
回想小時候的學琴經歷，梁雷娓娓道來，「我開始練琴的時候，不知道中、西音樂的區別。當時練琴都是用的西方音樂，就以為是中國音樂，把莫扎特也當成是中國人。到了比較大的時候，開始學一些中國民歌，才開始意識到中西音樂的區別。可以說，小時候有很多種子，留在我心裏，很久以後才慢慢發展出來。」
其中一個種子就是蒙古音樂。梁雷家裏有一個特別好的朋友，是內蒙古一個很了不起的音樂家，叫烏蘭傑。每逢過年，烏蘭傑就來串門。
「我小的時候，廣播裡總放一些民族大團結的歌，什麼歡樂的草原啊，都是些政治性的歌，我從來都不喜歡那些音樂。烏蘭傑老師一來，喝了一點酒，他就想唱歌，唱酒歌，或內蒙長調，那種音樂是很深刻的，也很悲哀的，表達的是想念家鄉，想念親人，表現大自然，表現友誼和勇氣，有很多很有哲理的歌詞。我那時候一聽，印象非常深，就覺得怎麼會有這麼美，這麼動人的音樂呀！」
他意識到這個音樂跟他學過的所有音樂都不一樣，「在藝術上有一種特別感動我的東西，相比之下，當時我們在廣播上聽到的那種歌唱民族大團結的音樂表現的是一種虛偽的音樂，表現的是一種虛假的快樂。可當你聽到烏蘭傑老師的音樂時，感到很真實，所以特別觸動我。」
梁雷出國時就特別帶著烏蘭傑的音樂聽。後來梁雷又接觸到蒙古一代大師色拉西（1887－1968）的音樂，對他的創作有很大影響。在梁雷的很多作品中，都可以聽到來自蒙古大草原的音樂。他畢業後還專門回中國，到內蒙古，參與把色拉西的音樂錄音復原，出版了《潮爾大師色拉西紀念專輯》的工作，並創作絃樂四重奏《色拉西片斷》，紀念這位蒙古音樂大師。
六四後 為自由赴美求學
另一個對他產生深遠影響的是，他親身經歷的「六四」天安門慘案。「我的學校離天安門廣場挺近，我是一個目擊者。當時我在上高中。這對我的衝擊很大。」 這事逼迫著一個十五歲的年輕人思考，「當你看到自由可以被暴力奪走，那什麼東西不會被奪走?」
梁雷的結論是，「我想唯一奪不走的就是我的想像力的自由。」 他認為現在很多時候他創作的動力都還是來自那次經歷。「怎麼能夠擴大一個人內心的，頭腦中的自由想像力，堅持這種想像力的獨立性，使得這種想像力不受政治的，外在因素的影響，不會被奪走。」
六四以後，梁雷的父母作為學者，也受到衝擊，父親作為最早研究文革音樂的人之一，他的文章被批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准發。梁雷在學校，「每天下午上政治課，就是寫坦白書。」 父母也感覺到在那個環境下兒子不僅有危險，也不可能再受到好的教育，在國內學習無望了，所以決定要他出國。
梁雷回憶到，「我也很運氣，我小時候開個人音樂會時，認識了一位美國老師，六四以後她就寫信問我們需不需要幫忙？雖然我當時不想出國，因為我的朋友們都在北京，我們和北京市民有一種很深的感情聯繫。但我父母認為我應該出國學習，這位美國朋友幫忙聯繫了德州的一個鋼琴老師，願意教我，於是我就這樣『被推出了家門。』」
找真相 自學中華文化
「但是出國以後，我馬上就想找到事情的真相。因為我在國內受到的教育，首先從政治、歷史方面，我覺得是假的，經歷了六四，我就更強烈地意識到了這一點。」
梁雷接著說，「所以一到德州，雖然我上的是中學，但我就到大學的圖書館裡去，讀了很多書。比如說中國歷史，看臺灣人怎麼寫中國歷史，看美國人怎麼寫中國歷史，一步一步地看。然後我注意到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就是我們對自己文化的真相的不瞭解。我們在中國讀書學到的中國文化到底能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國文化？這是一個大的問號。比如說，小時候對道家的文化非常不瞭解，對佛家的文化也非常不瞭解，對儒家的文化也是斷章取義的教學。」
就這樣，梁雷開始了「自學中華文化」的歷程。「我從德州後來去了波士頓，先在新英格蘭音樂學院上學，那時我去哈佛大學圖書館借書，哈佛大學的燕京圖書館是在東亞地區以外的館藏中文圖書最豐富的圖書館之一。比如說，《佛經》，《道德經》等，這都是中華文化的原典。我不是片斷地讀，而是整本書去讀，不是看人家怎麼詮釋，而是自己直接去看原典。」
閱讀原典讓梁雷意識到，「在國內中學學習中國文化時，閱讀的往往是被教材挑選好，由教育部門『咀嚼』過的，已經遠遠不是原汁原味的中國文化了。」 他更感到「過去所受的教育，嚴重誤導了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
在這個學習過程中，梁雷還手抄了大量的原典著作。如六祖慧能的《壇經》。梁雷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這段歷程時，寫到，「《壇經》這本書曾被錢穆先生稱作『中國人不能不讀的十本中國書』之一，可我在國內上學時從未接觸過……我的民族自豪感與對中國文化的無知兩者間強烈的反差令我慚愧。民族主義在今天的中國，是國人一致認同的精神凝聚的核心力量，其重要性幾乎可以取代過去一切曾經流行的信仰。但我逐漸在自學的過程中體會到，民族自豪感掩蓋不了自己的無知，我們需要的是真正的自信心。」（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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